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要害恰恰在于否定生命，否定人生。因此，瓦格纳的《艺术与革命》一书将“革命”视为实现其艺术最高理想的工具，进而将社会改革视为重建“美丽而强大的人”的必由之路。尼采迷恋于瓦格纳的人格魅力，恰恰迷恋于他所设想的“美丽而强大的人”这一新人图像，亦即充满着“狄俄尼索斯”精神的未来的人。当时，在尼采的心目中，瓦格纳的“人的图像”也正是他的价值翻转视点之下的反时代的“人的图像”。
尼采充分肯定，年轻的“瓦格纳是一个革命者”。1849年5月9日，瓦格纳以高昂的革命热情参加德累斯顿一场街巷防御战，革命失败后，他逃往瑞士，从此开始了20年的流亡生活。这期间，他除了撰写音乐论著《艺术与革命》、《未来的艺术作品》(1949)外，还撰写了三卷本美学著作《歌剧与戏剧》(1851)等。在歌剧舞台上，瓦格纳根据“未来”理念，把浪漫主义思想与革命精神有机地联系起来，倡导“整体艺术观”，创立了“乐剧”这一新的艺术形式，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音乐手法和剧场观念。
基于“狄俄尼索斯”精神的时代批判
如前所述，在早期思想形成阶段，尼采对瓦格纳极尽夸奖、赞美之词：“瓦格纳是戏剧的革新者，真正人的社会中的艺术位置的发现者，过去人生考察的诗的说明者，哲学家、历史家、美学家、批判家，最伟大的文化创造力”，如此等等。可是，不久之后，他的这种令人头骨发麻的赞美旋即变成了近乎狂暴的攻击和责骂：“演员瓦格纳是一个暴君”，瓦格纳的音乐是“没有未来的音乐”，是“残忍的、基督教的、白痴的音乐”，如此等等。前后态度可谓天壤之别，简直判若两人，让后世一头雾水。
但是，正如尼采本人所言，他的前后这种骤变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命运”。因为，在尼采那里，艺术的本质永远意味着鼓舞和鞭策人的自然性和生命，因此他当初之所以赞扬瓦格纳的音乐全在于它表达了一种灵魂的“狄俄尼索斯”精神。但是，时过境迁，今非昔比，现在瓦格纳屈膝跪拜在基督教的十字架前，可怜地祈求宗教神秘的慰藉，他的音乐已失去昔日朝气蓬勃的青春活力，变得诅咒和否定生命的自然性，特别是他的最后一部歌剧《帕西法尔》，充满了基督教仪式和传说，浸透了他晚期宗教世界观的消极悲观情绪，既然如此，尼采也就只好把瓦格纳看做生命的否定者和诽谤者，看做是一个“颓废”艺术家。换言之，既然尼采自我标榜为颓废者的对立者，他也就成了瓦格纳的“对跖者”。
尼采自称是“二重性格者”，的确，他对瓦格纳的态度就证明了这种爱恨交加、欲罢不能的矛盾态度。1883年，他在致奥韦尔贝克的信中，满怀激情地写道：“瓦格纳是我所结识的最完美的人。我爱瓦格纳，除了他，我不爱其他人。”他反复告白：“我是瓦格纳主义者，我和瓦格纳一样是自身时代的孩子。”但是，对他附加于瓦格纳的一大堆批判、攻击，他又作何解释呢？他意味深长地答道：“攻击是我的本能。但是，第一，我攻击的仅仅是充满了胜利感的人；第二，我决不攻击个人；第三，我的攻击是好意的表现。因此，视情况，这种攻击是感谢的表现。”
这样看来，上述种种不可理喻的自相矛盾顷刻间烟消云散了。不仅尼采对瓦格纳本人的攻击、非难和责骂始终是好意、感谢和爱的表现，而且他的任何批判和攻击都是非个人的一种时代批判。因此，笔者认为，归根结底，尼采对瓦格纳充满爱与恨的批判态度乃是基于“狄俄尼索斯”精神的一种时代批判。
(作者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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