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瑜的父母给我的第一次印象自然是糟透了，他们竟然能为了一条几块钱的鱼而吵吵闹闹的，而且还是当着孩子同学的面。后来我去的次数多了，便知道他们其实都是很随和的人，只是脾气坏一点。他们俩都在市绿化队工作，薛瑜的父亲开车，母亲就是修修剪剪的一般的工人。他们俩都是初中毕业。薛瑜的姐姐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当年就进了一家机床厂当了工人。我去找薛瑜时，有时候会和他父亲聊上几句。我还和他下过一盘棋呢。聊到薛瑜时，我自然是很夸了他一顿。他父亲笑眯眯的，一边敲着棋子一边说，就他啊，我比你了解，眼高手低，本事没多大，脾气倒不小，古里古怪的，一点都不像我，他这脾气不改，以后准要吃大亏。我父亲也说过我眼高手低，不仅是眼高手低，而且是自不量力。他说，中国十亿人有几个作家，作家呢，把报纸编编好，平时写写小文章还差不多。一个是卡车司机，一个是大学教授，一个整天转着油腻腻的方向盘，一个整天书啊书的，可是说起自己的儿子来，就像是一个人。我现在知道那会儿我们为什么能与"先锋派"们一拍即合了，我们那会儿不仅有对自己难舍难分的自恋情结，有与自恋情结同出一辙自以为是的英雄情结，还有一种可怜巴巴无家可归的孤儿情结（说杀父情结有点过火）啊，而"先锋派"们正好是五花八门的情结的大本营。
于是，我们就在"先锋派"里安营扎寨啦！
于是，我和薛瑜，一个一米七零（刚刚过了残废标准），一个一米七七（不高不矮正合适），两个二十出头，被各自的父亲认定为眼高手底没多大出息，可在镜子里怎么看都眉清目秀、怎么瞧都风华正茂的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就成日混迹在一群烟不离手、牢骚满腹、夸夸其谈、神情恍惚的艺术精英之中啦。我们和他们一块喝茶，一块喝酒，一块东倒西歪地谈论艺术，争辩是非，法国怎么怎么，美国怎么怎么，二十年代怎么怎么，六十年代怎么怎么。我们高兴起来和他们一块即兴写诗，即兴朗诵，即兴为诗配画或者为画配诗，于是免不了大呼小叫，免不了掌声和口哨此起彼伏，场面既混乱又热烈。可是有一天当有人冷不丁地提议出一期民刊时，喧闹的声音却突然低了下来，一张张被酒精和欲望煽红的脸也同时像被敷上了一层冰块似的冷却了下来。大家把目光一起射向了说话的那个人。仿佛那个人不是整天跟自个待在一块的信得过的自己人而是官方的暗探。薛瑜咳嗽了两下，该薛瑜继续发表高论啦，他说，我觉得是时候了，诗歌角就快一年了，我们总得弄点东西出来吧，整天耍嘴皮子不如就弄它一期出来，大家看怎么样？能怎么样呢？出就出吧。于是很快就成立了编辑班子。薛瑜理所当然地成了四个还是五个人中的一个。他主要负责写一篇纲领性的理论文章和组两到三篇"对话"之类的非诗类文字。
一夜之间，薛瑜成了"先锋派"的领袖人物。谁也没有料到这个平时看上去文质彬彬、老实木呐的家伙一下子便从不为人注意的暗处跳到引人注目的聚光点啦。在回校的路上，我不无妒意地向他打趣道：这回有点布勒东的感觉了吧？他没有回答我的话，而是闷着头踩着车子。骑了有差不多一百多米，他突然刹住车，说，你看我是把我们和二十年代联在一块儿，还是六十年代更合适？他刹车时，我没刹住。我在他前面三四米的地方没好气地说，你还当真了啊，你真以为你是在巴黎啊。谁说的准呢，没准他还真以为他是在巴黎了呢。我敢说那会儿他的心跳一定不下一百二十。那天晚上薛瑜床头的那盏台灯虽然没有一直点到天亮。可是我知道他脑子里可没闲着，我睡在他下铺，整夜就听见他不停地翻身，虽然他很小心，可还是让我觉得怪不舒服的。这是我的虚荣心在作怪啊。我第二天醒来时，用脚踢着上铺，不无酸意地说，布勒东，起床了，布勒东，醒醒啊。上铺没有反应，原来他一早就出去找人商量论文的事了。薛瑜变得忙忙碌碌的啦。一会儿城东，一会儿城西，一会儿去见一个刚刚从北方来的画家，一会儿去和南方来的诗人聊天。他也变得懒得搭理我了。我说，有什么我可以帮忙吗？他说，你把你的诗写好就行了，过两个礼拜我问你要稿时可别又拖着没写。
他还真像那么回事。好在"你不跟我玩我有人玩，我在河边划小船"。薛瑜的变化让我觉得挺不是滋味的，但我一下子又说不出什么道道来说他有什么大错。于是，我倒是看开了，干脆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我找到了同样在诗歌角认识的师范学院的卢冬和财贸学院的韦坤。卢冬平常写歌。韦坤写诗。他们俩人那阵子都已经不在诗歌角那儿转悠了。依韦坤的原话说：没劲，一帮没文化的小痞子。第一次见面我就知道韦坤是个自命不凡动不动自我吹嘘的家伙。可那会儿，我正不高兴呢，也不反驳什么。卢冬是个不爱多说话的小个子。赶巧他那阵子对摇滚正迷恋得干什么事都没心思，一张嘴就是鲍勃·迪伦怎么怎么，滚石怎么怎么。他拉了艺术学院几个长发披肩的学生组织了一个名字叫"大昆虫"的乐队。他写歌，自己又身兼主唱、节奏吉它、配器，是名副其实的灵魂人物。我去找他那会儿，他正在和乐队排练，说是准备在高校搞一次巡回演出。见面第一句话他就说他对我仰慕以久，说得怪肉麻的。他说，帮着写几首歌词怎么样，我们手里的的几首都太轻了，我看过你的诗，棒极了。我被他捧得天晕地转的，便帮着他写了几首。韦坤那会儿也被卢冬拽着不放。于是差不多有好几个星期我都和他们，和铿铿锵锵的乐队混在一块。依今天时髦的话来说，那阵子，我差不多成了走哪儿嘴里都乱哼哼的音乐人啦。
布努艾尔在他那本自传性的《我最后的叹息》里提到布勒东时，说他及其厌恶音乐。可是被我笑称为布勒东的薛瑜不仅不讨厌音乐，而且他本身就能弹一手好吉它。他弹的都是些古典的曲子，《致爱丽丝》啦，《爱情故事》啦，虽然弹的时候，中途会有些停顿，可那已经相当不错啦，至少比我这个冒牌的音乐人强十倍。他的那把"红棉"吉它就挂在宿舍里，上面尽是灰。那会儿，他已经无暇顾及音乐啦。他整天和诗歌角的那些人泡在一块弄那本集子的事。而且他是单独行动。在他眼里好像我和墙上的那把吉它没什么不同。倒是我总在课堂上帮他不停地遮掩请假：生病啦，家里有急事啦，开笔会啦。他每天晚上回宿舍时都很晚，他回来时差不多我都已经睡着了。我有时候醒来，发现他靠在床上抽烟。灯也不开，烟雾在烟头的微弱光亮中笼罩住他的脸，一阵子下来，他明显地瘦多了。他冲着我笑了笑，也不说话。我也不好说什么。我们之间的话越来越少啦。还好我还不会说些客气的话，如果那样的话，我们俩之间就算完了。他的烟越抽越厉害，白天时只要你一看他的脸色就明白了：黄几几的，没有光泽。我说：还没弄完？他说：还没有。说着就又骑着他那辆破车出去了。
一个多月之后，卢冬的大昆虫乐队的巡回演出正式开始了。演出的第一个学校就是我们学校。因为我们学校无论从哪方面看都算得上是高校中的老大。卢冬说要打就打一个大胜仗。演出的前几天，我给了薛瑜五六张票，让他拖诗歌角的那帮朋友一块来看看。他接过票，没说一定来，也没说不来。他没说谢谢，这让我挺高兴的。演出那天照例是个大晴天。真是所有的日子都是阳光灿烂啊。从一大早开始，我便忙乎上了，帮着卢冬跑前跑后的，因为场地的关系，我不得不与平常老死不相往来的学生会、团委、系里的头头们打得"火热"。如果卢冬的乐队是个摄制组的话，我的角色应当算是个瞎忙乎的剧务或者顶多是个快乐的场记什么的。好在一切顺利。那天晚上的演出出乎预料的成功：礼堂爆满，场面火爆（台上的乐队与台下的学生均是火爆异常）。卢冬和他的乐队这个临时组合不到三个月的"草台班子"把他们配合过的所有的歌（包括因为太"轻"而不准备拿出来唱的）都唱遍了。可是激情难抑手舞足蹈的观众们在黑暗中用无休止的掌声和打火机（年轻的烟民们）的火苗营造出的热烈（甚至感人）气氛，使卢冬不得不在乐队下场后几分钟再度出场。他抱了一把吉它，一个人坐在舞台中央，咳嗽了几声（他哪见过这么大的场面）后一气唱了四五首他早一年写的风格与美国乡村音乐相近的"软"歌。那会儿，所有的灯都熄灭了，所有的掌声和喧闹都被卢冬脚边刚点起的两三支蜡烛的火苗所舔噬，黑暗中台下只剩下忽明忽灭的打火机火苗与台上的蜡烛遥相呼应。他坐在那儿，一个不爱说话其貌不扬的小个子，一个看上去萎靡不振一碰就倒的从没学过专业作曲的小个子，他坐在那儿，一边随意拨弄着琴弦，一边近乎心不在焉地低声哼唱：我的名字叫卢冬，我今年二十岁了，我的父母出钱让我来到你们中间，我的衣服好看吗，那是他们给买的，他们说，好好念书，别浪费了时间；你的名字叫什么，我不认识你，我们天天见面，你干吗老让我干这干那，你干吗老指使我，你干吗老让我爱你，你干吗老让我离不开你，你他妈到底是谁……
掌声如雷，群情激奋，卢冬打了个大胜仗啊。那天晚上，我就站在舞台一侧没有拉尽的幕布后面，一动不动地瞧着这支火爆异常的大昆虫乐队。我站在那儿，虽然没有手舞足蹈、大呼小叫，却也是两眼圆睁，手心出汗，一颗心被台上这几只狂乱的大昆虫们弄得工咚工咚的，我差不多被"它们"给弄懵了啦。我掀开幕布的一角，透过不算大的口子，发现台下的情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太壮观啦。虽然我没抱多大希望，可我还是探出头去，希望能在众多涨得通红分不清彼此的脸中看见或者说分辨出一张脸。这张脸消瘦、蜡黄、疲倦不堪，它应该是刚刚才从密密麻麻的文字中抬起来，它眨巴眨巴眼睛，张张嘴，它对眼前突然出现的喧嚣、狂热一定会茫然失措吧。很可惜我没能看见。演出中的热烈气氛一直延续到演出结束后的种种花絮（签名啦，照相啦，阿谀奉承啦，锦上添花啦），那些个热热闹闹假模假式的玩艺使那天晚上的活动一拖再拖。我跟卢冬说我有些累了先回去歇歇，我说我在宿舍等他。薛瑜没在宿舍。同宿舍的人说没见着他。我洗了把脸后点了支烟。我坐在床上，脑子乱七八糟的。卢冬们的那些咚咚咚的鼓点还在我脑子里使劲地敲着。我朝墙上的吉它望了望，还在那，上面尽是灰。我有一种把它抱在怀里的欲望。可它上面尽是灰。这些灰尘让人无法靠近。如果这把琴上没有这些灰，如果这是一把新琴，我想我会把它抱在怀里，就像卢冬一样，不仅抱在怀里，而且还会情不自禁地轻声吟唱。卢冬来时，我差不多要睡着了。卢冬说乐队的人都回去了。他说，薛瑜不在啊，我还以为他在呢。卢冬说他刚才碰到诗歌角那帮人了，咋咋呼呼的。你没问他们薛瑜怎么没来啊，我说。没有，卢冬说，我还以为薛瑜自己来的呢。他们的票是薛瑜给的，我说，不知道他自己怎么没来。狗东西他也太不像话了，卢冬说这么近不来看一下，又不是没给他票。
可能有事吧，我说，我们等等，说不定他马上就回来了。
那天晚上我们没等到薛瑜。卢冬就在薛瑜的床上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卢冬就走了。临走前，他说，见到他，代我骂他几句，他也太不够哥们了。差不多十年过去了，我现在还能回忆起卢冬那副愤愤不平的样子。他站在门口，穿着一件肥大的长及膝盖的长袖衬衫，那把"红棉"吉它被他像一只鸡一样地拎在手上，不长的头发乱蓬蓬的。他可是昨天晚上不折不扣的拿破仑啊。他说那话的时候，脸上多多少少还沾着昨夜的余辉。我朝他笑笑，说，出门头低着点，别让群众又围观了。那天薛瑜没来上课。那以后一个星期都没见他人影。周末，班主任把我找了去向我打听情况。我说我也不知道。他摇摇头，他那副神情就好像我故意对他隐瞒了什么。他一边摇头一边说，我知道你们在搞创作，在写诗，是不是，我不反对，可是做什么事都要个节制，你是个学生，你总得上课，总得以读书为主嘛，我不相信你们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如果你真的不知道，那么你今天下午就代我到他家去一趟，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星期了，有天大的事总得请个假嘛。被大家在背后戏称为"花旦"班主任姓王，三十多岁，苏州人，教古代文论，一说起说起话来就咬文嚼字，罗里罗嗦的，而且还是一副娘娘腔。我害怕他一发苦口婆心起来，连忙说我确实不知道，说不定他病了，没办法请假。我说我下午就去他家看看。
那天中午我回宿舍拿碗准备到食堂打饭，眼睛一瞥，发现我床上放着两本新印的杂志。我一看名字就知道是诗歌角编的那本。哈，终于编好了。我正为下午到不到薛瑜那儿犯愁呢，这下可以不去了。我心里想着见到他一定得好好骂他一顿：你也太不像话了，为了这么本破东西没日没夜的，整天都不见个人影，就算这样，你也得跟我打声招呼啊。我一想起班主任刚才那副跟我较真的女儿态就浑身不舒服。妖里妖气的，把我当什么人了。好在，好在这一切都过去了。薛瑜又回来啦。他从怀里抱着的一摞杂志中抽出一本，说不出的神气活现：瞧瞧，都是血汗啊。我没能闻出什么血汗味，却差不多闻出了一股冒牌的法国味。他可没像我有一天做梦梦见的那样全身绑着白绷带痛苦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皱着眉头想挣扎着起来却怎么也不能动弹。我这是白操心。好在这还算不上什么恶梦。它还没能让我像小时候那样在梦中惊出一身冷汗。可那倒是真的，那些天，我一想起他晚上躺在床上抽烟的那副模样，那副无精打彩闷闷不乐的样子，就想，不会得了什么大病吧。我到食堂打了饭菜回来，一边吃一边翻那本杂志。我一下就找着了我的那几首诗。薛瑜把我给他的全用上了啊。我突然有点内疚起来。我也太小肚鸡肠啦。同时我也突然明白那些天自己是怎么回事了，我也太斤斤计较不知好歹啦。这是他的心血啊。我翻到后面的理论部分。有三四篇文章。一直翻到最后一页，我发现没有薛瑜的文章。我连忙翻到目录，目录上也没有。这怎么可能呢。一定是弄错了。我又拿起另外一本，手忙脚乱地一阵乱翻。我坐在床上。好半天，我把手里的那本杂志死命地扔在地上，同时，我听见有一句话从自己嘴里冒了出来：去你妈的。
我差不多知道是怎么回事啦。没错，我心里一直都有一种预感。说明白点，或者用佛洛伊德的话来说，或者用那个浑身绑着绷带的梦来解释，这不是什么预感，而是一种愿望，一种愿望的释放。这种愿望在大白天被理性压抑着不能或者说不敢表达，只有到了晚上它才能通过梦的渠道而"自由"释放出来。如果我没猜错，现在这朵在梦里开放的自由之花已经在现实中结出了它所孕育的自由之果。我这是梦想成真啦。佛洛伊得说得一点不错。自由。释放。升华。可耻啊。我从车棚中推出车子。在校门口，我遇见同宿舍的一个同学，他说上午十点多钟有两个人来找我，见我不在丢下两本杂志就走了。我问他上午见没见到薛瑜，他说没有并说他一个上午都在宿舍。我这是明知故问啊。我差不多又能看见那个愿望，看见梦里的情景了。他躺在床上，全身绑着雪白的绷带。一个浑身雪白的病人。一个伤兵。他在床上像头动物似地挣扎着。连他的脸也被包着呢，只露出一对眼睛。如果这样，我又怎么能在台下疯狂的人群里找得到那张脸呢？那张脸已经被可耻的愿望带到黑暗的梦中。那张脸已经被愿望绑得严严实实的啦。那两只眼睛布满血丝，一眨不眨，露出恐惧的神色。它对我说，你是谁？我说：我是你兄弟。它继续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害我。我说。我没有说。我听见一个声音说：你兄弟的血有声音自地里向我哀告。我听见"吱"的一声，门被推开了，走进来一位护士。她身材乖小，香气逼人。啊，我的脑子要炸啦。那个被阳光晒得懒洋洋的午后，我的脑子像被热水烫伤一样，一路上，颠三倒四，胡思乱想。我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会儿，我的春风化雨般的自恋情结已经让位给垂头丧气一个劲地自怨自艾的自虐情结啦。
我在薛瑜家楼下犹豫了几分钟。正要上楼时，迎面碰上她姐姐正从楼上下来。她手里拎着个塑料袋，看情形像是要去买菜。我和他姐姐不熟，见面只是点个头，从来没说过话。好在她一下子就认出了我：余刚啊，找薛瑜啊，他不在，他还没出院呢，本来说好昨天出院的，医生又临时说再看一天，他昨天没给你打电话啊？没有，我说，我昨天有事没在宿舍也没回家。我问她要了薛瑜的医院和床位。我撒谎说这几天给我忙忘了。我也开始撒谎啦。在巷口，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我问父亲薛瑜有没有给我打过电话。他说，有啊，就你那个同学，他来电话让你帮他请一个礼拜假，说是他得肺炎住院了。我在电话里叫，你干吗不早告诉我，我不打电话你还不告诉我是不是。父亲说，不要朝我嚷嚷，我怎么告诉你，我又没你宿舍的号码，这还不都怪你啊，是你自己不告诉我，自由哎，你礼拜天也不回家，你一天到晚都干什么，我跟你讲，过两天我会找人向你的班主任了解你的情况的。接完电话，我突然一下子觉得心里好过多了。真是莫名其妙。我在鼓楼医院旁边的水果店买了一串香蕉后，走到住院部门口时才知道探视时间要到三点才开始。我把车子靠墙锁好。然后一个人拎了串香蕉往鼓楼公园走去。
那会儿我一定是一副心事重重忐忑不安的模样吧。
我在鼓楼公园的二楼平台上，要了一杯茶。平台上零散地放了几张桌子。那会儿一点多钟，阳光差不多把整个平台给包圆了。平台上没有人。喝茶的人都进茶室了。我坐在平台上，我能听见从茶室传来的说笑声。我一个人坐在几乎直射的阳光下，像一只胡子拉喳的懒猫一坐下就不肯动弹。在平台上透过梧桐树枝叶的缝隙我可以看见不远处的鼓楼广场。汽车和自行车稀稀落落地从广场上绕过。我看见一个人打着一把伞在草坪上照相。那个穿着一身红衣的姑娘从远处看就像是一枚会走动的叶子。广场东侧的旗杆上光秃秃的。如果此刻上面有一面旗子，从平台上看，它会像是一条裙子还是一条被吹得呼拉拉直响的红领巾。太浪漫，太夸大其词啦。我那会儿可没这个雅兴啊。我坐在平台上，就像桌子上那串死气沉沉的香蕉一样被阳光照得昏沉沉的。我听见背后有人议论说，那个人有神经病啊，大热天还晒太阳呢。那是个姑娘的声音。接着我听见一个男的说，可能是失恋了。我没回过头去，因为那会儿我突然冷不丁地想起了吴蓓蓓。想起了那张鼻翼上浅印着点点雀斑的脸。啊。那会儿，就那么一个念头，我不知怎么眼眶里就满是泪水了。他说对了，我是失恋了啊。吴蓓蓓。我心里喊着她的名字。那时，就在那一刻，如果让我在众多幸福的方式（母爱啦，自尊心啦，艺术啦，甚至就是梦寐以求至善至美的巴黎啦等等）中选择一个，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躺在吴蓓蓓那个貌不惊人的女护士的怀里，满眼含泪地听任那个不失温柔的小母亲听任她的眼睛、嘴唇、手指的一遍遍地呵护和爱抚。
我想我是发疯啦。我确实变得有点疯疯颠颠的了。从鼓楼下来时我差点摔了个跟头，不过那串被阳光晒得软不拉几的香蕉倒是像宝贝似被我牢牢攥在手里。仿佛那是通灵宝玉似的命根子。现在想起来，一个愁眉不展一脸倒霉相的失意"男人"（还不能完全算个男人啊），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拎着一串快要晒熟了的香蕉，闷闷不乐地沿着宽阔的广场往一家刚刚粉饰一新的医院走去倒是件挺有意思的事情。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为了这个男人停下步子。如果那天我恰巧正好路过广场，正好从那个人身边走过，如果那天我像现在一样已经三十岁了，我想我会停下步子，瞧一瞧那个看上去忧心忡忡的人的，虽然我实在算不上一个有心人，可是自从我开始写小说之后，我多少开始变得有点婆婆妈妈的了。很可惜，那会儿，我只是二十出头，如果我有分身术或者说我能够穿越时空隧道让两个（或者一个）生活在不同时间的人在某一个共同的时间汇合，也就是说我能够让所有的事情（已经发生过的，正在发生的，没有发生的）在同一时间（也可能是有别于过去、现在、未来的第四时间）同时发生的话，我想我会和那个拎着一串香蕉低头走过广场的过去的我好好谈谈的。我会以一个过来人的身分或者说我会像一个老大哥似地告诉他一些道理。跟他说小伙子没什么了不起的一切都会过去的，你看看你手里那串香蕉，你现在拎在手里挺沉的，你闻闻还真有股香味，可是十年后呢，小伙子，你想想十年后它会在哪儿？
十年后，它还在我"手"里，不过这只手现在已经不在我身上啦。这只手它已经和千千万只手一样和那串香蕉一样从我们身上飞走啦。而且他不定会听我的，他那会儿，满脑子都是他那个生病的同学和省中医院的女护士。他穿过广场时，仿佛看见许蓓蓓一身白大褂招着手地向他跑来。自然这只能是他的幻觉。他那时候还不知道多年以后还会有更多的"王蓓蓓""张蓓蓓"向他招着手地跑来。自然那也只能是幻觉。那天，当他拎着那串道具一样的黄澄澄的香蕉走进刚刚开门的住院部的时候，他并没有意识到许蓓蓓只是自己长达十年的不幸的爱情生活的开始。他没有意识到啊。他只是感到脑子昏沉沉的。那些直射的阳光开始起作用啦。薛瑜的病区在四楼。每一层楼差不多住的都是同一类病人，眼科啦，皮肤科啦，妇产科啦。每一层楼道口的墙壁上都挂着写满会议通知、手术观摩之类的小黑板。那些字自然是龙飞凤舞的。还没走进那幢刚盖好的九层高的住院大楼时，他已经闻到了那股瓶瓶罐罐的气味，越往楼上走那股气味越重。穿白大褂的年轻的医生护士们从他身边经过时手里要么托着一个放着输液瓶的盘子要么拎着个听诊器什么的。如果是两个人走在一块，还小声地议论着什么。还真像那么回事。那会儿，一脸疲倦有气无力的他已经闻不到他手里的香蕉味了。即便他把那串香蕉凑到鼻子跟前，他闻到的也只能是一股串了味的青霉素或黄连素味儿。路过三楼的妇科部时，他停下步子。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很可惜他没有听见他在幻觉里听到的一两声撕心裂肺的尖叫，也没有听见紧随其后的"哇"的一声。他愣在那儿，两眼茫然，四肢乏力，那神情就像是一个站在手术室门口等待孩子出生的垃里垃刮的父亲。
我没有等到我孩子的出生（我的孩子那时还在爪哇国呢），也没有年轻的护士把一个被布片裹着的湿漉漉的小东西递到我面前。恭喜你，同志。那会儿管人还叫同志，不像现在先生先生喊的让你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她把皮肤粉红的小东西递到我手上。一个小子或是一个千金。哈，那倒是件挺美妙的事情啊。如果真有那么回事，我一定是把两手在衣服上搓搓后小心地接过来抱在怀里，一边用手指点点他的小额头，一边咧开了嘴哈哈大笑吧。真是一副动人的画面啊。还好我这是说说而已。我那会儿连自己都养不活呢。就是我最好的朋友病了，我也只买得起一串香蕉。我从三楼往上走的时候，听到了一阵断断续续的咳嗽声。听到咳嗽声，说明我就要到了。一进楼道门，迎面的就是值日台。值日台上放着一部电话和一个意见簿。一个小护士抬头看了我一眼。她还不到十六岁吧。我感到有点冷。我沿着楼道找薛瑜的病房。我感到冷飕飕的。与此同时，高高低低夹杂着喘息的咳嗽声从我经过的一个个房门口传出来。我脑子里一下子又出现了那个浑身雪白的病人。没有风可我还是觉得衣服不贴身空落落的。薛瑜的病房在楼道的紧里面。门关着。我想还不至于全身被绷带绑着吧。我甩了甩头。头昏沉沉的。我敲了两下门，没等别人开就推门进去了。房间里搁着六张床。我一眼就看见了薛瑜。躺在最里面一张床上。无声无息。他正在挂水。我远远地看着他。他头歪在一边。想是睡着了。临床的一位中年妇女正在为靠在床上的病人（可能是她丈夫吧）削苹果。她把凳子让给我。我站在床边。输液瓶中还剩下三分之一。没有声音的嘀嗒嘀嗒。他已经睡着了啊。床头放着一本《爱欲与文明》。我坐下来。我仿佛看见他一个人在黑夜里骑着车子。他走进一间屋子后和一帮人争吵。没有声音的争吵。他低着头抽烟。他抬起头来时，脸色煞白。接着他又骑上车子。越骑越远越骑越远。还好现在他睡着了。我不再感到冷了。我觉得冷暖正合适。
我在床前坐了一会儿。床旁的柜子上放着一些罐头之类的营养品。柜子上还放着几枝插在玻璃杯中的红色和粉色的康乃馨。看样子不会是送给临床的。可能是薛瑜姐姐送来的。那会儿城市里没几家花店。不像现在东一家西一家的比岗亭子还多。大概是在菜场买的吧。有一回路过菜场时，我看见有个农村妇女在卖花，周围围了四五个叽叽喳喳的女孩子。女人天生爱美啊。临床的病人一边吃着苹果一边使劲咳嗽。我突然想起我该买两斤梨才是。梨能止咳。就在那时，薛瑜醒了。他马上笑起来。我顺嘴就说我该买点梨的。我把挂输液瓶的架子往床前挪了挪后薛瑜坐了起来。他指了柜子让我打开。好家伙，一大堆梨。我假模假式地抱怨他没给我打电话。打啦，他叫起来，你爸接的，阿呀，你没帮我请假啊。接着是一大串有意无意的打趣：花旦啦，胖啦瘦啦，护士啦。我心里好受多啦。薛瑜看上去气色不错，比生病前还胖了些。他说是被一天三瓶的什么液给挂胖的。什么液的我记不清了。他那天乐呵呵的，不像前些日子整个阴沉着脸。我没提杂志的事。当然也没扯什么愿望啊、里比多什么的。薛瑜说肺炎是受凉引起的。我说你也不咳嗽嘛？他马上跳起来，把瓶子搞得晃晃当当的，血都咳出来啦。说着真的就一连串的咳嗽起来。把我吓了一大跳。他没问卢冬那天演出的事。我怕这事会和诗歌角那件事搅起来便也没提。哈，那天的谈话真是出乎我的预料。差不多笼罩在我脸上一整天的愁云自然是一扫而光。那天下午，两个原本心有介蒂的死党就像私下里有一个默契似的，轻松地绕过那些让人心乱如麻的话题，把它们撇在一边，径直走进一座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花园。
我们一边欣赏着漂亮的花儿，一边对园子里的一切评头论足。他又开始在我面前夸夸其谈啦。他又要开始压我一头啦。我心里有点疑惑。说真的，我对他突如其来的快乐和健谈有点难以接受。可我还是陪着"失败"了的布勒东一起不无浪漫地在云端翱翔。这总比我最初想象的那样要好。在我从鼓楼公园走到病房的路上，我以为我看到的要么是一个两眼深陷，颧骨凸起，四肢无力，病魔缠身，一张脸心事重重想要说话却低下头一声不吭的人，要么是一个怨气冲天，冷嘲热讽，趾高气昂，指桑骂槐，坐在床上一边咳嗽还一边一个劲自我表白的人。如果要是那样，除了如坐针毡，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贴切的感受。面对一个刚刚被打垮了的人，你能怎么样呢？即便那个人是你的兄弟，你又能怎么样呢？看来我是看轻了他。和他比起来我是自愧不如啊。如果换成了我，即便不火冒三丈，至少也是余火难灭啊。我看了看薛瑜的脸，气色红润，皮肤松驰，神态安祥。我真是有点杞人忧天了。正说着话，我听见背后有人喊我的名字。我回头一看，竟然是李莉，那个和许蓓蓓同在一个医院的女护士手里拿着两枝大红的玫瑰笑吟吟地站在门口。我愣了一下，可转眼就明白啦。李莉把花插到杯子里。啊，玫瑰。
啊，玫瑰！我还以为是他姐姐送的呢。我还以为是她在菜场买的呢。我是个自作聪明的大傻瓜啊。瞧李莉那副不慌不忙的样子就好像是个老练的家庭主妇似的。我还以为我对薛瑜了解得比谁都清楚呢。我坐在他父亲对面，一边下棋，一边煞有介事地聊着他，那情景就仿佛我和他父亲是他在这个世上最亲的两个人似的。我是感觉太好啦。我本来还想拉他一把呢。他是个最要面子的人啊。我还害怕他从此一蹶不振了呢。哈，玫瑰。那天，就是吴蓓蓓找我去东郊的那天，我到他家后，便把那事跟他说了。他说上午李莉也来找过他，他没答应。他说，你说我会跟她吗，就是我找吴蓓蓓也不找她，你说是不是。真是掷地有声啊。为了他的事，我一整天都被搅得乱糟糟的，我还以为是个让人心酸的悲剧呢。哈，玫瑰。我也太自以为是啦。说不定，根本就没有什么争吵啊，气愤啊，被人耍啊什么的。他每天一大早骑车出去，半夜才回来，说不定不是为了那本杂志，说不定是和李莉一起钻进温柔乡里去了啊。他坐在床上抽烟，咳嗽，消瘦，说不定他是在为爱情犯愁，为伊消得人憔悴啊。我原来以为他是那个倒霉的布鲁诺，那个被教会一帮老顽固送上火刑台的大英雄，谁想到他原来竟会是那个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爱德华八世。完全倒了个个。那天下午，薛瑜姐姐送来饭菜后，我起身告辞。我在住院部门口，怎么也找不到自行车钥匙，急得我一身汗。真是火急火燎啊。我想从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掏出手帕来擦擦汗。结果，我竟然掏出了一双袜子。
啊，一双袜子。
一双袜子，两枝玫瑰，还有我那串没有数过有多少根的香蕉，加在一起是不是可以算得上一幕略带滑稽的轻喜剧呢。
有一句德国谚语说女人的脸像四月的天气。意思就是女人的脸说变就变，因为在德国四月份的天气是最难以捉摸的，上午可以是阳光灿烂，中午就突然变成乌云密布细雨霏霏，而到了下午很可能太阳又从西边的云层里钻了出来。我不是女人。可是我以为少年人是没有性别之分的。十年前那会儿，我二十出头，脑子里的念头虽然没到"四月"天的份上，可也差不多接近它了。那天在我去见薛瑜之前，或者说在去见薛瑜的路上，一直是"阳光灿烂"，满怀着一股充满内疚的兄弟情谊，希望能够在"兄弟"的困难关头拉他一把，可是当我走出病房，还没走几步远，却已经晴转多云了，原先一眼望不到边的兄弟情谊一下子就让位给了糊里糊涂的满腹怨气。我给弄糊涂啦。那天从医院出来我反倒成了一只丧家犬了。我喋喋不休地埋怨自己是个大傻瓜。是个纸糊的家伙。我满脑子都是些流行歌词一样的排比句。那会儿，我还想去巴黎呢，还想成就一番大事业呢。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爱上层楼。凭栏望：满目秋凉啊。如果说一张拍得传神的相片真的能够记录一个人的真实面貌，那么十年前属于我的那一张一定是举目无亲，愁容满面啊。
薛瑜也是一样。这个学生时代和我靠得最近，几乎整天形影相随的家伙更是让人难以捉摸。我就在他身边，他的影子和我的影子重叠在一块，就像是已经融合在一块似的，可是他一起身，两个影子说分就分开了。而且那个影子的形状不停地变幻着，忽快忽慢地在我面前在十年前的灿烂的阳光下变着戏法。一会儿是长的，一会儿是方的，一会儿是圆的，一会儿又消失到黑暗中去了。这个看上去一脸诚恳木木呐呐的家伙真是说变就变啊。他可不是那个一成不变坚持到底的布勒东。他倒像是一个使人大吃一惊的演员，技惊四座，维妙维肖。我这么说有点夹枪带棒的女人气，可是我一点都没有挪揄他的意思。自从我开始写小说之后，我的一张嘴变得伶牙俐齿起来，动不动就这儿刺一下那儿撩一下，落实到文字上自然是信口开河地夸夸其谈，可我说的都是大实话啊。而且即便是离开校园之后，在我和他不无微妙的忽远忽近的关系下，他还时不时地做出些让我摇头兴叹的事情。不过我不会再在脑子里甩出一连串感情用事的排比句了。我已经工作了啦。我已经不是晃里晃当的少年郎啦。面对那些让我哭笑不得的举动，我只能黯然接受，或是偶尔把他喊出来表达一下我的"愤怒和忧伤"。
那天以后，我没再提诗歌角的事情。我知道只要我不提他也不会提的。那是我们俩之间的默契。他出院前，我把那两本被我扔了的杂志捡起来后带回了家。我不知道那些天为了杂志的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也没问别的人。那以后我没再去过诗歌角。薛瑜自然也不去了。但是我知道或者说我差不多能猜出发生的事情。不然的话，那天我不会把杂志扔在地上的。我这人不算太聪明，可是就是傻子也能猜出三分。那件事情已经过去已经了结啦，可是我偶尔想起来，还是觉得挺难受的，不完全是为了薛瑜（那以后他倒是淡然得很，就像没发生一样），我说不清楚，像是很好的一幅画突然被污水弄脏了一样。这个说法有点过了，可是心里总是疙疙瘩瘩的，不舒服。薛瑜出院回到学校后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他不再像从前一样整天苦着个脸闷闷不乐的了，他变得开朗起来。那些从前让他一个人"独守孤灯"的哲学啊美学啊，他看倒还是看，可是不再像从前一样拼命了。他也不再写那些文字艰深的"先锋"理论文章了。依他的原话说，不搞了，不搞了，我一点劲都没有了，马上就要毕业了，找工作还来不及呢。
是啊，时光任苒，岁月匆匆，一转眼我们的大学生活就已经到了尾声啦，我们在校门口呼拉拉围在一块照了一张合影，那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三十多个朝夕相处的莘莘学子眼看着就要各奔东西啦，我和薛瑜站在最后一排的中间，在摄影师按动快门的一瞬间，大多数脸上露出了笑容。我是其中之一。薛瑜则处在想笑却没来得及笑出来之间。他那会儿一定还在为自己的形象在脑子里筛选斟酌吧。"我思故我在。"可是摄影师的时间概念只是他嘴里的"一、二、三"，他等不及啦，在太阳没落山之前，还有几百张脸等着他去拍呢。再一转眼，我们的手里已经多了一只冒着热气的茶杯，我们坐在三十多张各式各样的办公桌前，一边喝着茶，一边哈气连天地和形形色色的老张老王们侃侃而谈。那架势就像个官场老手。
快十年啦。我没当上什么大官，自然也就摆不起来什么官架子。这十年，确切的说是八年，我一直都在城西那家作协管的小报社工作。这是一张中学生的报纸。八开四版。一个星期出一张。我负责其中的副刊或者说写作版。一个星期一个版。我自然是优哉悠哉。刚开始那两年，不管有事还是没事，我都坚持每天上班。后来时间一晃，我也成了老兵了，便也学着老兵的样子自由起来。我现在是一个星期去两个上午，编一期稿子，看一期校样。像这篇文字开头说的那样，作为一个小报编辑我是一事无成啊。好在作为一个写小说的还算差强人意。刚工作那会儿，我一直都写诗，后来和几个年长的写小说的聊天成为朋友后，便开始读小说（一边读小说一边写诗）。再后来，便把诗给扔在一边专门写起小说来。写小说和写诗是两码事。写诗让我整天苦啊悲的，动不动就感天动地的，再就是写了也没人看。写小说让我觉得浑身暖洋洋的，很舒服，再就是写了也有人看。朋友说我有福气，人家写了十几年的小说都从没上过《收获》（被圈内人圈为时下最好的杂志），而我第一篇东西就摊上啦。我现在的生活很简单，每天上午九点钟开始写作，每天写一千五百字，差不多到十一点半就能写完。剩下的时间就留给散步啦，看书啦，看录相啦，和朋友聊天啦等等其它的"事情"。当然其中我不幸的爱情生活占了很大的比例。
许蓓蓓之后，我和三个女孩谈过对象。第一个是天文系的，和我一届，我们在毕业前半年认识，谈了半年，后来她毕业分配回了北方，只得作罢；第二个是在工作后第三年认识的，她和我同行，也是编辑。那年十一月，我到上海开报刊（少年儿童类）年会，她也是代表，她从成都来，我们分在一个组，会前会后我们常在一块开玩笑（那会儿我自然是"妙语如珠"），会议结束前两天的晚上，我在房间接到她的电话，问我去不去杭州（在这之前她曾说她没去过杭州想到杭州去玩玩，我就开玩笑说我带她去），我说去啊。她说，我们马上就走，十一点多有一趟火车。我说，你疯啦。她没挂电话可也不说话。我呆住了。过了一会儿，我说，你在楼下大厅等我。于是当夜我们就坐上了去杭州的火车。啊，西湖。我们在西湖呆了一天后回到上海。然后是通信，电话。回来后，听和我同来的同事说她已经订过婚了。果然，第二年接到了她结婚的信。我寄了一盒雨花石给她后，回到家把所有的信撕碎。第三个是四年前认识的，中文系的研究生，貌若"貂蝉"，正是我所倾慕的，一阵穷追猛打，眼看就要花好月圆，她传来她母亲的话：不合适。去他妈的。第四个也就是我现在身边的一个，是个中学化学教师，相貌平平。
以上就是我不幸的婚恋履历。不提了，不提啦。
我前面说过薛瑜常常冷不丁地做出一些惊人之举。现在让我来说说薛瑜吧。薛瑜毕业后分配在一家锁厂。他的心情可想而知。可是毫无办法，他没有一个像我这样的虽然一提起儿子就满腹牢骚可是关键时候又不得不顾念父子之情的好父亲，他父亲只是一个开车的，除了他那辆卡车的驾驶室门别的门他无能为力。薛瑜是"穷人家"的孩子啊。刚开始两年，他还看看外语，想考研究生，要换环境当时只有考研一条路。考上了，再读三年书，出来要么留校，要么分到出版社之类的好单位。这和那个整天机油冲鼻咣铛咣铛的锁厂真是天壤之别。可是等我帮他把导师找到了，等我们从导师家回来，等他手里拿到了上几年考研的外语试卷，他一下子傻了眼。他外语太差啦。我们那会儿毕业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要通过全国统一的四级考试。那会儿他的水平顶多只有两级，而考研差不多要六级才有把握。这家伙被打垮啦。他嘴里嘟哝着说：算啦算啦。这个才华出众写得出一篇又一篇超现实理论文章的"布勒东"一下子被现实超越啦。于是他在这个始终半死不活的小厂里差不多干了有五年。他整天埋首于那些千篇一律的会议文件啊，会议纪要啊，会议通知啊的文件堆里，他给压得喘不过气来啦。
但是薛瑜无论在哪儿始终都是衣冠整洁，挺胸收腹，脸上一副处惊不乱的神情，不像我整天胡子拉喳的。有一次我过生日他送了我一把剃须刀说是要修理修理我。我说我没你那么讲究。等他过生日时，我送了他一套《波伏瓦文集》。他那会儿，还翻翻那些书，路过书店时还不时的买上几本，他抱怨书太贵了买不起。可是没过多久我就从韦坤那儿听说他跟人打麻将一下子输了两百多块钱。薛瑜开始打麻将了啊。在学校时他可是对一切形式的赌博痛恨之极。他对不节制的事情都感到厌恶，他认为只有小孩和无赖才会做出那些不节制的事情。因为他脑子里有了这个概念，便对自己的抽烟也开始讨厌起来，抽烟在理论上显然是一种不节制的恶习。他还真戒了有三四天。他竟然开始打麻将了。听听他的解释吧：没办法啊，都是一个办公室的，不好意思啊，你说我能怎么办呢。
你说我能怎么办呢？像个外国人似的两手望前一摊。
工作后没几年，薛瑜开始往韦坤家跑。他和韦坤家都在城南，骑车只有十分钟的路。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朋友嘛，住得又近。可是让我有点弄不懂的是，他们俩人原来的关系非常糟糕。我前面说过，韦坤是个自命不凡的家伙，半瓶子水当整瓶子晃荡。在诗歌角的时候，他们就认识了。薛瑜对韦坤的诗蚩之以鼻，当着他的面说他的诗乱糟糟的，除了形式上的混乱他看不出有什么可取的地方，他说，韦坤，你知道你这些诗的毛病在哪儿吗，它们缺少灵魂，缺少一股人文气。韦坤自然咽不下那口气，他对我说，他算什么东西，对我的诗评头论足，人文气，有本事让他写两首诗给我看看。很可惜薛瑜不会写诗。但是客观的说他对韦坤的评价是说到了点子上的。虽然韦坤还在写诗，而且在形式上语言上的确有独道之处，但是它们缺少灵魂。灵魂啊。这是一个多么让人心惊的字眼。上天堂下地狱的只有灵魂。可是在灵魂上格格不入横眉冷对的两个人却成了整天泡在一块的好朋友，成了一对棒打不散的"鸳鸯"鸟啦。这还不是最让我吃惊的。诗归诗朋友归朋友嘛。我和韦坤的关系也不错啊。最让我吃惊的是薛瑜竟然在我面前一本正经地夸起韦坤的诗来了，那首长诗怎么怎么好，在结构上怎么怎么巧妙，怎么怎么……
他给你什么好处啦，你这么夸他，还是你有什么把柄被他抓住了？
我说。我没这么说。可是无论说没说我都有一种想一吐为快的愤怒和忧伤。
薛瑜他让我大吃一惊啊。
我自言自己的爱情生活充满了浪漫的不幸。之所以不幸没有别的，归结于两个字：浪漫。一般人差不多都以为在恋爱中女孩子多半是浪漫的，什么鲜花啊，梦境啊，小雨里的散步啊。可是我遇见的女孩却恰恰相反：你发表了多少篇啦，你不上班不是拿不到全勤奖了吗，不是我不愿意是我母亲她……啊只有许蓓蓓是例外，那个扎着马尾的小个子女护士，那个……不说啦不说啦。十年前的那天下午，我该把李莉拽在一边问问她怎么样了，她有朋友了吗，她好吗？我这是旧情萌发了啊。李莉她该主动和我说说她才是。她没有。这个高挑的颇有点男子气的女护士，把玫瑰插进杯子，弯下腰轻柔地对她的病人说：好一点了吗，别多说话。别多说话。她那是在下逐客令啊。可是那会儿她知道等她的病人从床上走下地，等他的病人握紧拳在胸前一下做了七八个扩胸动作，等她的病人不仅能多说话而且能够没有顾忌地滔滔不绝时，她知道他会对她说什么吗？他会说：谢谢你，你可以走了。
他会这么说吗？我不知道。可是在薛瑜出院没多久，他们就分手了。薛瑜说，没办法，是她要分开的。真是这样？我不知道。那会儿我不知道。可是我现在知道薛瑜是个"情场老手"啊。与那个相貌粗犷的女护士分手后，一直到工作前薛瑜没有和别的女孩子来往。可是刚工作不久，他就和高中时的一个同学谈上了。那女孩也是刚从学校里毕业，学的是法律。那是一次短暂的恋爱，前后只有两个星期。薛瑜对我说，她的意思是让我调动工作，我对她说，你有办法吗，她说没有，于是便完啦，就这么简单。在调到报社这前，薛瑜在那家锁厂一气干了五年。在五年里，我不知道他谈了多少次对象，反正是频频"相亲"，在我的印象里，他的身边总是有一个女孩子。但是所有的结果都和第一次差不多：你调个工作吧。只有一次例外。那是薛瑜待在锁厂的最后一年。有一天，他打了个电话给我叫我中午上他那儿吃饭。他约我在他们厂附近的一条巷子里见面。我说，就在你们厂门口不好吗，还近一点。他不同意。我们见了面，原来他们是两个人。我们在一家小饭馆吃了顿饭。那个女的长相一般，说话不多，但是很客气。吃完饭之后，她就推说有事先走了。薛瑜问我怎么样。我说不怎么样。他有点不高兴的样子。他点了支烟。把情况告诉我后让我看怎么合适。情况大概是这样：这个女孩（小曹）是厂检验科的，中专毕业，年龄比薛瑜小一岁，早就认识了，见面也就点点头，半个月前，厂里团委组织出去郊游，不知怎么搞的，那天回来时，薛瑜就到了小曹那儿，两人谈到半夜，没几天，薛瑜又把她带到了他住的地方（绿化队新分给薛瑜父母的房子，两间房一个厅，和单位的一对小夫妻合居，一家一间房，厨房、卫生间合用），两人的关系进展很快，薛瑜认为虽然她不漂亮但是她对自己好，而且什么都听他的，但是其中有一个麻烦，小曹订过婚，那个男的现在在南方作生意，赚一笔钱回来就结婚，我问能不能解除婚约（现在法律上不承认婚约），薛瑜说不大可能，小曹的父亲和那个男的父亲离休前是老战友，这事几乎从小就订下的，而且那个男的曾经被拘留过，性子暴得很，我问小曹什么态度，薛瑜说听他的，我说你想怎么样呢，薛瑜说他不知道，我说如果你们陷得还不太深最好分开。
我一双手就把他们给拆散啦。那年年底，薛瑜终于离开了锁厂，如愿以偿地调到了报社。小曹的男友也从南方回来了，第二年年初和小曹结了婚。薛瑜可以松一口大气啦。他可以凝神禀气地坐在高高在上的十四楼的编辑部里和温文尔雅说话不带脏字的新同事们交换"新闻"啦。这不是他一直期望的嘛。他那套熨烫得挺刮刮的西装再也沾不上那些呛鼻的机油味了，如果有什么味道的话已经换成了那股好闻的冒牌法国男士香水味。薛瑜在报社如鱼得水，干得尽心尽力，深得领导的赏识。薛瑜又焕发了青春啦。他对着话筒不无挑剔地说，崔健嘛，你去看吧。他再也不会说什么"厂长您看这样合适不合适"之类的掉价的话了，现在挂在他嘴边的是"陆总，您看这篇稿子怎么样"（陆总是他们的总编）之类的书卷话儿。等一切忙上了手，业务开始熟了以后，他突然意识到母亲整天在他身边唠叨的话不无道理：能谈就谈一个，要求不要太高了。于是他又开始频频出击啦。这回不是别人挑他，反过来而是他挑别人啦。经同事朋友介绍，他一连谈了三四个都没有成。他没想到竟然还是有人看不上他：年纪太大啦，工资太低啦，家庭不好啦，没房子啦。真是高不成低不就。好在，好事多磨。到了去年夏天，也就是在我们俩参加的那个老同学的葬礼的前几个礼拜，他终于遇到了罗燕，一个满脸秀气，落落大方的中学音乐老师。
薛瑜在遇到罗燕的第二个星期把她带到了我这儿（工作第四年后单位给了我一套一室一厅的老房子）。罗燕给我的印象很好，不高不矮的个子，身材匀称，皮肤白皙，一头长发，笑起来特别秀气。她说一口道地的普通话，说起来速度非常快。她听薛瑜说我是写小说的，便要拿小说看。我把电脑开开，让她看里面一篇正在写的一个短篇。她看了一个"屏幕"后便推说眼睛疼不看了。我想是她看不下去了，那是一篇语言别扭的文字。薛瑜不无得意的站在一旁。还是他有福气啊。他站在一旁，就像是一个宽容的父亲。罗燕还有一副好嗓子，看到我这儿的几盘乡村歌曲，便一边听着一边跟着唱起来。她的英语咬词特别准。我夸她。薛瑜说，你别夸她，她是音乐老师，她就是干这个的。那天，他们一直待到十一点多钟才走。他们走后我觉得心里空落落的。第二天，我打电话给薛瑜，快结婚吧，千万别让她跑了。薛瑜在那头说，明年再说吧。
没过几天，我和薛瑜参加了我生平以来的第一次葬礼。
我们中间已经有人先走一步啦。
去年夏天，天气热得厉害。三十七八度到四十度左右的气温持续了差不多有四十天。城市里也随之掀起了两股"热"潮，一股是躲出去旅游（黄山啦、庐山啦、北戴河啦），一股是空前的抢购空调。我父亲不受潮流所动，两者都不沾。我劝他买一个空调，我说，不就是三千块钱嘛。他加大嗓门喊，没空调不能过啊。我忙说能过能过。说完我便和几个朋友上黄山去了。我们一共四人，两男两女，我，朋友，朋友妻，朋友妻的同事。朋友妻是中学物理老师。朋友妻的同事是中学化学老师。黄山真是天下第一山啊。朋友写小说，已经小有名气。我们在飞来石旁拍了一张云雾缭绕的像片，戏称：文坛两巨头。并且相约下山后同时写自己的第一个长篇。一个星期后，回到城市，连忙打扫房间，把乱七八糟的屋子整理得井井有条。明年我就三十了，三十而立，我开始写长篇啦。我上街买了些与长篇有关的书、图片。我买了一张大的世界地图和一张法国地图。我把它们钉在墙上。我在我要写的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上用红笔标上时间。时间是：１９９６年８月×日。
还没几天，接朋友电话，对我大发抱怨。抱怨内容如下：中学化学老师正等着你的电话，赶快打，这趟山不能白爬。我脑子里出现化学老师的脸。相貌平平。一会儿又出现中学音乐老师罗燕的脸。我对朋友说，我正写长篇呢，不能分神。
朋友说，你先打，成不成再说。
于是，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小说与中学化学老师交替进行。
记不清哪个月啦，薛瑜打电话给我，说是房子马上要搞装潢了，让我随时等电话到他那儿帮忙。我问搞哪边房子。他说他父母现在住的。我问他在哪边结婚。他说就是父母住的那边不是合居。我说你是逆子啊让你爸妈去住合居。他说没办法，只有这样今后才能要到房子。我说你这么说你还是逆子。他说好好我是逆子行了吧。我说有事打电话没事不要打了我正写长篇呢。
电话没响。
一九九七年，新的一年到啦，几个月后我行将三十。
一九九七年一月十三日。大雪。我骑着车子和中学化学老师一起上朋友家看看。朋友没在写长篇，朋友和朋友妻正相拥着看一部枪战录相。聊天。打趣。告辞。我和化学老师在小饭馆里吃了半斤饺子。她说，我得回去了，今天我表姐来。我送她到她楼下。转身往回骑。大雪纷飞。我一看手表：七点十五。
我想起了薛瑜。我在公用电话打了他的ＫＡＬＬ机。没一会儿，薛瑜回了电话。他在电话里气喘吁吁的。薛瑜家没电话，他得跑到楼下小杂货点回电话。我说，我离你那儿不远，我来啦？快来吧，他说，冷死了。
冷死了。雪花直朝脸上钻。雪花在路灯下上下飞舞。前面有个骑车人跌倒了。我从旁边绕过去。我看不见他的脸。滑雪衫袖口没有松紧带，风夹着雪也往里钻。前面一个人都没有。不知罗燕在不在，眉清目秀的。这雪可没《雪绒花》那么服贴。还有《乡村小路带我回家》。回家啊。
我搬着车子进了院子的门。门上的铁锈湿漉漉的。我把车子锁好。
一直到了四楼薛瑜家门口，我才摘下雨披。我敲了门后，站在门口发抖。薛瑜来开了门。一股暖意。从厨房里能听见房间里的电视声。电视正在播天气预报。大雪。大雪。大雪。罗燕从我手里接过雨披，你来啦。笑容满面。薛瑜说，放到阳台上，别把地板弄湿了。罗燕加大声音说，我知道。地板。真漂亮啊，我说，全部弄完啦？薛瑜让我换上棉拖鞋。他说，今天刚铺好，还没漆呢。我走进房间。空空荡荡，只有一张床和一部电视机。罗燕递过来一条热毛巾。啊，我说，让我感动啊。她说，今天怎么有空啊，下这么大雪跑过来。我说，参加劳动哎，薛瑜不是打电话来的嘛。别假惺惺的，薛瑜说，长篇写好啦？你骂人啊，我说，你当是写诗啊。
我还是感到冷。头发上的雪花化成水珠流到颈子里。门窗紧闭。从厨房传来水壶烧开的响声。我前后看了看房间。墙刚刷过，厨房贴了磁砖和地砖。粉饰一新。还是结婚好啊，我说，一结婚就有新房子住。罗燕正往水瓶灌水。我回到房间，我坐在地板上，感到一阵冰凉。我能闻见石灰和木料混杂的气味。薛瑜把散落的刨花扫到墙角。薛瑜说，我开取暖气了。罗燕在厨房喊，先把刨花扫干净，危险。我感到冷也感到家庭的气息。这就是婚姻啊。罗燕端了三个杯子进来，说，没茶叶，只有白开水。薛瑜坐在我身边，看着电视。我说，什么时候办。他说，还没定下来，五·一或者十·一，你呢，那个女孩怎么样。我对着罗燕说，反正没罗燕好。罗燕正在调取暖器。她笑着说，别拿我开玩笑。
我感到有点暖了。取暖器的灯管慢慢红起来。我们看着电视。电视里正播送着大雪纷飞的镜头。罗燕靠在薛瑜身上。薛瑜在换台。画面频繁地更换着。罗燕突然坐起身子，说，我想起来了，余刚，我跟你讲好了，你是伴郎，就这么说定了，我不喜欢那个韦坤，那个人看上去不舒服。别乱讲，薛瑜说，韦坤什么时候惹你啦。我看余刚比他顺眼多了，罗燕说。哈，我太感动啦，我夸张说，你已经让我感动两次啦。还有一次呢，她问。毛巾，你忘啦，我说，真是做好事不留名啊。薛瑜说，别肉麻了，说好了，伴郎就定下来了。
我感到暖和多了。厨房和外面客厅的灯都亮着。十年前，我对薛瑜说，三十岁之前我一定会走在巴黎的大街上。十年后，我竟然要成了薛瑜三十岁的老伴郎。十年啦。屏幕上有一只鸟。如果现在有一只鸟从窗外飞进来会是怎样的情形。满屋子乱飞还是轻巧地落在我们三个人中的一个的肩上。落在谁的肩上呢？
有人敲门。罗燕靠在薛瑜身上。你们不去开门啊，我说着站起来，太不像话，竟然让我去开。我开了们。门口站了一个女人和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子。我说，你找谁？她说，薛瑜在不在？你等一下，我走进房间把薛瑜叫了出去。我站在房间，而不是坐下，因为我想起了那个女人是谁。什么人啊，罗燕问。我说，他的同事吧。薛瑜你让人家进来坐啊，罗燕喊，这么冷的天。
我走到电视机跟前，把音量调大了些。我对罗燕说，如果现在有一只鸟飞进来，你说会怎么样？什么鸟？罗燕说。什么什么鸟？我说。我是说是什么样的鸟，是麻雀还是燕子，罗燕说。这有什么分别？我说。当然有了，罗燕说，如果。我听见厨房里有争吵声。我走过去把房门关了，我说，声音太大了，影响他们说话，你接着说。如果是一只麻雀。厨房里的声音越来越大。罗燕站了起来。我说，我去看看，你别过来。我走出去。他们看到我后停止了争吵。小曹脸色苍白。薛瑜则满面通红。那个孩子蹲在地上玩地砖的花纹。
小曹说，对不起，我要到附近去看一个朋友，外面的雪吓得太大了，带孩子不太好走，我把他先放在你们这儿，我一会就回来接他，行吗？我不知可否。我看见薛瑜的身子在不停地抖动。行啊，我听见身后的罗燕说，快进来吧，别把小孩冻坏了。小曹笑了笑，说，那麻烦你了，说着就转身往外走去。你回来，薛瑜大声喊，有什么话你说嘛，你这是什么意思。喊着他追了出去。罗燕呆站在门口。我说，我们进去吧。罗燕牵着孩子的手进了房间。你认识那个女的，罗燕说。不认识，我说，可能是他们单位的，看样子是家庭纠纷吧。罗燕把孩子带到取暖器旁，说，人家家庭纠纷找他干什么。我不大清楚，可能他丈夫是薛瑜的朋友吧。罗燕问孩子，你几岁啦？小孩子迟疑地说，我两岁。罗燕又问，刚才带你来的是你妈妈啊？小孩子说，妈妈，妈妈。
罗燕在地板上逗孩子说话。我走到客厅的窗前，用手把玻璃上的水蒸气抹掉。我朝窗外望去。外面还在下雪。院子外面的那条巷子里一个人都没有。路灯昏暗地照着坑坑洼洼的雪地。我走进房间。罗燕抬头看了看我，说，我有点担心。我连忙说，没事的，他们一会就回来了。他们？罗燕问。我是说薛瑜。
外面响起敲门声。我赶紧去开门。薛瑜走了进来。他脚上是一双脏乎乎的拖鞋。我把脚上的拖鞋换给他。薛瑜的脸像一张白纸。他出门前还是红的。我说，怎么样了，到底怎么回事啊？薛瑜一句话都不说。他走进客厅，坐在地板上。罗燕走了出来，说，出了什么事了，你不要吓我，怎么回事，那个女人是谁啊。我说，罗燕，你让薛瑜歇歇，待会儿再说。薛瑜坐在那儿，低着头。
薛瑜一句话都不说。
我把罗燕拉回屋子，我说，没事的，待会儿在说。
敲门声又响了。我正想转身去开，只见罗燕快速地跑向门口。门开了，是小曹。罗燕、我、薛瑜三个人堵在门口。没有人说话。小曹穿戴得整整齐齐的。小曹说，孩子呢？我说，在屋里，我把他抱来。我把孩子抱到门口。小曹把他接在怀里，说，谢谢。我感觉她的目光是对着罗燕望去的。小曹对孩子说，跟阿姨再见，谢谢阿姨。孩子真的跟着就说了。小曹又把孩子对着我，说还有这位叔叔，谢谢叔叔。孩子也跟着说了。轮到薛瑜了。我的心猛地跳起来。小曹脸上浮着笑意。她用手指着薛瑜对孩子说，还有他呢，快说呀，妈妈怎么教你的。孩子说，谢谢叔叔。不是叔叔，小曹说，他不是叔叔，妈妈怎么叫你的，没忘记吧，快叫。孩子把每一个人的脸都望了一遍，又回头看了看小曹，然后对着薛瑜低声地叫起来：爸爸，爸爸，爸…… 孩子一说完，小曹就抱着她转身飞快走下楼去。我们愣在门口。差不多有十几秒钟后，罗燕转身走回屋子。薛瑜还呆在那儿。我连忙扯了扯他的膀子。他哦的一声赶紧走进屋子。我站在房门口。薛瑜站在离我一米的地方。罗燕在穿大衣。她把床上的一些零碎的东西揣进包里。收拾完毕后，她看都没看薛瑜一眼，一把把薛瑜拉到旁边，径直从我身边走过，她在厨房门口换好鞋子后，飞快地跑下楼去。薛瑜还愣在房间。我大喊：薛瑜，快追呵，罗燕跑啦。
薛瑜在一秒钟之类作出了反应：大喊着罗燕的名字往楼下跑去。
我迅速走到窗前，打开窗子。漫天的大雪迅疾地扑进屋子，扑在我身上。我朝窗外望去，我朝窗外的那条巷子望去，透过波浪似的大雪，我看见昏暗的灯下，两条人影一前一后地拼命在雪地上奔跑。我站在窗前，我看见这两条人影在雪地上撕打在一起，然后又分开；我看见大雪很快就把他们身后的脚印给盖上了。
一九九七年一月十四日，我打ＣＡＬＬ机给薛瑜。薛瑜回话说，没事了，你别担心。
一九九七年一月十七日晚上七点多钟，我接到薛瑜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说他手上有几张山西路太平洋泳浴中心的票，让我跟他一块去游热水泳。我说我不会游泳我一见水就犯晕，我让他和同事一块去。他说他就是和同事在一块，他说热水舒服极了，他已经游了两次了。我说，没事吧。他说，没事，你放心。
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日早晨，我接到薛瑜父亲的电话，他说薛瑜出事了。他让我接到电话后就赶到去鼓楼医院去。
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日早晨九点十分，我在鼓楼医院见到了出事了的薛瑜。
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日下午，我在晚报的社会栏上读到了那则关于薛瑜出事的报道。报道全文如下：本报讯：一月十九日晚，座落在山西路的太平洋泳浴中心发生一桩意外死亡事故。本市某报社编辑Ｘ和报社同事吃完饭后，一起到太平洋泳浴中心游泳，同去一共四人，待游泳完毕，其他三人上岸后，发现Ｘ没上岸，连忙找来泳浴中心保安人员协助寻找，结果在深水池中发现Ｘ，待打捞营救上岸后，在场医护人员证实已经死亡。同去的其他人员说Ｘ水性很好，前几天还来游过几次。他们承认Ｘ吃饭时喝了两杯啤酒，又说依他们平时对Ｘ的了解，那两杯啤酒不至于让他酒醉。
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下午，我在××岗殡仪馆参加了薛瑜的葬礼。
那也是我短暂的一生中参加的第二次葬礼。我这短暂的一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结束的迹象。我还活着。我能听见自己呼吸。我把手指按在那条青兰色脉搏上，它还在跳着，一下一下的，没准它还能跳上几百几千万下呢。可是薛瑜死了。可怜的薛瑜已经先走一步啦。我再也看不到他啦。他穿着一身挺刮刮的西装，嘴里叼着根半拉香烟，他张开嘴。你想说什么。那天下午你已经成了一股轻烟。你已经变成一小堆细如沙粒的白色粉末啦。还有，我从半夜醒来时，你坐在床上抽烟，你一句话都没说。你是个大傻瓜。一声不吭欲言又止的家伙全都是大傻瓜。还有什么。啊，巴黎。巴黎。我现在已经气喘吁吁啦。你想到巴黎去吗？你想到街边的咖啡店和法国女郎聊上几句吗？啊，蒙着薄雾的塞纳河，它还像十年前那样慢慢腾腾地往前流着吧。啊，是的。是的，那个穿着青灰色的长风衣的男人还坐在那儿。那是一个四月的早晨，烟雾朦朦，寒气缭绕。他坐在那儿，一根烟抽到一半。他望着蒙着薄雾的河水，落落寡欢一言不发。是的，我看不见他的脸。他始终没回过头来。他坐在那儿已经十年啦。他就像是一块石头，一座雕塑。可是我看不见他脸。其实只要我往前迈上几步，只要走上前装作不经意地拍拍他的肩膀。喂。请借个火。我便看见他了。但是我不能这么做。如果我走上去问他，你能告诉我，你快活吗？他会怎么回答？这个落落寡欢的家伙会怎么回答？我不能这么做啊。因为这句话，一开口，就结束了。十年前的那个夜晚，当薛瑜坐在黑暗中大口大口地抽烟时，我就这么问过他。我听见自己说，你觉得这么快活吗？他说，啊，快活，啊，啊。但是实际上我没说，我睡在下铺，我闻着从上铺蔓延下来的烟味，一会儿就睡着了。我知道，所有的人不管快活不快活都会睡着的。这是一句蠢话。我看不见他的脸。是的，没有人能看见他的脸。他已经离我而去啦。他已经不会再回答什么问题啦。像半年前那个葬礼一样，薛瑜的葬礼办得很隆重啊。我站在他身边。这是我短暂的一生中参加的第二次葬礼。和前一次一样薛瑜和我一道参加了这个葬礼，不同的只是这回他参加的是他自己的葬礼。啊，结束了。我从那顶鸭舌帽子下面钻出来。大雪纷飞啊。我不知道下一次该轮到谁了。我也不知道当有一天我躺在这顶漂亮的帽子里时，有谁会来参加我的葬礼。但是有两个人是肯定会出席的。我和薛瑜。我躺在大厅中央，我的口袋里放着十年前那张合影。我们站在后排的中间。阳光灿烂。我躺在人群中间。薛瑜就在我胸前。他想笑却没来得及笑。当主持人宣布追悼会开始的那一瞬间，我突然闻到一股香气从我胸前溢出，这股香气源源不断地从我胸前涌出来，很快它就蔓延了整个大厅。那将是个香气扑鼻的葬礼啊。所有的人如沐春风。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我闻出来了。那是一股冒牌的法国香水味啊。我闭着眼睛，我永远都不会再睁开了，但是我看见薛瑜终于笑起来啦。他站在我胸前的相片上，笑容满面。他说，刚才我怎么都笑不出来。我说，别说话。他又说，你想知道怎么回事吗？我说，别说话，马上就要拍啦。他说，摄影师已经走啦，你猜怎么回事，我刚才想起巴黎啦。巴黎？我说。我想起你那句蠢话啦，他说。我说什么啦？我说。
喂，你能告诉我，你快活吗？说着他哈哈大笑起来。
我脑子快要裂开了。可是"你能告诉我，你快活吗"？我有点支撑不住啦。我得喝一口水。我得闭一会眼睛。我得休息一会才行啊。可是"你能告诉我，你快活吗"？我不知道，可是现在我感觉好多了。现在的时间是公元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五日晚上七点二十分。别人都吃过饭了吧？我一个人待在我的位于山西路附近的住所，门窗紧闭，万籁俱寂，我坐在一台陪伴了我几十个白天和夜晚的电脑前，虽然口干舌燥，饥肠漉漉，但我已经准备完毕，我一切都准备好啦。现在请让我再在屏幕上写上最后几个字，请允许让我把最后的一两句话说完吧。好，就这样。对，成了。这一篇关于我朋友薛瑜的文字到现在算是正式结束了。现在，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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