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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与波伏娃的爱情神话,是一场糊弄了许多人的骗局?(2)

2020-12-15 09:36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作者:郑万玲 陈雪乔 译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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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特如何成为新型爱情关系的代表?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他们本身,既从未将一夫一妻制认定为资产阶级的特有标志,也从未将多配偶制——旧时代产物的不幸重现——定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奋斗目标之一。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甚至将排他性的爱情定义为性爱交易的一种高级表现形式,将婚姻定义为现代社会带来的一次最为显著的道德进步。一旦私有制被废除,“我们就可以有理有据地确信”,这位马克思的战友写道,“一夫一妻制,不仅不会消失,甚至还会第一次真正地得到实现”。

  接下来,为了找到萨特式自由爱情的根源,我们是否应该再转向夏尔·傅立叶的极端自由主义的激进思想?我们都知道,这位法伦斯泰尔的发明者同时也是《新爱情世界》一书的作者。他在书中毫不避讳地表明自己对多配偶制的哲学幻想,然而为了避免正统思想的控诉,这本书由他的追随者一直暗地保存到1967年才正式出版。十九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对婚姻发起了一次猛烈的攻击。傅立叶在书中写道,“爱情与诚实、可敬的事业毫无关系”。“我们曾经把尊严、荣誉放在了排他性的爱情里:但事实却证明了它的相反面,文明只会在这个谄媚的世界里生产出一批蛮横独裁和愚昧的男人,素质低下、麻木迟钝,以及一群下流卑贱和心怀不轨的女人,不知羞耻,道貌岸然。”

  而在黑暗中进行的复数式爱情,这样的不忠发生在整个社会里,倘若继续将其定义为一种罪行,或一种罪恶的懦弱行为,到底意义何在?为了弄懂爱情,“令人倒胃口的文明”,只知道从这“最美的激情”里抽出“具有强迫性的最后一层关系,即夫妻关系”为对象。于是傅立叶号召所有人类彻底反对任何将“以婚姻标准来要求爱情保持终生忠诚”的思想合法化。

  然而,傅立叶所大肆吹捧的性爱社会与组织性的聚众滥交或全民狂欢式的性爱盛宴都没有关系。他所构想的是一个“核心爱情”系统,结构复杂却井然有序。它允许夫妻与他人建立感情,哪怕是比夫妻关系更具优先性的感情,抑或性爱关系。在尚未完全成熟的资本主义获胜的时代里,傅立叶的构想实属罕见,女人们不仅仅没有被他遗忘,在他看来,她们甚至成为了新型道德观的受益者。他甚至幻想家庭主妇们将会有一天凭靠“无限的母性”而备受尊敬,这股力量还可以让她以同等的热情去爱七个男人,与此同时,还能给她的孩子带来同等程度的细致关怀。

  那么萨特与波伏娃难道是傅立叶“和谐世界”的追随者?无论如何,他们都认为不管忠诚是否具有排他性,它都可以存在。他们一致盲目地信奉透明化原则。在萨特与傅立叶看来,凭借着秘密的名义,即布尔乔亚式虚伪所遗留的产物——“个人隐私”,各种罪恶都可以在思想里生根发芽。因此每个人都应该公开承认自己的欲望,完美的世界就是一座透明的房子,这样的思想不得不让人想起杰里米构想出的恐怖的“仪表式”圆形监狱。

  与傅立叶的另外一个共同点则是,他们一致认为或许这样的爱情就能摆脱嫉妒的困扰。在傅立叶看来,在一切都被公开透明的社会里,激情会被极大地削弱,因为我们有了“被发现不忠后的现实保障”。傅立叶也会犯错?对于一个已如此放浪不羁的男人来说,想为自己的不忠找“现实保障”,听起来实在有些小家子气。毫无疑问,即使对于所有伟大的爱情革命者来说,嫉妒依旧是永不消失的暗礁。

  但关于一点,即性爱关系可被赋予的意义,《恶心》的作者与傅立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傅立叶毫无将性爱与尊严剥离之意,相反,他甚至希望为复数式爱情沉冤昭雪,并视其为通往“最崇高的情感幻想”的高级之路。在傅立叶的世界观里,“只有真心为他人疯狂后,才能拥有他人”,这点他也曾在《新爱情世界》中明确表示过。

  不管怎样,萨特与波伏娃在六十年代成为了一种新型性滥交关系的代表,在库尔奇奥·马拉帕尔泰以及其他无数作家看来,这两位如同是被世人唾弃的领导者,带着“一群来势汹汹却懦弱胆怯的追求自由的孩子”。这对存在主义夫妇,与所谓垮掉的一代抑或群体性爱模式,都毫无关系。尽管性欲的狂风可以随意地触动每处经脉,尽管身体在兴奋激动,而对于这两位高学历的人来说,事情也绝非如此简单。于此,萨特曾多次坦白心声:性情冷淡,唯独不恋肉欲之乐。“结束之时会有一丝快感,但实在微乎其微”,1974年在接受公开采访时,他是这么来描述萨特式性爱的。

  让每个事物符合它本该是的样子,这便是萨特与波伏娃所公开表示的爱情观,这也与他们在其他诸多领域的观点大致相同。这听起来更像是一种严肃的爱情教条,并非是所谓的爱情游戏或随机游戏。毫无疑问,萨特与波伏娃太想革新大众的思想,过于想向他们普及与道德无关的性爱关系,让每个人都成为梅特伊夫人和瓦尔蒙子爵的信徒。在一幕幕风流的性爱情节里,我们看到拉克洛笔下的这位虚拟人物——梅特伊侯爵夫人,一心践行着最为纯粹、最至高无上的个人自主权,对于命运,她从不抱任何幻想抑或极端的报复心,尽管她的姐妹们都被社会逼到了相反面。作为一名为女性争取选举权的现代女性,波伏娃,更希望推动女性的解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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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伏娃想得更多的是女性解放

  翻开《第二性》,我们发现作者对这场解放运动成功的概率似乎并不持乐观态度。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在波伏娃看来,男女感情中的根本差异在现在、将来甚至永远都会存在。在这篇写于1947年的散文末尾处,波伏娃以一套略显苦涩干瘪的理论论证了这种差距,而这一差距也在日后成为女权主义者们重要的武器之一。通过这本书,我们走进了波伏娃的爱情观。她在书中依据尼采《快乐的知识》中的观点,认为爱情这一词,“于两个性别而言,意义完全不同”。

  在这本书中,女人们被描述成了残缺不全的事物,这是由现如今仍然极具强权性的家长制社会导致而成,波伏娃在年轻时就是这么写的。从孩童时代起,女人的命运便献给了男人,她们在经济上依赖男人,被关押在一个发育不良的“女性”世界里,她们无法像另一个性别一样成为一个人。甚至对女人来说,转向男性话题才是获得些许话语权的唯一途径。从波伏娃的观点来看,女人若沉迷于爱情,是为了自救。

  让人痛苦的悖论则是,若爱情真能给女人带来满足,能给她带来所期待的一切,让她去感受和一个相互依赖的男人完全融合的感觉,那么于女人而言,爱情或许很有理由存在。但一个可能会彻底抛弃她的情人无法给她带来这种依靠,无法给予她一直寻找的第二重保障。而若一个男人完全听命于她,男人自己又无法消除被女人控制的不满。所以,于女人而言,爱情注定是悲剧的。

  此外,波伏娃根据自己的理论提出了一个十分微妙的现象:面对身旁熟睡的心爱之人,不同性别之人的眼神是不同的。波伏娃强调,《追忆似水年华》的主人公在看着阿尔伯蒂睡觉时感到十分幸福,因为熟睡中的她肯定不属于其他任何人,他狂热的占有欲可以暂时得到缓解。但对女人而言却完全相反,波伏娃引用了维奥莱特·勒迪克一篇精彩的文章肯定道。

  男人在睡觉,对女人来说,是一种无法忍受的冷漠,甚至背叛。“于女人而言,作为万物之主的上帝不应该陷入完全的休息之中:看见超越自己的强者被困意击垮时,她们总是心怀敌意。”她们讨厌牲畜般的惰性,厌恶“男人那副不是为了她们而是为了自己而存在的身体”。波伏娃总结道:“男人们弄醒情妇是为了爱抚她,而情妇弄醒男人是让他别睡了。”成百上千场喜剧中都有这么一幕滑稽的场景,男孩因在亲热过后就早早入睡而被女孩指责得狗血淋头,而这一幕背后所体现的正是两性之间存在已久的误解深渊,波伏娃凭借其细腻的思考,在几页略带辛酸的论证中,将其统统揭示了出来。

  然而,我们是否可以去想象一个没有任何误解的时代的到来?在那个时代里,对女人而言,爱情再也不是一种不仅无法使其解放反而将其牢牢束缚的绝望?《第二性》作者认为,“平等”的爱情或许是可以实现的,她在文中引用了马尔罗《人的命运》一书中京和同伴梅的关系作为例子。此外,为了实现这种关系,她认为女人必须要在社会上获得独立,并建立起只为自己的目标。“若有一天,女人能在自己的强大力量里而非在弱小无助中去爱,为了找到自我而非逃避自我去爱,为了肯定自我而非否定自我去爱,那么爱情对女人而言,就像是对男人一样,将会成为她们的生命之源,而不是致命危险。”于此,我们或许只想说,在写下这些话时,波伏娃是否会想到这一天真真切切地在现实中发生在了自己的身上?

  我们总是讽刺波伏娃爱情书写里纯情少女的一面。的确,这与她和萨特如军人般粗鲁的契约关系以及向他揭露她的“小女友们”——常常是她在所任教的毕业班中挑选出的女学生——隐私时惯用的粗俗词汇截然不同。关于比安卡·朗布兰,波伏娃曾写道,“悲壮的一夜”。在与这位16岁少女发生过几次同性性爱关系后,波伏娃将其转交到萨特手上,后者又不假思索地夺走了她的贞洁。“这种疯狂,像劣质又油腻的鹅肝一样让人恶心……”

  相反,和男人在一起时,波伏娃变得极为多愁善感。这位严厉又固执的女性理论家,摇身一变成为了温顺的舍赫拉查达,抑或是维罗纳城中与爱人私定终身的朱丽叶,甚至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查泰莱夫人。当她望着博斯特睡着时,她的心被无限柔情融化了。在给作家纳尔森·艾格林的信中,波伏娃写道,“我心中凶猛的野兽,我远方的爱人”,她向他承诺在下次旅行中的某一天要去他的家中做温顺的天堂女神。“我会很乖巧,我会洗碗,我会扫地,我会自己去买鸡蛋和朗姆酒蛋糕,没有您的允许,我不会触碰您的头发,您的脸颊,您的肩膀”。就像古代的伊索尔德,波伏娃或许还会选择戴着他赠与的指环入土安葬。

  然而,她永远不会接受萨特的离开,抑或抛弃巴黎的荣耀,跨越大西洋和艾格林彻底地双宿双飞。事实上,由于无法忍受距离带给爱情的限制,她的这位帅气的美国朋友也曾多次在离开前向她求婚。而波伏娃在19岁时,就已在日记中解释了让她产生不婚念头的某些伦理性原因。“这种决定性的选择的可怕之处在于,我们付出的不仅是今日的自己,更是明日的自己,这就是为什么婚姻在本质上是不道德的。”然而我们可以认为,与萨特的契约爱情,其实同样也是具有“决定性”和限制性的,所以她坚决拒绝和这位曾在她的生命中激起强烈性爱欲望的萨特一起生活。有时,波伏娃相信自由的恋爱与在市政厅前穿着洁白婚纱的庄严时刻一样束缚人。

  然而我们也可以看到,波伏娃做出的放弃艾格林的艰难决定,其实也完全符合她曾写下的关于其所向往的理想爱情的看法,即一个“陪伴”她一生的爱情,而不是会彻底“消耗她”的爱情。一个可以让她保持自己的本性,任由她做自己所想的爱情:成为一名受人尊重的著名作家。当汹涌热烈却又稍纵即逝的爱情开始时,切勿去依靠一个不依靠自己的人。此外,在存在主义爱情必须具备的透明化原则中,我们再次看到了古罗马时代残忍的斯多葛学派的智慧。

  06

  萨特与波伏娃的情人们的反抗

  关于这两位文人间契约关系本质里的暴力,或许那些如卫星般围绕的情人们,那些在萨特和波伏娃爱情里的“劣等人群”最有发言权。1993年,比安卡·朗布兰的《一个被打扰的女孩的回忆录》问世,这本前所未闻的控告书以极其严肃的态度打破了这对存在主义者的爱情神话,让所有仍然天真地相信放荡爱情中有美好天堂的人看到了真相。他们一个是负责招揽年轻女学生的助理,一个是变态,法国文人圈的两大光辉人物突然间沦为了此等形象,如同一匹有着两个头­的危险猛兽,甚至与九十年代曾在法国乡下四处搜寻幼女并奸杀的富尔尼埃夫妇相差不远。此外,这种评价也得到了远方的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肯定。1943年,在读完《女宾》后,列维斯特劳斯坦白道,在他看来,书中的萨特就是一个“淫荡邪恶的流氓”。

  如果说要为这份契约爱情所产生的附带性伤害寻找一个痛苦又不幸的证人,那必定是纳尔森·艾格林。1965年,波伏娃在《回忆录》问世后随即又出版了后续作品《事物的力量》,《哈泼斯杂志》截取了书中几处意味深长的片段发表了《关于忠诚的问题》一文。在书中,除了对与艾格林的相遇无所顾忌的描写,我们还可以看到诸多此类性质的思考:“太多人像我与萨特这样维持着契约:他们都保持着一定距离去维持‘某种忠诚’。”“我曾以我的方式对你忠诚。”“婚姻是有风险的……倘若夫妻二人只接受对方在外短暂的性爱经历,可能很容易,但他们向对方所妥协的自由其实也配不上称为自由。萨特和我,我们曾经过于野心勃勃;我们曾想体验‘偶然爱情’;但我们却一直稀里糊涂地回避了一个问题:第三者怎样才能适应我们的模式呢?”

  饱受质疑的“第三者”纳尔森·艾格利,在看到波伏娃字字句句的冷漠以及往日谎言背后的真相后,痛不欲生,于是他先后在《哈泼斯杂志》和另一家小型文学报刊《中西》上发表了两篇令人大为咋舌的文章作为回应。他不仅质疑前任情妇身为作家的个人品德,还质疑其作品的真实性,更在第一篇文章《关于西蒙娜·德·波伏娃的问题》中给波伏娃狠狠地上了一堂爱情哲学课。

  艾格利苦涩地讽刺道,“波伏娃女士的世界是一幅映射在镜中的影像——在这个世界里,任何人都不曾活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她小说中的所有人物,无论是否取自现实生活,在她的纸上都失去了生命”。她随时准备好付出一切去维护自由,却从不愿承担任何现实的风险,“波伏娃女士感觉自己可以信任让保罗·萨特的不忠。多么聪明!”一个被掩饰的童话故事,一个女知识分子的招摇诈骗,一轮可悲的三人纸牌游戏,甚至已经是犯罪行为。这就是艾格林的最终观点,自那天起,他断绝了与她的一切联系。“任何想要用偶然性体验爱情的人,恐怕脑子已严重坏掉。爱情怎么能成为偶然性的呢?”被伤得千疮百孔的艾格林留下了这么一个有待解答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同等失望的萨特也无法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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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家萨特的不安

  他也喜欢失去理智,尽管身为年轻人会有许多解决办法。尽管他曾因为女人们无法接受共同分享他而被抛弃,但倘若遇到某位势均力敌的同行者时,他也会在很长时间里放下欲望,萨特向所有女人肯定地说道。比如多洛雷斯,萨特曾在一段时间考虑娶她为妻,而于此波伏娃甚至一度毫不知情。他也曾向俄罗斯的女翻译家左妮娜求过婚,但目的是为了自己能够留在西部。“越看海狸的《回忆录》,我越明白我永远不会去改变那些事物。这一切让我痛不欲生……,”左妮娜在提出分手之前给萨特写道,“你和海狸共同创造了一个令人惊叹的事物,但对于靠近它的人来说,却是如此的危险。”萨特真想过在某一天结束这份契约,步入婚姻,离开波伏娃吗?毫无疑问,答案是否定的。他总会在最后回到波伏娃的身边,哪怕要极其可笑地装腔作势,并且从回忆录里的描述来看,这也不足为奇。

  长相丑陋的人想要在爱情里实现计划经济,成功引诱每个目标,或许不得不耐心地等候,等候自己的哲学荣誉在现实中真的变得有用的那刻,那时她们将会被萨特一一俘虏。他向女学生谄媚讨好,然后又将她们残忍地并且毫无尊严地收入囊中;他倚仗自己戏剧家的名誉,为新晋女演员们点亮舞台的灯光;还有那些日本和巴西的女翻译家,以及其他一些极其容易得手的性爱猎物。“如果非要说我曾经非常淫荡,那我无话可说!”在波伏娃的一本小说中,萨特是这么说的。

  此外,他主动承认,在与女人复杂的性爱关系的巅峰时期,他的确成为了性虐待狂,可他却极其苦闷于那副让他束手束脚的外表,以至于他在街上会避免向行人问路,以免他们会感到惊慌。毫无疑问,对于相貌如此丑陋的人而言——正如导演约翰·休斯顿在五十年代末于爱尔兰的一处住所中接待过萨特后所说,“人能有多丑,他就有多丑”——爱情有时候便成了黑暗中的报复。

  此外,晚年时期的萨特,即使已步入激情的黄昏,即使一夜纵情多次的时光早已不复存在,即使作为和波伏娃一样终生不愿组建家庭的男人,在最后也仍然维持着一个令人疲惫不堪的大家庭。他所有的女人,无论结识于何时,哪怕大多数都较为神经过敏或性情孤僻,都长期在经济上依赖于他,并且几乎都住在距离他的住所步行十分钟的范围里。

  阿莱特,萨特合法收养的女儿以及后来的情人,并不知道萨特仍继续与万达交往,而万达也并不知道萨特仍在与鲍里斯·维安昔日的爵士乐创作灵感女伴米歇尔同床共枕,在萨特的身体尚未进入像《告别仪式》中所描述的那般难以忍受的衰竭之前,米歇尔一直是萨特定期拜访的情人。而面对米歇尔,萨特也对自己定期在波伏娃家留宿的事情有所隐瞒,波伏娃是他“高高在上的母亲”,就凭借如此粗制滥造的托词,萨特向波伏娃掩盖着自己曾经的姗姗来迟、过失以及错过的陪伴。萨特曾向一位年轻的友人——精神分析师庞塔利——可怜地称自己为“小区护士”,并说道,“您很幸运。病人来看您并给您付钱。而我呢,我不仅四处奔波,还要给她们钱”。

  我们很难找到像萨特这样一位凶狠地追逐着透明化爱情的信徒,他编织着半真半假的谎言,捏造着花言巧语,甚至干脆直接玩弄道德。毫无疑问,我们也找不到别的女人能比那些被他选中的女人承受得住更多的谎言。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这份著名的“真相契约”实际上是一份真实的骗子契约?倘若如此,我们或许可以任意嘲笑波伏娃,她沦为了朱诺女神,沦为了一位被男人用来躲避情妇愤怒不满的“挡箭牌”妻子。

  就此观点,那些偏爱于将女性解放视为女性自古以来的奴隶地位的一种隐蔽表现形式甚至双重表现形式的人,毫无疑问会表示赞同。对于他的这位“与皇族通婚的平民妻子”,这位“自己身体里的坚实后盾”,萨特给的爱其实不少,他总是给她无限的、让人无法驳回的温柔。多年过去,他依旧说着:“哦,我心里的、我眼里的宝贝,我生命的主心骨,我的意识和我的生命。”在生命的尽头,他一直坚定地说道:“在我的生命中,或许我会用尽全力去爱一个人,既不疯狂,也不独特,但出自我的内心。”

  本文摘自

  《 哲学家与爱》

  作者:[法]奥德·朗瑟兰 [法]玛丽·勒莫尼耶

  译者:郑万玲、陈雪乔

  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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