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随着拍戏的深入，不仅仅是导演，很多工作人员同样在创作上的责任感是一点点增加的。以我的儿子杨博为代表的80后年轻人为例，他是在国外学导演回来的，一开始，他觉得头晕，老往后躲，随着拍摄的深入，你发现在危险时冲在最前面的永远都是这些年轻人。有一个倪萍从五层楼废墟里搬出儿子自行车的镜头，画面是从无声到搬自行车吭哧吭哧的声音出现，我希望演员能够从废墟深处五六米的地方出来，正犹豫着要不要跟倪萍说，你再往深处点，杨博已经扛着自行车爬进到废墟最底层的深处了，为倪萍趟好了路。当结束拍摄离开地震纪念碑时，我突然发现，在杨博的带领下，这些年轻人集体向废墟深深鞠躬，说：打扰了。我一下子觉得，拍了这么一部电影，亲眼见证了这些年轻人的成长，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一开始我觉得，给我一个主旋律题材的命题作业，让我的创作空间如此狭小，但是经历了创作后，发现这个戏其实是留了很多创作余地，实际上，无论做人，还是创作上，这次都得到了一次特别难得的经历。
艺术作品中的普通人太少了
Q：你如何看倪萍在你的作品中“被圣母”化的女性形象？
A：我们的艺术作品中，这种圣母化的人物太少了。荧幕上那些帝王将相、英雄美女是不是比这样的人物多太多了？生活中里的大多数、荧幕上的和艺术作品的少数永远是我杨亚洲的追求。我们不应该歌颂像《美丽的大脚》中的张美丽、《泥鳅也是鱼》中的“农民工”女泥鳅、银杏这样的女性吗？我们对不起这些普通人，对不起这些生活中的大多数。我们生活中这么多可歌可泣的人，荧幕上真的是少得太可怜了。
Q：你的作品不是那种特别追着潮流的类型？
A：我有几个愿望，第一，我不能保证我的每部作品都是精品，但是我可以保证我每一部作品最起码不是垃圾；第二，我希望我多拍一些，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能够留住的东西，哪怕是能留十年八载、二三十年，你拿出来放还有人看，还有一定的价值。所以我拍《家有九凤》的时候，我特别希望几十年后，人们能够通过这个艺术作品来看一看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都发生了什么，我通过一个家庭反映出来这个社会当时的变迁。这是我最愿意做，也是最想做，也是会一直坚持下去的。
Q：作为导演，你现在对自己的担忧主要是什么？
A：当然我希望我的电影在国际电影节能有所斩获，希望我的电影红啊，有更多的人看，但是有些东西，你是做不到的。冯小刚能做到，他赶上了王中磊啊。有些东西是我能做到的，有些东西是我做不到的，我对发行、宣传一窍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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