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智超：他强调，历史学者就应该对历史负责，要求真，不能去编造历史。为了求真，有些问题就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陈垣先生倡导文章不要急于发表，“写成之后要多置时日”，认为如此一来，一者或许有新的材料补充，二者或许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经重金购买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过程，了解前人怎样做学问。还有，他要求“不说闲话，力求创新”，提倡“理要讲清楚使人心里服，话要讲明白使人看得懂，闲话不说或少说。”在学风上则力求创新，“凡论文必须要有新发现新解释方与人有用”。这些思想和亲身实践对当今学术界是有借鉴意义的。
四 长居北京，与岭南割舍不断
羊城晚报：还想向您请教陈垣先生与岭南文化之间的关系。首先，出身于一个务实的广东商人家庭，对于他的人生和治学有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陈智超：应该说有很深的影响。祖父是我们家族第一代的读书人，他前两代是经商，再前面恐怕就是农民。同辈也有很多经商的，但他从很小就喜欢读书，虽然没有家学渊源，也没什么师承可言。
祖父当时看书，并不限于只看四书五经，尤其喜欢读史籍。于是长辈里就有人指责他不务正业，但是曾祖父还是“购书无吝”。例如他十六岁那年，买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两银子，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报：家庭给了他比较殷实的经济基础，父亲又给了他宽松的读书环境，这是家庭的影响。那么地域方面呢？
陈智超：广东这个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强侵略，另一方面欧风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岁以后就到了广州，当然跟在新会时大不一样，接触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济医学堂和光华医学专门学校的求学任教经历也十分重要。这几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学的严格训练，对祖父后来的史学研究起了积极作用。他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一封家书中曾说：“余今不业医，然极得医学之益，非只身体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学问，皆用医学方法也。有人谓我懂科学方法，其实我何尝懂科学方法，不过用这些医学方法参用乾嘉诸儒考证方法而已。”虽然有点自谦，但这也确实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报：那他为什么后来就长居北京了呢？
陈智超：他中间也曾短期回乡，但应当承认，定居北京对他一生来讲，有很大的影响。那时不像现在，即使你在穷乡僻壤，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个时候就不一样，要看《四库全书》，在广东行吗？要跟第一流的学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这个便利。
羊城晚报：那他思念广东吗？
陈智超：很思乡。这种思念，甚至包括到具体的食物，如烧鹅、土鲮鱼等。家乡的灾害他很挂心，而且对广东学者也非常提携，比如说岑仲勉先生，本来在广州一所中学当老师，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给我祖父，他马上就转送给了陈寅恪、傅斯年诸先生，直至将岑先生一步步荐入历史语言研究所。
羊城晚报：您祖父在北京时，还说粤语吗？
陈智超：在家里他一直都说粤语。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长的子弟，也一定要学广东话，有时候还会亲自教。在广东的子女，也要想办法学官话，甚至连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来上小学。
五 “二陈”比较研究，应不带偏见
羊城晚报：今天的研讨会也有很多学者提到了陈垣和陈寅恪两位先生的比较，这也是近年来比较“热门”的一个课题。您如何看待这种比较？
陈智超：我的看法是，我们要实事求是、不带偏见地去研究。有些人连两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没看过，就发表议论，这不大合适。
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学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师散步的时候，陈先生讲，我就佩服两个人，一个是王国维先生，第二位就是陈垣先生，他“学问踏实，德才兼优”。陈寅恪先生在给陈垣先生的信中，称他为“大师”，据我所知，这样的称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绝无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对陈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给我父亲的家书里面描述，自己怎么希望陈寅恪先生给他写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写这个序言。这种推崇不是虚名和客套，他们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报：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陈寅恪先生写出了《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这些皇皇大作，但陈垣先生的论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们会从这些比较上得出某些结论，您怎么看？
陈智超：首先有一个问题不能回避，陈垣先生比陈寅恪先生大十岁。其实，并非1949年后陈垣先生的论著戛然而止，他最后一部大的著作《通鉴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时他已经66岁。当时他在家书里面就多次流露“将军老矣”。
羊城晚报：是不是也有身体不好的原因？
陈智超：一方面当时关于辅仁大学的争夺很激烈，梵蒂冈要停发经费，辅仁还有三千多师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谁管？这里面的斗争牵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确实身体状况不乐观。1953年祖父给冼玉清先生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四九年以后因为各种事忙，没有时间写学术文章，我正要写了，结果右手麻木了；请苏联专家医生看过，说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后陆续又住了八、九次医院吧，1964年还动过一个大手术。健康状况不允许了。 六 陈垣还担负相当的社会工作
羊城晚报：新社会带给他的震动应该也很大。
陈智超：这当然也是另外一个原因。他经过了晚清、北洋军阀、国民政府、日本人统治，曾经一度对辛亥革命之后的民国成立以及抗战胜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后都失望了。解放以后为什么他转变很快，并不是因为读了很多马列主义的书，而是因为看到了现实。我老引这段话，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说：
“有人问我北平解放后，你看见些什么和以前不同？我告诉他，看见的先不说，我告诉你看不见的。解放后的北平，看不见打人的兵，看不见打洋车夫的警察，街上看不见乞丐，看不见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见托人情送官礼的事情，更看不见有所谓‘新贵’在琉璃厂买古董……这不同于以前的改朝换代，的确是历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变革。”
羊城晚报：那么他在学术上主要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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