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评论的话语方式和理论视阈发生了深广度前所未有的更新，文学评论变得史无前例地学术化和专业化起来。但与此同时，作为社会舆论或传媒信息的一种特定形态，文学评论的可靠性、可信度和可参考价值，却都有不但不见增强，反而越来越不得人心之势。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全在文学评论自身。伴随整个社会文化大环境中价值判断的多元化和价值选择的多样性表现日益突出，人们在面对文学生活的时候，自然会有趋于个体与个体的分化和区别的倾向。如果说这种倾向所包含的崇尚个人选择的意义，多少还可算是正面的，那么，文学评论在这种倾向的裹胁下逐渐丧失自己的社会信誉，则纯属文学评论本身的症结。因为即使是在一个价值多元的个性化时代，无论何种类型的话语信息，其社会化和媒介化的有效价值，也仍需建立在相当的信誉保障基础之上。否则，它就不配成为社会舆论和媒介信息中的一种稳定形态，而只能沦为即生即灭的话语泡沫。
要在多元价值的社会语境中立足，文学评论必须有正反两面的针对性更加明确和强大的论辩力。具体地讲，就是不仅要善于正面阐发、论证己见，同时还得善于与异见展开辩难和对话。概言之，也即“证实”和“证伪”并行。就这个意义而论，文学评论的信誉基础由均质的、无限泛化的“大众”转向了异质的、聚落化和个性化的“小众”。比较起来，基于“大众”的信誉建立在单向播散的宣谕关系之上，基于“小众”的信誉则建立在双向交流的对话关系之上。
二
单向播散的宣谕型文学评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前30年间，曾蔚为一时之盛。随后30年，始有双向交流的对话型文学评论兴起。到最近20年，后者的风行程度明显逾越前者，俨然已成文学评论的主流模式。正是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发生了文学评论的话语结构和话语功能的两相剥离和表里错位。单向播散的话语结构和居高临下的宣谕语体，承担了双向交流的对话功能。旧的语体、文体和新的语境、语用，被错置、误配在一起。之所以如此，固然有评论心理学和评论者社会角色意识等方面的原因，但归根结底，这些原因都与对单向播散的宣谕效果过度的乐观预期和顽固依赖有关。
站在评论者的角度，只管从自己出发做单向播散的宣谕，接受一呼百应、全无异议的反馈，是最省事、最惬意的。以往的文学评论者能够如此，主要仰仗当时的文艺管理体制给文学评论分派的文艺政策的惟一合法阐释者和捍卫者的资格。当文艺体制已经历全方位改革，从封闭僵化的管理、控制，过渡到富有弹性的调节、服务，对于文艺政策的解读、阐释和运用，也从垄断的权力转变为开放的权利，文学评论单向播散的宣谕姿态，事实上已失去了“充分且必要”的存在条件。纵使执意袭用这种姿态，也根本无法再取得以前的那种权威效应，甚至往往还更退一步，导致彻底逆转的负效应。
这里的问题，并非是对文艺政策本身及其官方阐释者的权威是否足够尊重，而是在阐释或捍卫文艺政策的名与实之外，如何为文学评论开辟更广阔的话语空间、确立更丰富的价值依据。历史的经验表明，文学评论通过阐释、引申文艺政策所获取的威信，虽因附骥政策而易获特殊的社会高度，但往往来得快也去得快，很难深入人心。借助这种威信所申论的观点，也常随政策形势“此一时，彼一时”的变迁，而落入今是昨非的尴尬。
三
攀缘在“道德乌托邦”和“公序良俗”名下的文学评论，尽管不免会征引一些工具性的中外文论术语和逻辑框架，作局部装饰或细节分析，但就总体实质来讲，它们基本的立论模式都是从一般命题向个别现象推论的演绎。
而它们共同的弊病，恰在它们引以为演绎前提的一般命题，都属涵盖过广、既无从证实也无从证伪的假命题。这些假命题所陈述的，可以是义薄云天的豪言壮语，也可以是人皆神往的理想境界，还可以是不证自明的所谓“常识”。乍看乍听，好像句句头头是道，处处无可置疑，但从逻辑学和认识论的角度略予究诘，却全然没有丝毫的实质意义和运用价值。以这类假命题作前提的演绎，“一般”与“个别”之间的联系实际是空洞、随意的，或正或反、或是或否，都不会在逻辑事理层面受到任何限制。整个演绎过程和最后结论的取向，说到底还是完全听凭文学评论的作者以个人意志来决定。
于是，在高高飘扬的“道德理想主义”的旗帜以下，在看似清澈透底的“常识”的河流以上，尽是些有理直气壮之貌、却无“摆事实、讲道理”之实的伪文学评论。不是祭起一面“宏大叙事”的大纛，一味强词夺理，只下判断不予论证，就是踏住一点擅自盗用了“沉默大多数”名义的所谓“公意”和“常识”，端起替天行道的架势，睥睨一切，横扫四方。这一类的文学评论，宜于逞勇斗气，而不能析理明义。与其仍称之为“评论”，倒不如把它们视若“檄文”或“通牒”。只是它们矛头所向，并无实在的对手，仅有它们一厢情愿中的假想敌。
四
容易想见，要遏止当前文学评论信誉衰落、话语泡沫化的颓势，最好是有破有立、双管齐下：一边全面矫正如上所述的各种或明或暗的文学评论的思维与实践的陈规陋习，一边探索建构更切实、更合理和更完善的文学评论的新思维和新做法。但相形之下，前一方面的“破旧”是知易行难，后一方面的“立新”却是知难行易。规避误区和跳出旧习的方向不一而足，沿这些方向进行突破传统和开拓现实的新探索，可能的道路更是纵横万千。预言哪条道路上的转机出现得更早、更见成效，是多余的。
可以确知的，或许只有从反观历史和现实积弊的经验中得来的一点教训：高蹈的演绎和神启般的断言立论，可以使文学评论身形魁梧，却不能够给它增添真正足以慑服人心的力量；琐碎的归纳和斡旋式的磋商对话，会让文学评论显得谦卑低微，但兴许这正是文学评论所特有的那种如春雨润物或水滴石穿一般柔韧中见深切的精神力量，在一个需要更多的平等交流而不必再事事服从垂直号令的时代里最恰如其分的体现。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