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曹禺来说,这次创作是十分艰难的。田本相说,曹禺过去写剧本,常常是先涌现一个人物,一个场面,逐渐地形成整个剧本的结构,没有事先预定的主题。写《明朗的天》就不同了,据当时一位记者记述,“写作之前,曹禺同志就明确了自己写作的思想意图,明确地认识到知识分子必须在党的教育下进行思想改造。”
“文革”之后曹禺对田本相回忆写《明朗的天》时曾说:“我自己都不知道要怎么思想改造,我怎么写”。曹禺晚年已经明白,但他也对田本相说,自己犹如“王佐断臂”,“明白了,但精神也已经残废了”。
三年困难时期,所有剧团都被下达命令,要写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1960年,曹禺带着于是之和梅阡,合作写出了《胆剑篇》。《胆剑篇》当时也引来不少好评。但周恩来提出,这部作品没有让他再像过去那样感动,“作者好像受了某种束缚,是新的迷信所造成的。”
1961年,周恩来对曹禺提出,希望他能写一个具有新意的王昭君,歌颂民族团结。历来昭君出塞在戏曲中都是悲悲切切的形象,而曹禺要反历史题材而行之,塑造一个“笑吟吟的王昭君”。
当年夏天,曹禺就到内蒙去体验生活,为《王昭君》的创作搜集资料。因为“文革”爆发,直到1978年《王昭君》才创作完成。对这部话剧褒贬不一,批评者认为不真实和过分美化。梁秉堃说,当时香港就有人批评,“这不是曹禺的作品,肯定是伪作”。
万方最近整理父亲的资料,发现60年代北京附近发洪水,曹禺还去写过抗洪。他留下了很多笔记,记录群众怎么抗洪,有些什么事迹,但最后没能写出剧本来。
曹禺一度还准备写一个劳动模范,是个街道小副食店的售货员。为了体验售货员的生活,曹禺跑去副食店给人打酱油打醋,最终也没写出来。
“他去写个抗洪或劳模的剧本,跟他写《雷雨》或《北京人》,这中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有难以跨越的鸿沟。他的创作不是这么写的,《雷雨》和《日出》是从他真心里流露出的东西。他永远无法从这种隔他很远的生活里,写出让他觉得站得住的东西。”万方说。
“我认为我父亲解放后的几部作品跟他之前的作品,确实完全不在一个水准上。可能很多人都认同这个看法。”万方说,写王昭君的时候已经是粉碎“四人帮”之后,那时的曹禺仍然是一个完全被异化,被扭曲的人。“一直到死,他都没有真正回复到他写《雷雨》时候的那个自由自在的灵魂。”
万方说,这不是她父亲一个人的悲剧。例如晚年研究服饰史再也不写小说的沈从文,转向古文研究的曹禺大学同班同学钱钟书,这是一代知识分子相似的际遇。
抗战胜利后,曹禺与老舍受邀赴美
5
迟滞
“奇迹没有来,不肯再来了”
1957年“反右”运动起来的时候,曹禺没有受到波及。这一年他的好友吴祖光因为大鸣大放的言论遭受攻击,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曹禺立即做出反应,一连推出《吴祖光向我们摸出刀来了》、《质问吴祖光》两篇文章痛加批判。“批判胡风”运动中他也写了批判胡风的文章。
多年后,曹禺对此事深感后悔:“我是对不起他的,还有其他一些朋友……那时,我对党组织的话是没有怀疑的。叫我写,我就写,还以为是不顾私情了。”
“他批判别人自己也是胆战心惊的,我们也可以理解。不写他也不能避免被批判”,田本相说,曹禺胆小怕事,而且一直在不断否定和批判自己。
“文革”中,曹禺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一天半夜,他被中央戏剧学院的造反派抓走,蒙着眼睛拉到通县那边。后来周恩来知道了过问此事,才被放回来。
之后,曹禺被关在单位牛棚里劳动改造,每天扫大街、清厕所、被批斗。作为弟子的梁秉堃,当时被军宣队指派为曹禺的班长。军宣队要求曹禺写认罪检查书,如果写好才能“解放”。曹禺的认罪书改了七八次,仍然不被通过。
梁秉堃记得,那时曹禺坐在房间里通铺前的小马扎上,两只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白色的墙壁,手里拿着纸和笔,唉声叹气,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他突然喊:“我就是孙子!也不是孙子,就是一条虫,随他们怎么碾!”
多年后,曹禺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他们逼着你招供,供了以后不但别人相信,甚至连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这种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
“文革”中,曹禺还曾在首都剧场的传达室里干过,结果被来访问的日本人发现了,就把他调到北京人艺宿舍的传达室,分发报纸、传呼电话。万方记得,父亲被表扬过,因为他在食堂里每顿都只吃四分钱的菜。
曹禺曾经很羡慕他常遇见的一个胡同里扫地的老太太,可以浑浑噩噩地苟全性命。他说:“我羡慕那一字不识的人,没有一点文化的人,他们真幸福,他们仍然能过着人的生活,没有被辱骂,被抄家,被夺去一切做人应有的自由和权利。”
1978年粉碎“四人帮”时,曹禺已是66岁的老人。恢复职务和地位的他,晚年社会事务极为繁忙。万方回忆,那时曹禺的头衔越来越多,电话天天响,要他开会、题字、看戏、评奖之类。曹禺也什么都应承,有时候一天安排四个活动,包括接机、追悼会、见外国代表团等等。
每次参加活动回到家,曹禺都倒在沙发上,被抽空了似的。他对万方说:“一天到晚瞎敷衍,说点这个说点那个,就是浑蛋呗!没法子。”有说不出的沮丧。
“他心里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有一次他和我说,我是用社会活动麻醉自己,我想写,写不出,痛苦,就用社会工作来充塞时间。他感叹说,这么下去怎么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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