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陈独秀与苏曼殊在相互交往的十多年中，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上海、芜湖等地，不管是相聚，还是分离，他们始终保持着纯洁的友谊。苏曼殊在晚年一度热衷于创作文言自传小说，陈独秀仍一如既往地予以支持，还充满热情地为曼殊的《绛纱记》、《碎簪记》等写了序言，敏锐、深邃地指出:苏曼殊所叙述的爱情悲剧，是“人类未出黑暗野蛮时代”，“社会恶习”对于“个人意志之自由”沉重压迫的必然结果；并帮助他将小说发表在《甲寅》和《新青年》杂志上。尽管由于世界观的不同，他们最后选择的人生道路不尽相同，然而这并不影响彼此友情的发展。 1918年春，苏曼殊病魔缠身，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他将衣物等典质一空，经济非常拮据，陷入极度尴尬的窘境。可病逝前，他还托人带信给在北大任教的陈独秀，希望病愈后能得到资助，送他到意大利学画，由此反映出苏曼殊一生对陈独秀的敬仰与信任。
而正是十多年来在风风雨雨中结下的深厚情谊，使得陈独秀对苏曼殊有着相当正确、深刻的认识。当时，社会上许多人都认为苏曼殊是个疯疯癫癫的“情僧”，可是陈独秀却认为他是“佯狂避祸”，表面上疯癫憨傻，实际上是对人情世故看得过于透彻而不肯俯仰罢了；许多人认为他是傻子，实在是上了苏曼殊的当。苏曼殊病故后，陈独秀感慨地说道:“曼殊眼见自己向往的民国政局如此污浊，又未找到其他出路，厌世之念顿起，以求速死”，“在许多旧朋友中间，像曼殊这样清白的人，真是不可多得了。”这番话足以说明陈独秀对苏曼殊的相知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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