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喜欢音乐。后来回想，我的乐感可能是与生俱来的。那时，家里孩子多，我们兄妹8个，父母也不管你喜欢什么。不像现在的年轻父母，从胎教开始就定向培养了。顾不了这么多。我们兄妹各有兴趣，我就着迷音乐。到少年宫参加活动，听见钢琴弹奏就走不动路了，就被吸引了，就痴迷地听，趴在窗户上看。那时家里穷，不可能有钢琴，能买只口琴就不错了。
真实的情况是，我们“六一”儿童节搞篝火晚会，老师让每个同学说说自己的理想。我说，我长大要当个音乐家。也没有什么事情的“触动”，就是从心里喜欢。我小时候就特别爱听戏，自己就去戏院听戏了。这是受父亲的影响，他非常喜欢听戏，而且，跟许多演员关系很好。我记得很清楚，比如，尚小云每个星期天差不多都到我们家来。我跟尚长荣在一块儿玩，都是称兄道弟的。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对这些传统音乐就非常熟悉了，有很深的印象。从遗传学的角度看，父亲没有把美术基因传给我，却把音乐基因传给了我。也许，我就是命中注定要搞音乐，就是很着迷。
跑遍三秦苦中有乐
记者：您把成功归结于艺术积累和生活积累的厚积薄发，您在戏剧研究院21年，跑遍了三秦大地。当时条件那么艰苦，是什么力量支撑您这么一路跑下来？
赵季平：说实话，倒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精神支撑”。首先那是工作，我是指挥，这就要求你，剧团走到哪儿，你必须走到哪儿。剧团嘛，都是每天晚上演戏，白天就没事。父亲的话，一直装在我心里。要想跑，先学会走。这个，我深有体会。父亲随手涂抹，就是一幅很美的山水画。我没练基本功，画不了，也画不成。我知道，听父亲的话，没错。白天，我就到村镇里走走，四处听听民歌、民调。找民间的艺人聊天，听他们说歌、说戏。我对这些特别有兴趣，听着过瘾，认认真真记在本子上，积攒了几十本素材，装了满满一箱子。我非常愿意这样做。
这确实是一种积淀，尤其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这10年，我们下乡下得比较厉害。在这期间，成天忙于演出和采风，不可能搞其他创作，基本上就是在学习。我们下去经常住在村子里、老乡家，虽然条件艰苦，但苦中你可以找到很多乐趣。
乐趣是什么？就是你可以静下心来学习，你可以静下心了解这个社会最底层的生活，学习民间的艺术，这就是一种积累。别管多忙多累，我也把听到、学到、感受到的东西整理出来，在煤油灯下，冬天手冻得发木，夏天蚊虫叮咬……我把学到的东西当成宝贝，就觉得总有一天它会派上大用场。所以，时间一点儿也没浪费，全用在学习上了。
记者：当时条件有多艰苦，您还有印象吗？
赵季平：人就是这样，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吃不了的苦。现在人们可能觉得那很苦，当时还真没觉得有多苦。有时睡在窑洞的大通铺上，有时就睡在小学教室里，连个取暖的炉子也没有。把凳子、课桌一拼，铺上些麦草，就是床了。课桌不够，就把草垫子或麦草铺在地上，大家挤在一起，还能暖和一点儿。夏天，蚊虫的叮咬很厉害，我们喝的水，大家叫“蝇子汤”。苍蝇嗡嗡的成群结队，山区昼夜温差很大，你早晨烧开水，蝇子都趴在锅边的墙上了，水一开，热气腾腾，苍蝇就煮到里面，捞出来，水照样喝，总比喝生水强。炒菜、熬粥，也常有苍蝇……也怪，竟然很少有拉肚子的。 贯通血脉贵比黄金
记者：那时搞艺术的人，下基层演出、采风，真是与老百姓同甘共苦。我采访张瑞芳时，她说拍《南征北战》就睡在小学教室里，吃玉米面饽饽大葱蘸酱，跟人民很贴心。
赵季平：对，这种体验和感悟比黄金还珍贵……没有这种经历的人，对老百姓的生活是没有心灵感受的，他们对百姓是俯视，是自以为高贵的往下看。我们跟老百姓的关系就不一样，他们是把我们当自家人，拉你坐在炕头上，跟你说心里话，老艺人把他的玩意儿毫无保留地全掏给你。我就感到跟民族音乐的血脉贯通了，跟老百姓的心紧紧相连。
这样，我对人民的理解、对生活的理解、对音乐的理解，就不一样了。所以，当我从事音乐创作的时候，眼前就会浮现出那些熟悉的身影……对人民、对百姓生活，自然而然就有了一种心灵的关照。
记者：您的这个经历和感悟太重要了！为什么别人没有您的音乐成就？别人也学音乐，也搞创作，为什么难以搞出惊世骇俗的杰作，差别也许就在这里吧？
赵季平：我们的音乐家创作出许多优秀作品，其中不乏你所说的杰作。我的作品未必有那么好，还是少些溢美之词好。当然，我愿意探讨如何才能创作出优秀作品的问题。我理解，学习有两种，一种是学技术或者叫学技巧；另一种是在学技巧的基础上，学做人学感情，怀抱着人民的大灵魂、大精神。与民族音乐和人民情感的血脉贯通，比什么都珍贵！没有心灵的滋养，就是干涩的，是死板的东西，没有什么生命的活力。
作品从心里“流”出来
记者：您善于在音乐创作中融入多种音乐元素，在一些人看来，像评剧、梆子这些可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您却能够把它们“神通”起来，显出您作品特有的“神气”，这种结合如此巧妙，诀窍是什么？
赵季平：没有诀窍。其实，我在创作过程中，并没有刻意地追求。它就是自然而然“流”出来的。我没想那么多，也没想有那么多巧妙的融合。作品出来，大家都感觉好，让评论家一分析，就条条是道了。这是评论家理性分析的结果。其实，我真没想那么多，如果创作时想那么多，可能就写不出来了。曹雪芹写《红楼梦》未必想到那么多，到“红学家”那里一研究，就是好大的学问了。
我当时就觉得这样表达好，就这样写了，就是从心里自然的流淌。比如《乔家大院》，我写出来以后，山西晋剧院的人来找我，说赵老师，我们有一出晋剧，您帮助我们搞一搞。我说，我不太懂。他们说，《乔家大院》您写得那么好，晋剧因素运用得那么好，一定能搞。我说，我是凭感觉写的，晋剧我不太懂，搞不了。如果让我弄秦腔、碗碗腔，那行，因为我懂。这其实是一种自然的积累，是你对梆子腔那种自然的感悟。比如，京韵大鼓和京剧，它语言的母语是老北京话，老北京话就逃不出它语言的本体，所以，音乐上它是自然的东西。作曲家不能太古板，要有一种灵性，在创作中要有灵性。这样，你的东西出来，才能深入到老百姓心里，才能打动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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