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恒泰早年在竹林村发现，一条水渠上铺的青色石板，正是大半块早先矗立在陵园当中的墓碑。如今，这块石碑已被人们再次砸碎，拿去盖房子了。张季鸾新闻研究会供图
一把茶壶、一副麻将、一只烟斗，这是这个陵墓保存下来的全部东西
那些树木本来是有机会长成森林的。陵园建成之初，曾经有一个连的队伍驻扎在这里，专门为张季鸾守墓，据说，当时“摘片叶子都会被抓起来”。
不过，没过几年，这些国民党的军队随着战事吃紧，不知所踪。这个庞大的陵园从此没了人看守。
解放后，特别是接踵而至的“大跃进”，为配合大炼钢铁，周围几个人民公社争先恐后地派人赶来这里。很快，陵园院墙内外的洋槐、白杨，还有坟前的秦岭松，都被干劲高昂的人们争抢着砍倒，送入土法炼钢的炉子里。
时代变了。《大公报》各大版面纷纷改组，新闻界与它的过去进行了决裂。当地村民从这时候开始，模模糊糊地听说，张季鸾“其实是国民党的人”。
在几十公里外的西安城里，张家的后人此时已无暇顾及这些了。张季鸾的外甥女李赋英记得，从很小的时候起，每年清明节，母亲都会带着自己去给舅舅扫墓。但等到几年后慢慢懂事了，她才看明白陵园里那些“多得不得了”的石碑上面刻着的名字：胡宗南、林森、蒋介石……
“糟糕了，这些都是敌人啊！”李赋英暗自惊道。
这位61岁的老人已经记不清楚，从哪一年开始，她和母亲就再也不能去祭拜舅舅了。在随后的漫长运动中，所有石碑上刻着的“敌人”的名字，都被人们一点一点砸掉。直至“文革”开始后，这些用江南运来的石材刻成的石碑，连同墓基上砌的石条、青砖，都被彻底“砸成了蛋蛋”，成为村民们用来盖房子的边角碎料。
最后，在“破四旧”的运动中，一辆属于生产队的拖拉机从坟顶推过，将半个土包夷为平地。整个陵园瞬间变成了庄稼地，并且按照地界，被分成两半，划拨给了两个不同的村子。
在一片混乱中，村民们突然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张季鸾的墓地已经被人挖开了。打开的墓地好像一套“院子房”，里头有一间厅堂、两间小室，里面的陈设只余下一张石几，一把茶壶、一副麻将、一只烟斗，散落在上面。这便是这个庞大的陵墓保存下来的全部葬品。
之后的几十年里，张季鸾的墓带着赤裸裸的裂痕，躺在这片凌乱的庄稼地里。即使是“文革”结束后，也没有人想要重新修整一下这个这只剩下半个土包的陵墓。村里的老人们偶尔会在茶余饭后的聊天中猜测，到底是谁挖开了那片墓地。而对于那些年轻人来说，“张季鸾”已经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字了。
1994年，一名当地的记者寻访到这里，面对墓地惨状大为震惊。他在随后的报道中写道：“一代报人张季鸾墓，早已沦为荒郊野冢，无任何标识，人迹罕至。
一（扌+不）残土，面对着暮春寂寞的阳光，不堪凭吊。”
在那场“极尽哀荣”的公葬过去40年之后，这个曾经的“报人”，就这样静悄悄地被世人忘记了。
“立这么一块碑，我都不知道该和谁商量”
“文革”结束后，李赋英再没去过张季鸾的墓地。但她轻易就能猜出墓地现在的凄凉景象：“从那个时代过来，这些事情都已经见怪不怪了。”
她原本几乎就要和这段历史永远告别了。谁知道1999年的一天，张季鸾旅居香港的孙女突然打来电话，告诉她，一个曾经在《大公报》工作的老人，辗转找到陵园，却发现建筑已经荡然无存，墓园又荒又乱，土包也只剩下了半个。据说，这老人在坟前“大哭了一场”。
“墓一定要重修，这是我的责任。”这个女孩在电话中说，“我只能拿出一万元港币，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下？”
“我搞了一辈子工程了，这有什么问题。”李赋英立刻答应了下来。
她并没意识到，这件事做起来要比她所预想的复杂得多。为了批下一块地，她坐着公交车，从西安市市中心到长安县县城，来来回回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一开始，当地政府以为是港商回乡投资，热情很高，但结果发现只有一万港币，立刻“失望得不得了”。
与几十年前相比，张季鸾的名字再次出现在这块墓地上时，显得低调而草率。
几番协商后，李赋英最终拿到了一亩地。这正是当年陵园尽头墓碑所在的地方。虽然与陵园最初40亩的规模仍相差甚远，但她已经觉得“很满意”了。
画出墓碑的图纸，并没有花这个水利工程师太大的工夫。而决定在墓碑上写什么字，却让李赋英犹豫了许久。这不是60多年前,再没有政要、名士来题字送碑了，这名后辈只能按照子孙给长辈树碑的口吻，拟了“先父张季鸾先生之墓”几个字。至于石碑的背面，她把手中的几本资料翻了又翻，最后选择了两条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唁电，放了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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