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611年的明末清初大戏剧家李渔，今年正好迎来他的四百年诞辰。李渔能编能写能演能闯，他既是那个时代的畅销书作家，创作了大量风靡一时的戏剧，又亲任班主，招募演员、组织了面向市场的戏班，带着演出队四处演出。他还根据自己的实践进行梳理，形成完备的戏剧理论体系。他还是数度被禁的“黄书”《肉蒲团》的作者，他活着的时候曾颠沛流离，也曾穷困潦倒。
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国华
最具实力的中国戏剧之王
历数中国文化史上成千上万的文化巨人，谁可以称得上戏剧界的NO.1 有人说是关汉卿。不错，他的《窦娥冤》、《赵氏孤儿》、《救风尘》等名作流传千古，享誉海内外。但他只是个剧作家，缺少演出实践；那么，唐明皇李隆基应该差不多吧？这位皇上在宫廷里排练节目，组织大型演出，把戏剧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被戏剧界奉为祖师爷。但他只是一个组织者、观赏者，缺少原创，几乎没有流传下可以称道的作品。
因此，真正的戏剧之王呼之欲出了，他就是明末清初大戏剧家——李渔。
李渔能编能写能演能混，他既是那个时代的畅销书作家，创作了大量风靡一时的戏剧，又亲任班主，招募演员、组织戏班，带着演出队四处演出。他还根据自己的实践进行梳理，形成完备的戏剧理论体系。李隆基组织的宫廷戏班，主要是供其个人欣赏，戏班的走向决定于他个人的品位和鉴赏能力。而李渔的戏班是面向市场，平地抠饼，要从观众腰包里掏钱出来，必须迎合绝大多数观众的口味，与市场形成良性互动，通过大众的品评修正自己的演出，他的戏剧理论是来源于实践的，也因此成为后世模仿和学习的重要标杆。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李渔都是最具实力的“王”，尽管他活着的时候也曾颠沛流离，也曾穷困潦倒。
李渔生于1611年，卒于1680年，今年正好四百岁。他幼年生活于江苏雉皋（今如皋），本名仙侣，后改名渔，字谪凡，号笠翁。李渔的父亲是个中药贩子，家底殷实。年轻时，为光宗耀祖，李渔醉心于功名，二十四岁考中秀才。四年以后，再赴杭州参加乡试，不幸落第。但当时明朝已在风雨飘摇之中，考中了似乎也没什么用处。于是他隐居故乡浙江兰溪夏李村数年，等时局安定下来，又举家搬到省城杭州，开始了自己的文坛生涯。
情色小说多，但不是他的代表作
今年上映的香港3D电影《肉蒲团》因为尺度过大没能进入内地市场，一些大陆旅游团甚至专门组织游客到香港去看《肉蒲团》。《肉蒲团》为什么有这么大魅力？翻翻历史就知道，这是一本曾被数次封禁的“淫邪之作”。通俗地说，就是“黄书”。而其作者正是李渔。事实上，这部作品在李渔所有著作中并不特别出色，在艺术价值上更不值一提，其超大名气来自于数次封禁。像历史上的其他禁书一样，严厉的封禁往往引发人们的好奇心和逆反心理，偏要找来读读。除了这本书外，李渔在当时创作的《怜香伴》、《风筝误》、《意中缘》、《玉搔头》及《无声戏》、《十二楼》等作品，都曾畅销一时。这些作品有几个共同特点，即，故事性强，写人写性不再隐晦，甚至刻意描摹夸大性描写。
明朝于1644年灭亡，其时李渔三十三岁。他前半生属于明朝，后半生属于清朝。清朝前期留下过许多著名的文字狱案例。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们写什么都容易犯忌，只能写写风花雪月。可以说，李渔致力于通俗小说和戏剧，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原因，更有历史大背景的原因。
真正让李渔名垂青史的，自然不是这些通俗文学，乃是其代表作《闲情偶寄》。这是我国最早的系统的一部戏曲论著。该书包括词曲、演习、声容、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等八部，其中，前三部是讲戏曲的。其中，李渔提出了“结构第一”的命题，把故事结构放在首位，依次为“词采第二”，“音律第三”，“宾白第四”，“科诨第五”，“格局第六”，全面广泛地论述了戏曲创作中的诸多问题，其中对结构、语言、题材等论述尤为精辟。而后面五部则涉及养生之道、园林建筑、花鸟虫鱼等。林语堂在谈到《闲情偶寄》时说：“李笠翁的著作中，又一个重要部分，时专门研究生活乐趣，时中国人生活艺术的袖珍指南，从住室与庭院、室内装饰、界壁分隔到妇女梳妆、美容、烹调的艺术和美食的系列。富人穷人寻求乐趣的方法，一年四季消愁解闷的途径、性生活的节制、疾病的防治……”
李渔写完此书，曾送一位朋友指正。朋友对戏剧理论不感兴趣，翻了十来页便觉乏味。李渔写了一首诗回赠：“读书不得法，开卷意先阑。此物同甘蔗，如何不倒餐？”此书最好玩的部分都在后面的章节，一般读者若从后面开始读起，就会读出其中的“甜”了。 李渔反盗版，反出一个百年老店
在杭州生活期间，李渔成了炙手可热的“畅销书作家”。明朝末年，印刷业发达，很多书商靠翻刻各种典籍大发其财。李渔这样可以写当代人当代事的作家，自然更受欢迎。生活在末世的人们，喜欢读消愁解闷的书，以此获得心理寄托。一个欣欣向荣的世界，人们忙于创造，对这个还真兴趣不大。后人有评价说李渔的小说里歌颂了男女青年自由恋爱，谴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批判假道学，具有一定反封建的进步意义，其实哪有那么多意义？都是后人给他扣的大帽子而已。即使书中偶有微言大义，也不过是回避一下风险，更多的则是迎合读者趣味。
但李渔并没因此获得多少利益。他的作品一问世，马上就有几十家甚至上百家书商盗印。那时候盗印没什么技术含量，买一本新书，自己找几个刻书匠在家里刻印，然后销往市场，当然也不用付给李渔稿费。他的作品只要在杭州市场上出现，苏州、南京等地的书商很快就能翻印出来。据说，在缺少交通工具的清朝初年，数日之内，三千里外的地方都能见到李渔的新作，可以想见传播之快。那时候没有版权局，没人帮李渔维权，眼看着自己的文字替别人换来大把银子，李渔好不撮火。他四处奔走，查找源头，与人打官司，甚至通过关系到苏松道台孙丕承那里告状，终于成功查处了一起严重盗版事件——他的书还没正式出版，盗版书却已经上市了。
更有甚者，书商找来几个无名作者的书稿，直接署上“湖上笠翁”的名字就摆上书摊。后人好歹还搞一块遮羞布，用全庸、金庸著、古尤、吉龙来冒充金庸和古龙，当时的人不管那一套，反正你可以叫“湖上笠翁”他也可以叫“湖上笠翁”，李渔只能干吃哑巴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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