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上述鲁迅收入的约合数据，王锡荣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生活水平”的说法。他认为：“鲁迅每月几百元的收入，是‘收入水平’，而不是‘生活水平’，‘生活水平’是要看家庭人口状况才能确定的。”当今社会衡量一个人的经济状况，当然先看他的“收入水平”，要进一步核计他的“生活水平”，当然也可以。
对于鲁迅的“生活水平”，王锡荣是这样测算的。他把鲁迅1912年至1936年的“生活水平”分为六个时期作介绍，今摘要如下：
第一时期：1917年4月以前，鲁迅月收入在230元左右，实际总供养人口至少可算6人，平均每人每月40元左右，属于中等水平。
第二时期：1917至1923年7月，全家在八道湾大院里，鲁迅月收入到手约250元，周作人约200元。供养人口12人（鲁迅、母亲、朱安、作人夫妇及两孩子、羽太重久及福子，建人夫妇及一孩子，还有管家、女工），每人每月38元左右，也属于中等生活水平。
第三时期：1923年7月以后，仅供养自己和母亲、朱安及女工，并补贴周建人、朱安亲属，月收入230元，每人每月约合50元，已接近上等生活水平。
第四时期：1926年8月到厦门、广州后，月收入增加到400元至500元，再加稿费，供养人口仅为3人，再加上北京寓所的女工。平均每人每月可达100多元，属于上等水平。
第五时期：1927年10月到1929年9月海婴出生前，生活负担4人（母亲和朱安另有北京方面所得版税，这里的另两人是鲁迅的学生，所谓“义子”夫妇），收入达到每人每月150多元，是状况最好的时候。
第六时期：1929年9月以后，海婴出生，又在上海寓所增加了女工，一度曾达到两个女工，但每人每月也达100元以上，也是很宽裕的。
王先生对于鲁迅“生活水平”的这份叙述，我粗粗一读，真感到问题成堆，统计不正确。为什么1923年7月以前，鲁迅月收入到手250元，而7月以后是230元了？鲁迅在厦门、广州期间，北京方面由北新书局每月送去版税150元。既然北京人口和鲁迅一起平均收入，那厦门期间每月收入应是工资400元+版税150元=550元，广州期间每月收入应是工资500元+版税150元=650元，为什么不把这150元计算在内？上海期间每月的收入也和史实出入很大。 1917年4月即周作人到北京前，鲁迅每月汇款给绍兴家里100元，其余由他自己安排。绍兴全家有全家的“生活水平”，鲁迅一个人在北京有一个人的“生活水平”，为什么要混同起来计算“生活水平”？这并不合乎实际情况。鲁迅在厦门、广州都有自己的“生活水平”，为什么要把不生活在一起的北京家人扯在一起，搞出一个平均数，作为鲁迅的“生活水平”？
显然，这样统计出来的鲁迅的“生活水平”是不合乎实际的。佣工怎么可以算作 “家庭人口”？把佣工作为家人统计在内，用来平均收入，作为测量“生活水平”的依据，是违反生活常识的。鲁迅有时接济周建人、朱安娘家，以及有学生来住在他家的招待费用，这应算在“支出”项下，这种不固定的接济，是不能作为“家庭人口”计算在内的。
不过即使按照这样的算法，王先生还是不得不承认，鲁迅全家的“生活水平”在1923年7月以后就“已接近上等”，之后更有些阶段过着“上等”或是比“上等”更好的“宽裕”、“很富裕”的生活。这些标准的划分依据从何而来，王先生依然没有说明。这样测算出来的“生活水平”恐怕很难让人信服。
（摘自《真假鲁迅辨》，倪墨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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