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前面所说，此后的几年里，内人戴燕和我常常在普林斯顿和余先生陈先生闲聊，我曾经在二〇一二年写过一篇《日日是好日——重访普林斯顿》，里面有一段说到我们愉快的闲聊，不妨抄在下面：
在普林斯顿最愉快的事情，莫过于可以常常与余英时先生夫妇聊天。余先生和我一样喜欢天南海北地聊，虽然谈的始终是“中国”，但话题却时而历史，时而政治，有时学术，有时趣事。陈淑平先生和内人戴燕有时一起聊，有时也分了拨儿对谈。
没有录音，没有边际，也没有主题。有时在考试中心，有时在Nassau街上鱼餐厅，有时是在大千美食林，最多的是在余家客厅。事后回想起来，话题真是变幻多多。像最近王汎森兄所说的“执拗的低音”，余先生就谈到他对边缘史学与被压抑之历史资源，始终相当注意。对于我所关心的禅宗史，余先生也很赞成我对胡适在禅宗史研究的肯定。他还特别说到胡适为人之不可及处，他说，胡适看来为人从容大度，颇为随和，但其实很重视思想立场和独立人格。他提到在新公开的蒋介石日记中，有蒋私下里对胡适的极度怨怼，蒋居然认为胡适是对其最大的羞辱，但胡适对政治的态度和对蒋的态度，却始终不卑不亢，一以贯之；有时候，余先生也会说到他的兴趣，和我一样，他特别喜欢阅读前辈的日记，余先生对胡适日记读得极熟，现在正读邓之诚日记。
我告诉余先生，我曾经在哈佛通读杨联陞先生四十余册日记，读到杨先生患病被电击之苦，读到杨先生对于回北京的期待与顾虑，读到杨先生对种种学人观察深刻的评价，都很有意思。余先生便向我讲述了他这位老师的种种往事，不免也相对感慨。此外，近年来余先生和我都曾细读过《吴宓日记》正编与续编二十册，我们聊起这个既冬烘又新潮，既软弱又固执的学者，对其日记中呈现当代中国的历史背景很是唏嘘，对这个出身陕西乡下却留学哈佛，执着于理想甚至幻想的怪人很是同情。
当然，有时也聊一些学界轶事，如杨联陞与何炳棣当年的故事，钱锺书与李慎之在美国的故事，还说到余先生的老师钱穆先生的无锡口音与日常趣话，张光直的壮怀激烈和晚景凄凉。余先生是长辈，和这些前辈学者都是旧识，那些亲见的故事，常常让人遥想学者风采，让我们这些不及亲炙前辈的人感到亲切。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余先生对各种学人评价的宽容与克制。常言道“谁人背后不说人”，但在背后议论仍然能秉持公道与公心，对任何人都怀抱善意，能够如此的人却不多见。当然，我们最多的还是聊历史中国和当下中国，余先生有一本书的书名叫《中国情怀》，确实，他也始终眷念故国乡土，但他更看重的是文化传统。有一次，他接受香港电视访问，曾这样说到，“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可他身在美国，何尝有一天忘记中国。五月底，我们要回国，临别时他给我们写了一幅字，用了他三十三年前重访大陆，也是唯一一次回到中国时写的一首诗：“凤泊鸾飘廿九霜，如何未老便还乡。此行看遍边关月，不见江南总断肠。”
四
现在写这篇文章，回想和余先生的闲聊，不知怎么地特别多想到的，却是前辈学者不可企及处不止在思想学问上，更是在待人接物上。我一直特别喜欢胡适，常常引用胡适的一句话，意思是“对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对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尽管有鲁迅那样的人，揣测他唱的只是空城计，敞开的大门里有刀兵无数，但人们都倾向于相信胡适对人，无论是对敌人还是朋友的大度和真诚，所以，那时才有“我的朋友胡适之”的说法。
在物欲横流、尔虞我诈的时代，保持这种风度和胸怀，好像没那么容易。对人的这种谦和、厚道和坦率，彷彿成了老辈学者的专利。我特别注意到，余先生对老师，无论是新亚时代的钱穆先生，还是哈佛时代的杨联陞先生，那种尊敬和爱护始终如一。比如钱穆先生，尽管余先生并不完全赞同钱穆先生一些思想观念（见余先生的自述，收在上海辞书出版社二〇一四年出版的何俊《师英录》中），在《反智论》的观念上，也曾受到钱穆先生的委婉反驳，但余先生觉得他和钱穆先生不仅有“超出一般师生”的感情，而且对钱穆先生“一生为故国招魂”的理想，和钱穆先生对历史的“温情”，却始终怀有最大的“敬意”；对钱穆先生作为历史学家，与新儒家诸公不同的立场，也始终努力解释和阐扬。除了前面我提到的《犹记风吹水上鳞》和《一生为故国招魂》（都收在《钱穆与中国文化》中）之外，直到前年，已经八十六岁的余先生还专门为重印《国史大纲》写了相当长的一篇《《国史大纲》发微》（发表在《古今论衡》第二十九期），深入解释钱穆这部名著的内在结构和外在影响，阐发了他在新亚时期就熟读的这部名著的意义（余先生说，他一九五〇年代在新亚时期就精读《国史大纲》，并且对每章都做过笔记和报告）。很显然，一九七三年余先生之所以回香港，也和他对老师的承诺有关，就像他给杨联陞先生辞行前说的，“已甘寂寞依小镇，又逐喧哗向海隈”，尽管那时余先生在哈佛的生活已经安定，正顺风满帆地在美国汉学界开拓新的天地，但之所以还是答应担任新亚书院之事，正和他重师生承诺有关。有人说，现在这个世界上最缺乏的是为人“厚道”和懂得“感恩”，我在余先生对钱穆先生的一生敬意上，我看到了这种稀缺的教养。
和余先生见面多了，谈得多了，就知道他不仅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却也是极重感情的人。我在这里，想更多说几句有关余先生和他的老师杨联陞。因为我曾通读杨联陞先生的日记，在阅读日记中，特别注意了杨联陞先生有关余先生的记载文字，所以很有一些感想。
余先生能够由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人身分转为哈佛大学正式攻读博士学位，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又能够从密西根大学回到哈佛大学任教，当然和杨联陞先生的厚爱和力荐分不开。而余先生对杨联陞先生的敬意，也让我看到那种师生之间相互关爱的情感，如何伴随了余先生一生，并影响了余先生自由主义的立场和历史学家的取径。一九六五年八月二日，即将回到哈佛任教的余先生曾经写过一首诗给杨联陞先生：“七载师门无限思，重来桃李又盈枝。如来升座天花坠，便是伽蓝解笑时。（最后这一句余先生后来改作‘伽叶当年解笑时’）”他用“拈花微笑”的典故，表达他对老师授业解惑的谢意和光大师门的心情。而杨联陞则答诗曰：“古月寒梅系梦思，谁期海外发新枝。随缘且上须弥座，转忆当年听法时。”余先生的诗和杨联陞先生的答诗非常巧妙，刚好象征着师生之间薪火相传的脉络。余先生在杨联陞和胡适的通信集《论学谈诗二十年》的序文中，特意引用了杨联陞先生这首诗，并且说到：“古月指（胡）适之先生，寒梅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他（杨联陞）饮水思源，最念念不忘的还是胡适之当年‘说法’的一番锤炼”。（《论学谈诗二十年─序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论学谈诗二十年》，联经出版公司，一九九八）显然，杨联陞先生用听胡适、梅贻琦‘说法’为喻，期待余先生在“海外发新枝”，恰好和余先生以摩诃迦叶微笑的典故，表示禅宗传续佛陀拈花奥旨，意思前后相续，象征着从胡适、杨联陞到余英时的那一个学脉。
二〇〇九年和二〇一四年，我两次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细读四十几册杨联陞日记，从日记的零星记载中，我看到余先生和杨联陞先生那种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的情感，让我非常感动。杨联陞先生的日记有不少生活琐事，也偶有学术感想。我看到，很多学术问题他们互相讨论，很多生活琐事他们互相帮助。我猜想，余先生之所以爱围棋嗜京戏，也许都和老师影响有关，余先生曾送给我们一张他穿着戏装的照片，据说是在杨联陞先生鼓励下，他才粉墨登场的。而杨联陞先生看金庸武侠小说，大概也与余先生特意帮他借书有关，在日记中可以看到杨联陞对金庸的浓厚兴趣，显然是余先生给他借书带来的。而杨联陞对自己的另一位老师陈寅恪先生自始至终的关注，也一定影响了余先生。在日记中看到，余先生时常为他打探陈寅恪的行踪，给他带来各种消息，还给他带来当年友联印制的陈寅恪未刊稿《论再生缘》（据日记说，还是余先生出资印刷的）。尽管一九七七年余先生离开哈佛大学转赴耶鲁大学，余先生曾说离开哈佛，“从私人感情上说，我对他（杨联陞先生）的歉意是永久的”。但事实上，他们的师生情谊依然深厚，丝毫不因为距离远近有任何改变，他们仍然时常通过信札和电话论学谈诗，正如余先生所说，杨联陞为余先生《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撰写序言《原商贾》，是“他（杨联陞）晚年最用气力的论学之作”。就是杨联陞一九九一年去世之后，余先生仍在为杨联陞先生的身后事操心，他不仅编了杨联陞和胡适的往来信函《论学谈诗二十年》，而且还整理订正了杨联陞先生的诗集。
关于杨联陞诗集，不妨再多说几句。记得是二〇一五年，余先生托周质平兄把他整理校订的杨联陞诗集交给杨联陞先生在大陆的儿子，余先生知道我关注杨联陞先生，顺便也请周质平兄转送给我一份。那是厚厚的一包，打开看过后，我的心情很难平静。这部诗集一共近百页，从一九二八年起，到一九八九年，编年编次，外加挽联、挽词、挽诗，间有注释。原来，这是经过余先生一首一首亲自订正过的，直到最后的打印稿，还保留着余先生再三校正的笔迹。而这时候，杨联陞先生已经过世二十多年，而余先生也已经八五高龄，我在想，今后能有多少学生，能在几十年后仍然对过世已久的老师，始终怀着感恩的心情，并且用心用力地为他整理遗稿？
五
二〇一三年的冬天，记得是十二月九日，正是普镇下第一场雪的后一天，也是普镇下第二场雪的前一天，那天下午，路上积雪稍稍化开，我正好有事外出，突然余先生和陈先生驾车来到Lawrence Drive我的住处，把厚厚一叠文稿交给内人戴燕，说这是二〇一四年一月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即将出版的新书《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的最后一校，上面还有他自己若干亲笔校改的痕迹，余先生嘱咐我们看一看。傍晚，我从外面回来开始拜读，越读越觉得兴味盎然，略有感想便匆匆记下，有时也拿起电话来和余先生乱聊，记得我一口气看了两个晚上加一个白天，不知不觉，普镇又已是漫天飞雪，遥望窗外，已经是白茫茫的一片。
这是我给余先生《论天人之际》一书写书评《向内在超越之路》的缘起。我觉得，余先生这部书的问世，使余先生对于中国知识人的历史和思想文化的历史，完成了最后的一块拼图，形成了他“从尧到m”、贯通上下的一个清晰、独特和完整的历史叙述。如果说，在前此的余先生各种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注重“内向超越”的思想文化，如何在汉代成为主流并顺流而下，在《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中看到了汉晋以来“士”的新自觉和新思潮，以及名教危机与魏晋士风演变，在《朱熹的历史世界》及《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中又看到唐宋以后士大夫的“得君行道”，以及理想主义受挫之后逐渐发展出“觉民行道”，在《戴震与章学诚》等清代学术史论著中看到知识阶层中的两种取向，最终在二十世纪看到了中国知识人的“边缘化”，在《重寻胡适历程》和《未尽的才情》中更看到了二十世纪知识人如胡适和顾颉刚的思想、学术、生活和命运。那么，在《论天人之际》中余先生上溯源头，在古文献与考古发掘中寻找古代礼乐传统、祭祀仪式中的“巫”，指出他们如何逐渐“蜕变”，把“天命”、“鬼神”这些外在于人心的神秘力量，转换为超越的精神力量和道德责任，在“轴心时代”奠定了古代思想文化的基调。这是贯穿古今的一个中国思想史，也是绵绵不绝的一个中国文化史。
当然，有人看到他上到尧，下到m，唯独没有重点写一部书讨论唐代，有人也传闻余先生曾经做了很多准备，要写唐代佛教与知识人的著作，我也曾经为此当面问过余先生。余先生笑而不答，说：“这个题目该你来写呀！”
六
可是，我哪里有能力像余先生那样，把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水乳交融地汇集在一起，写一部唐代知识人与佛教的历史！我当然知道，这是余先生的厚爱和期望，这些年的往来中我充分感受到，余先生其实是充满感情的长者。“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他对每个后辈学人几乎都抱有天然而巨大的热情。记得我在普林斯顿客座，每年一次的公开演讲，已经很少在东亚系露面的他，大多会亲自出席，他的光临使很久没有见到他的普大东亚系同事和学生，也觉得意外和惊喜。我听到不少朋友说到，和余先生谈话，总是让人如沐春风，因为他无论面对任何人，总是那么坦诚、专注和热情。我当然知道，余先生让我写唐代佛教与知识人这个题目，乃是对我的鼓励，我当然会更多地在学术与思想上步武先贤。好在同样是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者，对于中国知识人的历史命运和思想取向，既是余先生的关注重心，也是我学术研究的关注重心，而余先生那种通过兼顾“外在背景”（政治文化和制度）和“内在理路”（思想和学术脉络）的方法撰写的著作，也始终可以作为我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典范。当然我相信，余先生觉得更重要的一定是，我们生在这个时代，无论如何，自当“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
写到这里，我彷彿又回到那个风雪漫天的普林斯顿，二〇一三年，我在普大担任GlobalScholar的四年聘期将满，这是最后一个学期在普林斯顿了。余先生、陈先生和我们都意识到，分手之后，从容而频繁见面的机会可能不多，所以，格外珍惜在普镇的那两个月。在那两个月中我们多次约见，有时在普大中心的花园，有时在普镇公共图书馆旁餐厅，当然最多是在余先生家里。记得有一次在余先生家，陈淑平先生特意下厨，亲手烤了两只鸭子，而余先生则难得地亲自动手用刀剪“解剖”烤鸭，他笑道好久没有“重操旧业”，之所以说是“重操旧业”，据说是因为过去烤鸭曾是余宅的拿手菜，而余先生的任务，就是负责烤鸭上桌之后，操持刀剪分解以享客人。
又是岁末初冬了，上海的天气也渐渐寒冷下来，离开那个普镇飞雪的冬天已经五年。尽管我们在二〇一三年以后，仍然有机会重访普林斯顿余宅，仍然和余先生、陈先生有过痛快而愉快的谈话（当然更多的是电话聊天），但毕竟不像那几年那么方便了。可是，每当我们听到余先生、陈先生的声音，无论是当面还是通过电话，知道他们身体健康，就格外欣慰。特别是看到余先生年届米寿，仍然笔耕不辍，不仅常常有新作问世，而且刚刚出版了《余英时回忆录》。虽然只是前半部，却在几天之内就风靡两岸三地。近日，与林载爵先生在香港见面，他特意从台北给我带来刚刚印出的这部回忆录，翻开书页，看到熟悉的文字，想起新泽西州普镇那片竹林，想起余宅客厅洒进的阳光，彷彿也能看到余宅窗外的鱼池，我们能说什么呢？内人戴燕和我想了半天，都觉得只能不避俗套，借用他人的一句老话，即“岂止于米，相期以茶”。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匆匆写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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