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4个乐团的常任指挥，迪图瓦每年要绕着地球飞上至少两圈，但他还嫌不够。他曾在亚马孙流域的印第安人部落中度过了两个星期，在亚马孙的涨潮季节，与一位前圭亚那的苦役犯划独木舟逆流而上，结果整整病了4个月。他去过法属圭亚那的“魔鬼岛”、复活节岛、马尔维纳斯群岛、大巽他群岛、美军基地所在的马绍尔群岛，以及封闭了50年的苏联劳改营马加丹、蒙古的乌兰巴托、非洲的索马里，甚至还有南极。联合国承认的195个独立国家，迪图瓦都去过。每次有劫持、政变或地铁爆炸案发生，他就立马让秘书办理去那里的飞机票。他的依据是：只要恐怖事件一发生，此后的一周时间都会是平平安安的。迪图瓦自己说：“正是这种急切地、近乎贪婪地了解世界的好奇，促使我不断向前。”
这些被《世界的音乐》作者、瑞士记者帕斯托利称为“与生俱来去探索的天赋”，在异性的世界同样适用。迪图瓦与各种女性音乐家的合影，常常是女性正儿八经对着镜头，他则不是用鼻子蹭着人家的脸颊，就是用额头顶着人家的额头，亲昵得不得了。被他摸着小手进行采访的女记者不计其数，据那些记者说，他总是很认真地收集她们的邮箱，并且很有可能频频给她们群发邮件。
迪图瓦是指挥界中当之无愧的“花蝴蝶”。此次与他同行的小提琴家老婆朱莉叶，已是他的四婚，采访他时，他的妻子主动去到隔壁房间里练琴，而他出席讲座时，她又认真地坐到台下听讲，看得出家里的“规矩”做得很到位。
夏尔的四任妻子包括“钢琴女王”玛尔塔·阿格里奇、一位险些成为加拿大总理的加法混血女经济学家、一位原籍叙利亚的美国女人和蒙特利尔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香特尔·朱莉叶。当然，在认识夏尔之前，据说香特尔仅仅是乐团的后排成员。夏尔对妻子都是外国人的解释是：“那正是来自于我对未曾了解的一切都会敞开心扉的渴望。”
1968年，原本是日内瓦音乐学院同学的迪图瓦与阿格里奇偶然在纽约重逢，顿时打得火热，几个月后，双方就各自与首任配偶离婚。为了能尽快结婚，他们迫不及待地租下一架私人老式飞机前往乌拉圭，因为在那里结婚不需要出示任何身份证明，而当时迪图瓦的离婚协议尚未生效，也就是说处于“重婚”状态。
他们的婚姻关系维持了5年，并育有一女。那正是两人事业起步的时期，网上流传的那些视频，小两口在瑞士的家中，一个研读总谱一个弹琴，看起来甜蜜无比。阿格里奇是个“夜禽”，每天必须熬到黎明前才能睡觉，而迪图瓦则是属于白天的人，这是迪图瓦解释的分手原因。然而，两人却始终保持朋友关系，未曾中断合作。帕斯托利认为，对于阿格里希多愁善感的精神世界，也许与迪图瓦的大胆活力恰成互补。
B=《外滩画报》
C=夏尔·迪图瓦(Charles Dutoit)
B：是什么促使你周游列国？
C：我对任何偏见都非常反感，不愿受媒体或者某些政府宣传的摆布，我想亲眼看看。同样，我也尽力去了解殖民化以及随意划分国家边界所带来的影响。当然还有第三个动机，主要是：地理。地球上的美景是如此之多，塞拉里昂就是其中之一，如果这个国家能够稳定下来，那么它发展旅游业的潜力巨大。卢旺达在我眼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之一。不过，我之所以去那里，是想了解为什么会发生种族大屠杀。
B：你走南闯北这些年，对文化差异的认识很深刻。你认为西方音乐怎样才能在当下的中国普及？
C：我曾经是个非常亲美的人，是我的第三任妻子玛丽改变了我。她使我有幸能接触到一些不同的人，现在我感觉我更亲近亚洲。我1982年第一次来上海，当时都是平房，除了外滩，没有高楼，现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游客，我还探访过乌鲁木齐、喀什，光西藏就去了3次。
中国在音乐上有长足进步。我第一次见到余隆时，他正在办北京国际音乐节。我们聊了几句后就觉得非常投缘。我的很多朋友在中国音乐学院教过书，也让我对这里充满崇尚的感觉。这里虽然经历过十年浩劫，但音乐复苏很快。
B：但你们的音乐终究不可能变成我们的。
C：事实上，我们西方人必须反复思考解决的问题，你们东方艺术家全部迎刃而解，你们带来了那么多清新空气。
我昨晚听到一支郭文景写的笛子作品《愁空山》，很美，不仅旋律美，曲子谱写得也很交响化。中国作曲家和我关系比较熟的有谭盾，我很早就委约他写过一支多媒体歌剧《门》。我之前还演过陈其钢的一首《逝去的时光》。我很欣赏中国作曲家的作品，也认为外国听众会很喜欢这些曲子。中国音乐家对自己国家的东西很了解，同时接受西方的教育，在作品中把东西方文化交流融会贯通，我觉得这样很好。
B：你是说这是个时间问题？
C：50年以前，很少有人演奏马勒和肖斯塔科维奇。托斯卡尼尼很早就听到过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他觉得很好，就到纽约去演了，但公众对他的作品不是很理解，而现在，他几乎是被演奏得最多的作曲家。在这50年里出现了一个潮流，我们不仅演出自己国家的音乐，还开始了解其他地区的音乐。全世界的乐团对新的有特色的作品越来越有兴趣，这是我们指挥家的一种义务。这样才能反映出时代的特色。
文/蔡宸亦 图/杜英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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