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甘肃天水人，著名文学评论家。1965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历任《文艺报》编辑组长，《中国作家》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研究员。茅盾文学奖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评委，鲁迅文学奖多届评委。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小说学会常务副会长，兼任兰州大学博士生导师。著有论文集《小说艺术探胜》、《文学的青春》、《蜕变与新潮》、《民族灵魂的重铸》、《传统的创化》、《文学活着》、《思潮与文体》等，散文集《缩略时代》、《雷达散文》等。作品曾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中国当代文学优秀科研奖等，2007年，论文《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优秀理论评论奖。
在中国作家协会的十楼会议室，雷达有一个几乎固定的位置，即主席台右手的头个座位。多数研讨会步入专家讨论的正题时，雷达总是第一个发言。真诚坦率，又视野开阔，雷达的评论实实在在，不掺一点儿水分。而这不动声色背后，却是他几十年阅读与写作的积累。
近年来，雷达的大部头作品一部接一部：他参与撰写并主编的《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思潮》(兰州大学出版社)以最能体现近30年文学的思想灵魂和精神本质的若干问题作为论述焦点，把复杂的现象和浩瀚的作品糅合到一系列问题的阐述中去，描绘出近三十年来波澜壮阔的中国文学的思潮起伏的画卷；《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作家出版社)充分肯定了当前文艺创作的优秀成果，又尖锐地指出了当前文学创作存在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引起了文学界强烈的反响；《重建文学的审美精神》(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搜索当代文学关键词，聚焦茅盾文学奖，构建作家作品档案，并由此引发边缘思絮，是一部颇多创见的论著。
白烨在《批评的风采》(1994年安徽文艺出版社)中专门有一章写到雷达的小说评论，评价“雷达是名符其实的‘雷达’”。这确实是一个准确生动的说法，数十年来，雷达扫描纷至沓来的新人新作及时而细密，探测此起彼伏的文学潮汐敏锐而快捷。“可以说，仅此两点，雷达在评坛乃至文坛上就有了别人无以替代的一席地位。”
退休后的雷达，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工作干劲，甚至比以前更忙了。同时，他也坦承在读书生活中存在不能驾驭的危机，并深深为之苦恼。“我读得专注，读得累，可就是没有发自深心的感动。这不能不说是读书的异化。”但是，他仍然怀有坚定的信念：“总得给心灵的阅读留出空间，让读书回到读书的本意上去：不再是精神的桎梏，而在精神原野上的自由驰骋。”不管怎样，他个人的文学批评实践史，又何尝不是中国文学思潮的见证史？他的困惑，又何尝不是时下书界、文坛诸多问题的反映呢？
读书报：作为一个当代文学领域的重量级评论家，人们对您的思想的来源、风格的形成很感兴趣。你可否谈一下，在你成长的过程中，谁对您的影响比较大？
雷达：我还是想从身边的人说起。我的母亲对我影响最大。我三岁父亲去世，母亲守寡一生把我抚养成人。上小学前，她逼我每天认三个字，记不住不准吃饭。她是音乐教员，性格忧郁敏感甚至暴躁，但她对古典文学和书法都有很好的感悟力。她对我的影响主要是性格、气质、爱好上的。
我上高中时，来了个青年语文老师，西北师大毕业生，瘦高个，脸色苍白，名字与大翻译家朱生豪只差一字，叫朱世豪，他不断表扬我的作文，贴到后墙上，还借给我鲁迅选集看。我原先数理化好，结果竟转而报考了文史类。这一改变是决定终生去向的。我毕业那年他不幸在回乡的火车上突发心脏病去世了。
我上大学时，一些老师，由北京上海来到甘肃的青年学者对我影响较大，比如胡复旦、徐清辉这样博学的老师。我没有遇上什么“贵人”相助，其实最大的“贵人”就是书本了。
读书报：你的第一篇评论是关于哪部作品的？你真正确定走评论的路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还是不自觉地形成的？
雷达：如果单说评论的话，最早是读大学时写过一组杜甫诗歌的阅读札记，投到甘肃广播电台连续播出了，电台编辑以为我是老师。如果要说当代文学评论，应该是1978年初发表在文艺报的关于王蒙的访谈和评述，叫《春光唱彻方无憾——访王蒙》，那时王蒙还在新疆，没有完全平反。另一篇是重评《在桥梁工地上》，题目忘了。这也是新时期有关他们的最早的评论，也是我个人最早的有关当代文学的评论。
读书报：迄今为止您发表了多少万字的评论文章？评过多少作家，大约有统计吗？
雷达：关于我的评论数量，我没有做过详细统计，至今出过九部评论集，发过大约三、四百万字文章吧，有的研究我的文章说，有相当一批活跃在文坛的作家的第一篇评论或最早的评论是我写的。 读书报：你对于自己的评论，愿意做怎样的总结？
雷达：有人认为我属于“美学的历史的批评”一脉，我觉得有一定道理。我经常自问我的批评的思想资源倒底是些什么？我不否认马列文论对我的影响很深，同时，19世纪的别、车、杜以及后来的泰纳对我影响也很大。新时期以来我还是注意吸收国外社科的思想成果的，我既喜欢读斯宾诺莎、叔本华、尼采、萨特、加缪，也喜欢读本雅明、巴赫金、福柯、伊格尔顿、杰姆逊，但都不系统，随兴之所至。对我的评论，我比较认可“理性的激情”这一概括和评价。这是1980年代末，刘再复为我的一本书稿写的序言的题目，后来这书没出成。有人指出，我的评论里感性比较丰沛，非常注意捕捉典型形象；感性和直觉并不意味着没有深度，理性的洞察通过感性的方式也可以表述得比较深入。有人认为，我对作品的解读和定位比较准确，能抓住对方的灵魂和要害，从文本、话语出发，不是先验的，不是从概念出发。也有人认为，我对作家作品的阐释常有让作者意想不到的地方，实际上表达的是我自己的审美理想，并不是作品所本有的，很可疑。如此等等。
读书报：你是否也有拿不准、看不透的作品？
雷达：对我来说，确实有许多拿不准、看不透的作品。由于批评资源和知识结构的原因，我与某些新现象猝然遭遇时，甚至出现过失语。比如，面对1980年代中期的某些实验性作品，语言革命和叙事圈套，我的准备不是很足，虽然我也在努力学习，“恶补”。我认为，任何批评家都不是万能的，都有自己的审美个性和口味偏嗜，都有自己拿手的领域或隔膜的圈子，都有一个寻找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问题。当然，在面对批评对象时，要尽可能准备得充分，调动已有的批评经验，保持对新鲜事物的敏感性，保持批评的良知和公心。
读书报：如果让你评价和反思自己，你觉得自己提出过哪些重要观点，你的评论对于当代文学有何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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