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毒药》并不是万方第一次尝试话剧写作。早在上世纪80年代，她与父亲朝夕相处，目睹了父亲创作力日渐消逝的痛苦的时候，就写出过一个话剧剧本《谁在敲门》。这是一出两幕话剧，分别表现那一代知识分子在文革中、文革后的被时代扭曲的命运。
万方认为，父亲那一代知识分子，虽然个人际遇各有不同，但其本质的悲剧性是注定的：文革中来自外部的强大的对知识分子的压力，以及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内心给予自己的巨大压迫和由此带来的内心的不自由，是悲剧的根源。
“我试图写一个充满创造力的人在创造力消失后，仍然有一顶闪光的帽子始终戴在他头上。这是一种极端反常而又确实正常的现象，戴着耀眼的‘桂冠’，而随时可能连脑袋一起被摘除。”
万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父亲诞辰一百周年把《谁在敲门》搬上舞台。它不商业，不现代，却是对父亲最好的纪念。
只是，这个心愿未被达成。很难讲，这个梦何时能圆。
万方：父亲给我无形压力
有人问过万方，有位名人兼同行的父亲，是怎样一种感觉？“以前我一直回答没有。后来我突然明白，其实有。”正是这种压力，让万方在50岁后才敢碰话剧。父亲没写过小说，所以她敢写；父亲没写过影视剧，她也敢写。“因为我爸爸的话剧一直压着我，让我不敢写，直到自己觉得有了足够的写作经验才敢碰。”
最近，万方不仅和儿子联手把自己的话剧作品《有一种毒药》再次推上舞台，同时也完成了小说《纸饭馆》。这部书，万方在心里默默酝酿了八年多。万方想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最后殊途同归，走到一起。“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条河流，所携带的东西不一样，但是经历了风吹日晒的自然力驱使，和冥冥之中的内心激励，最后都逐渐流向了一条河床。”
如果把人分成主动型和被动型，《纸饭馆》里的男主人公涂刚就是被动型，被命运推着向前走。女主角尤玲则是少数的主动型，能量无限。
“涂刚身上有很多我周围人的影子，而尤玲更多是我的想象，我很欣赏她。尤玲是一个对爱情有嗜好的女人，她每次的投入都让自己信以为真。但是在她一次次经历之后，爱情对她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也没有答案。女人真是情感动物，她可以为情感而生，男人不是。对男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社会承认，这不光是把自己全身心投入就行的，而是要动计谋的。女人为情感而生，男人为野心而生。”
意大利导演费里尼说过，男人根本不适合待在婚姻这种容器里。这也是万方的看法。“男人绝对不是一个女人可以满足的，而且很多男人是‘喜新不厌旧’。要保证婚姻的可持续，我觉得对女人来说，就是少要求男人情感的投入。情感就这么多，你用掉了，它就越来越少，它不是能够不断产生的东西。”
(《小康》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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