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平原》是一个完美的旅行
为20世纪70年代写书，是毕飞宇挥之不去的情结。他说：“我答应过自己，起码要为上世纪70年代留下两本书。有了《玉米》和《平原》，我踏实了许多。”跟《玉米》一样，毕飞宇让《平原》的故事发生在王家庄，不过王家庄的主人不再是王连方和玉米一家，而是端方和一群年轻人。
小说摹写了形形色色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他们充满梦想与幻灭、挣扎与奋斗的独特心路历程，充分展现了这片蒙昧与淳朴共生的古老土地上的爱情和人性。《平原》不仅是写给上世纪70年代的书，它也是一部关于当下的书，更是一部“权力”之书，权力被系统深入地检视和想象，身体的权力、精神的权力、政治的权力，权力的暴烈和软弱，真实和虚妄，在我们心中、我们之间涌动着的错综复杂的“力”被华美而精确地展现。
读书报：看完了《平原》，感觉到整部作品浑然天成，从叙事到语言，都是一种纯熟自然的流畅。我记得您说过，《青衣》以后《玉米》对您的创作是一个突破，那么您现在如何评价《平原》呢？
毕飞宇：《平原》的写作是一个完美的旅程，我做了我想做的一切。写完了《平原》，我爱上了长篇小说这个东西，就在完稿的第二天，我还想写。我习惯性地坐在了写字桌前，打开了电脑，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我的作品已经不再要我了，它和我无关了，我很难过。一个完美的旅行就这样结束了。
读书报：您的写作虽然是从先锋小说起步，但是《玉米》和《平原》更接近现实主义的风格，这种调整和变化是有意为之吗？
毕飞宇：事实上，现代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这些概念对我的意义已经不大了，我只遵循我的性格。我就喜爱性格主义写作，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是怎样的神经类型，我就写什么样的作品。作品像我，而我的表情也越来越像父亲。
读书报：作品最抓人的还是故事情节，但是人物的命运却有些悲惨。阅读的过程中我在想，您的创作到底是怀着一种怎样的心态，要把人物塑造得如此压抑？
毕飞宇：还是说一个常识吧，中国的历史有一个特点，每一次狂欢过后，总有两个人要被揪出来买单，一是农民，二是妇女。这几年我所描述的对象正是农民和妇女，那样的调子是必然的。
读书报：语言的魅力更是让人迷恋，尤其是读到红粉出嫁时父亲的心理活动，细腻感人。真是佩服您怎么把握得那么准确。
毕飞宇：从语言去谈语言，谈不出什么来，语言就是洋葱，剥到最后一定是空的，当然，还有两行泪，语言首先是个生理问题，你的器官尤其是大脑有没有生锈。我们的教育有一个功能，那就是锈化，比如说，“农民”这个词，我们时常用“淳朴”去和他搭配，这一来农民“和”淳朴”这两个词就全部锈死了。我所见到的“农民”和成百上千的汉语词语有关，恰恰和“淳朴”无关。我在使用语言的时候有一个体会，让它从身子骨上过一遍，一看，二慢，三通过，只有这样你的语言才能行驶在正确的道理上，而不会成为一堆废铁。
读书报：您过去的一些作品，如《武松打虎》、《枸杞子》、《受伤的猫头鹰》、《白夜》等，包括这次的《平原》，写的都是老家兴化，甚至连地名都是真实的，出于什么想法呢？现实中的兴化是什么样的？
毕飞宇：你说得对，我的乡村背景小说用的都是兴化的地名，主要还是图方便，现成的嘛，拿来就用，其实是不相干的。
现实中的兴化是我出生的地方，我却从来没有勇气去描绘它。我相信一个作家和他故乡的关系是复杂的，要看你从哪一个角度切进去，我比较有把握的是，故乡的每一个侧面其实都是被放大的。
读书报：如果说《玉米》系列和《平原》来自您所熟悉的农村生活，童年的视角给予您很多的创作资源，那么《青衣》呢？
毕飞宇：和大部分作家不一样，我从来也没有把童年经验看得多么重要，经验的重要性不在经验本身，而在于经验的整合。还有一点也许更重要，那就是哪一类的经验能够激起你的愿望。《青衣》是一部和我的个人经验一点都不擦边的小说，经验重要，但一定不是死穴，要不然阿姆斯特朗和杨立伟就上不了天。阿姆斯特朗敢上天，我就敢写《青衣》。
读书报：对于自己创作的作品，可以回过头来评价一下吗？
毕飞宇：乡村背景和都市背景的小说在我的作品中各占了二分之一，这个比例关系是恰当的，原因很简单，我一只脚在城里，一只脚在乡下。你不能说我脚踩两只船，你必须承认我的确长了两只脚。我很高兴我两边都可以发言，按照一般的常识，一只脚跨出去了，另一只脚马上就要跟上。
读书报：《平原》的发行已经全面铺开，不知此次首印多少？您自己对《平原》的命运有所期待吗？您过去一向以中篇取胜，现在看长篇也美不胜收。写完《平原》，对自己驾驭长篇的能力是否有了重新的认识，接下来的创作，有没有倾向？
毕飞宇：有。首印是六万，我的期待是更多。我希望有更多的读者读我的书。写完了《平原》，我觉得我和长篇特别地般配。
读书报：您的家庭成员都是教师，本人又有五年的从教经历。这种经历对自己的创作有帮助吗？隐约觉得您似乎还应该创作点儿童题材或给青少年看的作品。
毕飞宇：是的，我一直渴望写一本关于孩子的书，还有一本关于老人和更年期的书。你知道写作的人是贪婪的，恨不得把他感兴趣的东西都写一遍，但是，这样的念头我从来都不敢强化它，它会使人浮躁。我必须定下心来，一个一个地来。
读书报：目前您还担任《雨花》的编辑，作家的身份对编辑来说是否也有优势，比如是否更容易约到好作品？编辑的身份对您的创作是否也有帮助呢？
毕飞宇：我在《雨花》做编辑，我们《雨花》也不是什么名刊，一直踏踏实实的，主要是发现新人。我看的稿件主要是自由来稿，很少去约。做编辑挺好，我喜欢我的工作。
读书报：写作在整个生活中处于什么位置？是否可说是业余的创作？因为我看关有报道，说您拒绝做专业作家，为什么？
毕飞宇：我在《雨花》工作和生活都很愉快，为什么要改变它呢？我不愿意做专业作家是因为我写得少，如果不写长篇的话，我每年也就写四、五个月，一旦成了专业，余下来的七、八个月是很可怕的。我这个人很奇怪，写作我坐得住，十个小时都没问题，读书也坐得住，可别的就不行。我好动，所以我不敢做专业。如果我在《雨花》的工作丢了，我一定会再找一份。
读书报：您最近在读什么书吗？您的阅读是不是有计划性的，阅读对您一段时期的创作是否产生一定的影响？
毕飞宇：法国作家福雷的《纸上的精灵》。似乎有，其实没有。我说似乎有，指的是我偏爱某一类的图书，一般来说是比较集中的。我说没有，那是因为真的没有。
读书对我的写作一定有影响，如果不读书，我不知道我还会不会写作。不过读书对写作的影响是很悠远的，你不能指望今晚读完了《红楼梦》的前八十回，明天就把后四十回给写出来。
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具魅力的叙事者之一，毕飞宇锤炼出一种能够被明确识别的声音：音律流畅，机锋凌厉，指意多端，把对人类经验的冷酷分析变成了华丽炫目的剑术。小说不以复杂的情节取胜，而是充分发挥描写细部的长处，着意于诗化情怀的铺衍。作家下笔时而惜墨如金，时而浓墨重彩，叙事节奏不急不缓，语言明快俏皮，体现出简约丰盈的魅力。有评论家认为，《平原》是一部新奇的、极具艺术品质与阅读魅力的小说，是作家近年来愈益成熟的小说艺术的一个集中展现，也是新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收获。有意思的是，与鲁迅的未庄、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苏童的枫杨树村一样，毕飞宇营造的“王家庄”，已然成为一方具有特定原型意义的人文版图，成为他宏伟叙事计划的背景。
毕飞宇：《平原》无可挑剔
南京日报 蒋文君
毕飞宇曾说：“我答应过自己，起码要为上世纪七十年代留下两本书。有了《玉米》和《平原》，我踏实了许多。”昨天，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小说《平原》终于在南京露面，今天还将在北京举行首发式。要毕飞宇评价自己这部长篇，他显出一脸无辜：“现在让我回答这个问题，谦虚都很困难，我只能说无可挑剔。”
从来不签售是因为“胆小”
为自己的新书举办首发式，这对毕飞宇来说可是头一遭。他解释道：“长期在书房里呆着的人，去闹哄哄的地方会不习惯。”虽然答应参加记者见面会，但要毕飞宇为读者签售仍是难上加难。让人纳闷的是，毕飞宇又不是长得丑——按照编辑黄小初的说法，比余华可帅多了，他为什么羞于在读者面前露脸呢？毕飞宇丢出“胆小”两个字，就再不肯开口。
其实，毕飞宇不肯签售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自己的作品有信心：“我相信我的语言有足够的吸引力。”之所以说《平原》无可挑剔，也是有原因的：“一个作家完成一部作品，通常要经历一个漫长的修改过程，绝对满意了才肯拿出手。也许两三年后发现，原来其中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不过到时候也没办法了，只好由他去。”
“儿子”的名字别人来取
《平原》这个名字，是《收获》杂志副主编陈永新的主意，为什么不是毕飞宇自己的创意呢？毕飞宇马上作了个类比：“这有什么，我儿子的名字还是别人取的呢。”看大家都笑起来，毕飞宇又说：“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平原》这个书名，味道和小说内容很合拍，就像我这样的中年男人，像泥土一样，踏踏实实站在那里。”
《平原》写的依旧是王家庄的故事，“王家庄”已然成为毕飞宇的一个品牌。其实，那也不是毕飞宇刻意营造的：“因为我四五岁的时候曾经在一个叫王家庄的地方生活过。如果写到以乡村为背景的小说，自然而然会想到王家庄，这已经是个习惯。”但是，这一次毕飞宇也要暂时告别“王家庄”：“我陷入王家庄太久，用那个调子叙述已经太多次，我要暂时离开王家庄。”
不写作的时候更像作家
用3年半的时间写完《平原》，接下来毕飞宇要休息一段时间：“其实我不写作的时候更像一个作家。生活里发生的许多事都变得清晰起来，能记到脑子里，反复折腾，获取能源。而写东西的时候像一个打字员，只是把脑子里曾折腾过的东西记录下来。如果一部接着一部一直往下写，对我来说不可能，也太没意思了。”
毕飞宇:《平原》不是乡土小说
《东方早报》 陈佳
一直以中短篇小说在文坛占据一席之地的毕飞宇，于近日完成了25万字的长篇小说《平原》。依然是上世纪70年代的乡村生活，甚至依然是《玉米》中的那个王家庄，从体量到架构，近两年来频频得奖的毕飞宇开始出现宏伟叙事的端倪。
东方早报：《平原》中隐隐透出的，是一段重要的集体记忆——1976年政治的变动和它所影响下的日常生活戏剧般的翻云覆雨。有人说主人公端方展现了在政治环境下的悲剧命运。
毕飞宇：说起端方，这个人到底是谁？他到底有没有爱过三丫？三丫死了，他疯狂地拿把铁锹去挖三丫的坟，他想搞清楚三丫到底长得什么样。在命运面前，他是体现了一个乡村知识分子的心态还是流氓无产者的心态。我找不到答案。虽然我没有把他挖得很透，但依然认为这是我塑造的最成功的人物之一。作品定稿时，我删掉了8万多字，都是小说里相对清晰的地方。我对“混沌”产生了好感，这要归功于《红楼梦》，它高度写实，但最后反而成了一种写虚。
东方早报：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乡村，知青是文学作品中不容回避的人物，《平原》也是如此。它与当年的知青文学相比，有否新的突破之处？
毕飞宇：伤痕文学出现后，我们看到了知青的血与泪，知青文学呈现的是在农民与知青之间的较量，知青永远是农民的受害者。知青有发言权，而农民没有。我要为农民说句话，因此小说中混世魔王（知青）把端方（农民）唯一的生路给掐死了。我丝毫没有跟知青和知青文学过不去的念头，我只是在情感上更倾向于农民。
东方早报：与《玉米》一样，《平原》继续讲述着你头脑中苏北的那个王家庄。《玉米》里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王连方，在这部《平原》里他也有一个五六百字的出场描写。为何会有这样的安排？是否想将王家庄打造成与鲁迅的未庄、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苏童的枫杨树村等，同样具有特定原型意义的人文版图？
毕飞宇：出现王连方主要出于情节的需要，让王家庄的新支书吴蔓玲走上政治舞台，必须要给她一个背景。但这个王连方是不是《玉米》里的王连方，这个并不重要。王家庄的故事一开始是无意识的。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以后我不碰乡村题材则罢，要写就一定是王家庄。当然你可以说这充分体现了一个作家的虚荣，但这种虚荣是可以原谅的。
东方早报：尽管你如此热衷写农村题材，但在你的小说中找不到乡土意识，抒写乡村时没有那种浓重的回归情绪。
毕飞宇：我也不同意把我的作品划归到乡土小说里。我对乡土，更多的是借用来作为一个背景，一个拷问人性的场所。我不是一个有故乡感的作家，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土地上的过客，我是没有根的。
关于什么是故乡，我把自己和汪曾祺做过一个比较。对汪曾祺来讲，故乡是一群鸭子，汪曾祺把他们赶了出来。我呢，是找了一群鸭子，我把它们赶到了那个地方。对汪曾祺来说，那是一个来路，而我没有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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