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绘得萧红影？这是聂绀弩先生悼念萧红时写下的诗句。暗示了一个天才女作家的孤寂、复杂和难以言说。６月２日，恰逢萧红的百年诞辰，这颗中国现代文坛过早陨落的巨星再次耀眼地闪亮在中国的文化天空。隔着百年的风云变幻，缤纷评说，人们期待能拨开历史的迷雾，重新审视百年萧红的新面影——她的复杂的人生，以及比人生更复杂的文学。
前日，记者专程在广州采访了著名作家、学者、萧红研究专家、《漂泊者萧红》的作者林贤治先生。
谁能绘得萧红影？这是聂绀弩先生悼念萧红时写下的诗句。暗示了一个天才女作家的孤寂、复杂和难以言说。６月２日，恰逢萧红的百年诞辰，这颗中国现代文坛过早陨落的巨星再次耀眼地闪亮在中国的文化天空。隔着百年的风云变幻，缤纷评说，人们期待能拨开历史的迷雾，重新审视百年萧红的新面影——她的复杂的人生，以及比人生更复杂的文学。
前日，记者专程在广州采访了著名作家、学者、萧红研究专家、《漂泊者萧红》的作者林贤治先生。
目光高远，是天生的先锋派
记者：你在研究鲁迅时，应该很早就接触到了萧红的作品，但在很长时间里没见你对其有专门的论述。直到《漂泊者萧红》，还有你编注的《萧红十年集》的出版，才发现你对萧红有如此的厚爱与高评价。其中有什么样的契机和渊源？
林贤治：直到写作萧红传记前一段时间，才阅读了萧红的全部作品。系统或不成系统，细读或泛泛而读，结果是很不一样的。在深入阅读的过程中，会不断有所发现。我说萧红“伟大”，正是由个人阅读的发现所叠加的结论。
记者：虽然文学史上对萧红的评价不一，但有关她的传记却也出过很多本。诗人王小妮还写过一本虚构的传记《人鸟低飞》，你看过这些书吗？你对这些传记的总体评价如何？
林贤治：王小妮的《人鸟低飞》有创作的成分，很诗化。我看到的萧红传记不下十种，欣赏的是骆宾基的《萧红小传》。
记者：你一向看重底层的写作和书写底层的写作，认为萧红是个伟大的平民作家。在你看来，萧红的伟大主要是来自她的平民身份还是为底层人的写作？二者有着怎样的联系？
林贤治：一个作家的伟大，不仅仅取决于他（她）的社会身份，也不仅仅在于为底层写作。虽然萧红的平民身份确保了她的基本立场、态度，与底层生活接触的密切程度，有更有利的条件让她完成她的“弱势文学”。但是要看到，她的目光更高远，超越了相对固定的社群。萧红说过，文学要有助于摆脱人类的愚昧状态，她着眼的是全人类，是人类的未来。“底层”的、“阶级”的内容并非她作品的全部，过去我们的文学史就是把她摁在阶级论这里。其实，萧红是一个具有启蒙主义意识的自觉的作家，她的作品有着深厚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内容；形式是自由的、个性化的、富有创造力的。我说过，她是天生的先锋派。伟大有天才的成分。
主流文学史低估萧红的价值
记者：中国的文学史多是出于官方的圈定，很少个人或个性化的写作，在各种元素的不断平衡中，很多优秀的作家被低估，而很多所谓大师其实是浪得虚名。你认为这种现状的背后原因有哪些？
林贤治：要正视“正统”。官方定位是有力量的。在过去，由它所赐予的头衔具有某种权威性，不容你说三道四，因为整个社会是权力崇拜社会。至于“钦点”、“御用”，当然是最高荣誉了。说到近年“大师”满天飞，我看更多的来自媒体炒作。小圈子主义，投桃报李，共存共荣，这里不排除利益驱动的因素，但也不妨看作是一种大众文化现象。这种文化，天下滔滔，“吾从众”，已经失去必要的尺度，失范了。
记者：鲁迅一向被主流文坛所推崇，称为中国文坛的圣人，为何鲁迅欣赏的萧红却被严重低估呢？
林贤治：主流文学史低估萧红的价值，是因为意识形态的习惯所致。它们只看到萧红是写农村的、反映阶级斗争的，所以把她划分为“左翼作家”、“抗战作家”，而遮蔽了她的人类意识。人性和人道主义过去是不能宣传的。鲁迅虽然表面上被捧得很高，“三个家”，实际上也遮蔽了许多内容，譬如他的个人主义，他的绝望和虚无感，他的生存哲学、反抗哲学，我们也是讳莫如深的。 郭沫若茅盾巴金等都被高估了
记者：你认为在当下正统的文学史上，有哪位作家是被严重高估了？
林贤治：现今的文学史，郭沫若、茅盾、巴金等都被高估了。说到成就，郭沫若算来只有一部《女神》和若干历史剧。茅盾学左拉，喜欢宏大叙事，早期也有自然主义的东西，但过于理性。《子夜》以及《春蚕》《林家铺子》都有明显的图解痕迹。新中国成立后写不下去不奇怪，不能完全归咎于环境，他的作品不是从生命中喷涌出来的，是理念的产物。巴金的译文胜于创作，《家》是好的，《随想录》拔得太高了。上世纪８０年代来了个夏志清，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从暗处转向明处，实际成就也被夸大了。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可以说是一部“才子书”，用他的话来形容，不过是一座供“美神”的“小庙”而已。《围城》是“促狭鬼”的作品，里面并没有什么高深的哲学。“张迷”满天下，我赞成黄裳对张爱玲的评价：“气局不大”。至于当代文学，你知道，我是说过中国文学到了前所未有的低度的话的。总之，１００年文学史必须重写。
记者：内地有著名编剧与香港导演合作要将萧红传记搬上银幕，我还推荐了《漂泊者萧红》作参考。如果将萧红拍成传记电影，你认为应该注意哪些要点？或者说你在编导演上有什么建议？
林贤治：我不懂电影。
鲁迅胡风对萧红的序评也嫌简单化
记者：看《漂泊者萧红》，觉得充满了作者的深情，但在叙述中却多不动声色。比如，萧红、萧军第一次到上海的内山书店见到鲁迅先生，一路带着他们到咖啡馆，分手前鲁迅把装钱的信封放在桌子上，走前掏衣袋里的硬币给他们车钱，还有挥手告别——言语不多，都是动作，确感人至深。可以看出作者的匠心，我曾在萧红写的回忆鲁迅的文章里寻找，似乎没有写到这些记载。你写这些细节是根据文字记载，还是出于想象？
林贤治：《漂泊者萧红》中的所有人物对话和行动，包括事实细节，都有文字根据。只有人物的内心活动、心理分析出于我的臆想。这种臆想，应当不致破坏人物和故事的真实性。
记者：与不动声色相反的，《漂泊者萧红》的书写还有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其中穿插了很多的议论。这样的写作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有没有担心影响传记的客观性？
林贤治：你说的“客观性”即事实性。议论和事实是两样不同质的东西，油和水不会混在一起。议论大可以随意，只要不致破坏风格的整体的协调就可以了。本来，我希望写得更自由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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