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书无目的，遇到觉得好玩的就读。但在书海无目的漫游，确实影响了我。影响最甚者，是列夫·托尔斯泰和沈从文。前者改变了我人生的方向，后者让我知道写什么。
邂逅托翁，还是在1972年的炮兵连。我这名对机械等事物有着浓厚兴趣的测地兵，留意到班长晚上总拿着手电筒看一本没有封皮、没有书脊的书。出于淘气的心理，在他不看的时候拿过来瞅了瞅，一瞅就上了瘾。班长没有告诉我这本书是怎么弄到手的，但告诉了我这本书叫《复活》，作者是列夫·托尔斯泰。这本描写人性复活的小说，在那个人与人之间热衷于互相揭发、互相斗争的年代，是禁书。马斯洛娃的命运深深震撼了我。当时我想，写这么一部书也不错。
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我急不可耐地去书店买列夫·托尔斯泰的书，看到了《安娜·卡列琳娜》和《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的作品强调要爱一切人，我如此沉醉于他笔下那个充满爱的世界，以至于我看他的传记知道他和家人相处得都不怎么好，一直不愿意相信。“爱一切人”，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世界观。
接触沈从文作品，是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读，就为他笔下的湘西社会震撼。作为一位打小在乡村长大的孩子，我对他笔下的世界和人物不陌生。打那时候起，我知道，开始把自己的笔，转向我熟悉的世界。
最近，我在看一本印度作家的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引进的，曼·布克奖的获奖作品。书名《白老虎》，取自一名企业家的名字，这位企业家得知中国总理温家宝要访问印度，便写给温总理七封信，汇报印度的情况。这种情节设置非常巧妙，让人耳目一新。印度作家在“怎么讲故事”上确实做得不错，你看改编成电影的《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结构新颖，创作所受约束更小。相较而言，中国作家在原创性上也有努力，但总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阵子，我突然对未被科学诠释的世界有了兴趣。有部英国作家的《天堂可以等》(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讲的是姑娘在结婚的前夜，因为想给未婚夫准备一份礼物而不幸摔死，从此走进另外一个世界，身在别处地审视人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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