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跃进》(2007年11月，长江文艺出版社)是最近闹得非常火的一本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地位卑微的工地厨子刘跃进，刘跃进意外地丢了一个包，在找包的过程中，又捡到一个包，这个包里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涉及到好几条人命，许多人又开始找刘跃进。。在情节的一步步发展中，小说谈到了关于“贼”的一些荒诞场景：
“贼”每时每刻都潜伏在每个人的身边，妻子是丈夫身边的“贼”，下属是领导身边的“贼”，儿子是父亲身边的“贼”，等等。一群群夸张变形的人群、一个个喧闹混乱的场面，似乎让每个人都活在了被“吃”掉的羊和狼的荒诞混战中。
作家刘震云如此解释自己在《我叫刘跃进》里构架的荒诞：只要有羊和狼的地方，就会有这样的荒诞混战。通常世界上所有的狼，都把自己打扮成羊，和蔼可亲，俗话说，“披着羊皮的狼”；而世界上所有的羊，又在装大尾巴狼，装腔作势。每个人都忙着打扮成羊和狼，这个时候是狼，下一个时候是羊；或者该露脸的时候，露出的这边脸是羊，没露出的那边脸是狼。不仅如此，每个人都可能做贼，偷东西的在做贼，有贼心的也要做贼，贼未必偷物质上的东西，也偷精神上的东西，比如在说话、行为上总是占便宜。这样下来，被捉住的是贼，没被捉住的还是贼，都潜伏在这个世界上。
刘震云的“荒诞”，揭示了存在于人们情感深处的一些生存悖谬：羊性与狼性并存。也正因为人性的复杂，所以我们看到了人生更多的悲伤与疼痛。说到疼痛这一点，作家们在创作中似乎都有着一种偏爱。如《花城》杂志(2007年第6期)推出了作家李继慧的专集，其中《玩篮球的男孩》这个短篇荒诞得非常的触目惊心。
《玩篮球的男孩》讲了一个荒诞得极其催人泪下的故事。一个爱玩篮球想当乔丹的男孩，生活在一个贫困的家庭，没有球衣球鞋，手里只有一个破篮球，他非常想要一个新篮球，还有球衣球鞋。有天，他陪父母去送别将离开人世的奶奶。奶奶过世后，他偷了奶奶遗留下来的手镯，想换成一笔钱。家族里的人到处寻找手镯，并因此引发了口角。男孩回家后，向父母坦承了自己偷手镯的事实。母亲没有责备他。办完奶奶的丧事后，给男孩买来了新篮球新球衣新球鞋，并做了一整桌好吃的和儿子一起吃。男孩觉得很幸福。但是，吃完后，他觉得肚子很痛。母亲说，睡一觉就好了。男孩睡下后，听到母亲对父亲说：“这个手镯，你明天给弟弟送去。我走了以后，你另外找个老婆。”故事到此，原来一切才明白，为了一个手镯，绝望的母亲下毒在肉里，把自己和孩子都毒死了。
读完这个故事，心里冷冷的。一切，都荒诞得无言，也疼痛得无言。母亲虽然生活在一个卑微的环境里，但是做人的原则却如此的追求完美。这一种疼痛中的美，荒诞得很绝望。李继慧如此解读说：“我喜欢写生活中蕴藏在悲伤中的美。在我的中篇里面荒诞的成分多。这个世界已经很荒诞，人也跟着荒诞，结果也是如此。”
虽然说《我叫刘跃进》、《玩篮球的男孩》这些小说，都是描写了荒谬命运导致了疼痛和悲哀，但另一面却也赋予这种荒谬感以轻松、幽默的品质——“给予人世的弱者以康健与喜悦”。像刘跃进遇到了一个让他终于摆脱追杀的老警察；就算最绝望的男孩，也遇到了爱他爱得绝望的母亲，给予了他最后的新篮球新球衣新球鞋的梦想。也许正因了这种“康健与喜悦”的怜悯的人生态度，在对人物的荒诞式的夸张上，更揭示了人性的温存与生命的坚强。
无庸置疑，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认识生活和表达生活的方式，荒诞只是作为写作方式中的一种，并不是唯一。但一些作家喜欢用荒诞体现生活，自然是因为荒诞与生活的紧密联系。就像作家阎连科所说的那样：“在我的眼里，不是我的小说荒诞，而是生活本身和社会本身的荒诞。我不是用荒诞去写小说，而是荒诞的生活要让我那样去呈现——是呈现，而不是写作。我只是通过文字把这种荒诞真实地表现出来罢了，并用我的想象更真实的描绘和揭示这种荒诞、深刻的真实。而且我还认为，经由荒诞途径，抵达生活的内部，才能把生活的灵魂、生命的灵魂表露得更加准确和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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