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论史上，将“谐隐”作为独立表达体式加以讨论的人，是南朝梁代的刘勰。在刘勰所著《文心雕龙》一书中，辟有专篇系统地研究“谐隐”，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谐隐观”。这一“谐隐观”，可以为现今俗文学的创作和评论带来有益的启示。
什么是“谐隐”呢？“谐”与“隐”，是俗文学中两种相近的表现体式。按照刘勰的说法，“谐”者，“浅辞会俗皆悦笑也”，即辞意内容浅显，适应于表达俗事俗情，能引发听者的笑声；“隐”者，“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即用隐晦曲折的话语，把要表达的意思隐藏起来，用诡谲的譬喻来引导暗示，让人领悟有关事理。从中可以看出，谐语，大致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幽默、诙谐、笑话、酒段子之类，隐语大致相当于谜语、暗示语以及藏词、双关、闪避之类的修辞手法。二者都属于俗文学的范畴。
在刘勰看来，谐语和隐语都有“振危释惫”的作用，都具备小巧玲珑的特点，都属于机灵微妙的表达，因而二者放到一起来讨论。那么，刘勰的谐隐观是什么呢？它对我们当今的俗文学创作和评论有什么启示呢？
启示之一：表达体式、风格追求鲜活多样。
刘勰认为，经典文体固然重要，但它不能代替其它多样化的体式表达。所谓“虽有丝麻，无弃菅蒯”，就是说，不能因为有鸿篇巨制的体式，就抛弃小巧玲珑的体式。刘勰对谐隐这类“不雅”的表达体式加以肯定，事实上超越了正统的儒家思想观念，在我国文论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众所周知，儒家的思想取向及人格特征总是以“方正”为范式，主张正经，追求典雅，讲究严谨，崇尚稳重，不屑于逗乐嬉笑，巧言令色。这就决定了正统儒家的传经弘道言辞中，不追求热闹喧笑的气氛，不提倡风趣幽默的表达。因此，儒家经典往往缺少了轻快活泼和飘逸洒脱。儒家思想熏陶出的老夫子们，大多一本正经，拘谨呆板，笑的艺术也就相对地匮乏了。刘勰文论思想的价值核心虽然没有超出儒家“尊经征圣”的樊篱，但他在具体的文体样式上却有独到的见识，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儒家的“方正”规范，给予不同的体式、不同的表达风格以应有的地位。
文学创作、评论中，不同的体式之间，有大小之分，而无尊卑之别；不同风格之间，有频率之差，而无贵贱之异。根据主观爱好而打压某种体式、风格的做法不可取。如传统文人往往贬低小说，以“闾里小知所及”，“刍荛狂夫之议”(《汉志·诸子略》)相讥，及“文革”期间提倡全国唱京剧，打压地方传统曲艺之类，都有违艺术文化的规律。而今有人一概否定网络文学，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启示之二：小体式同样能发挥大作用。
显而易见，谐隐是俗文化中矮小灵活的表达体式，而且多用于口头语言。作为特殊表达体式，谐隐有其自身的功能和地位。因其风趣幽默，在特定的环境、语境条件下所具有的表达效果，是一本正经、“直言其事”的表达方式难以达到的。刘勰在《文心雕龙·谐隐》中，重点论述谐隐的正面功能问题。他认为，谐隐在起到“振危释惫”作用的基础上，进而要发挥交流沟通和劝导说服的作用，即通过艺术智慧发挥社会功能。
“意归义正”是刘勰对谐隐的价值定位。他举例说明，通俗风趣的谐语，体式虽小，却有大用。如淳于髡借酒量批评齐威王不理政务，宋玉作《好色赋》来奉劝楚襄王“好德”，“义在讽谏，有足观者”；优旃讽诫秦二世劳民伤财的漆城，优孟谏止楚庄王给马办丧事，都起到了以“谲辞饰说”来“抑止昏暴”的效用。隐语作为机智和权变的产物，可以与谐语互为表里，“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同样能发挥现实作用。所谓“大者兴治济身，其次弼违晓惑”，意思是说，大的方面可以体现出修身济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其次还可以解疑释惑，纠错补漏。
限于当时历史条件，刘勰没有更多地谈及谐语引人发笑而调节生理、心理机制的效能，但毕竟还是意识到这方面的作用，他用“振危释惫”四字简练地说明笑声可以减轻压力，消除紧张，驱逐疲惫，振奋精神。他重点讨论谐隐的社会功能，涉及教化功能、警世功能、沟通功能、劝诫功能、谏诤功能等等。而对现代俗文学而言，最有启发意义的地方正在这里。加强文学小品的讽喻谏诤功能，有利于社会航船的价值拨正。
启示三：反对低俗无聊的“谬辞诋戏”。
特别值得今人注意的是，刘勰早已指出了“谐隐”容易出现的负面影响。人有笑的功能，故而也就有了笑的艺术。笑中有高雅的笑、智慧的笑、美好的笑，也有平庸的笑、猥琐的笑、低劣的笑。谐语这种表达体式，由于“本体不雅”，所以“其流易弊”。汉魏时期，有些作家搞的谐语，就没有创造性，只是鹦鹉学舌，拾人牙慧，结果不但“无所匡正”，反而带来“诋嫚媟弄”的消极后果。至于有人把他人的鼻子形容为“偷小蛋”，把他人的形貌比作“拿舂杵”之类，则属于没有品位的“莠言”、低下庸俗的“妄笑”，实在是“有损德音”。同理，在隐语中，那些“谬辞诋戏，无益规补”的创作，那些“虽有小巧，用乖远大”的作品，都不宜提倡。针对谐隐中良莠混杂的现象，刘勰用这样四句话来作为价值界分：“会义适时，颇益讽诫；空戏滑稽，德音大坏”。意思是说，“谐隐”一定要适应时势，合乎道义，讽喻劝诫，益人补世，而一旦从事空洞无聊的戏谑，油腔滑调的卖弄，污辱他人的恶语，低俗下流的喧嚣，那么就会伤风败俗，有害于社会文明了。
用无聊的琐言秽语来笑人，是道德堕落的表现。时下一些俗文学的“恶搞笑”、“灌脏水”，庸俗猥琐，低俗无聊，正是刘勰当年所揭露的不光彩的“诋嫚媟弄”。比方说，胡诌什么大禹治水时搞婚外恋才不入家门，卖火柴的小女孩是促销女郎，孔乙己偷书为的是资源共享，柳下惠根本就是个性无能，孔融让梨是想把坏梨推销出去……此类嬉戏式“改编”，不管炮制者的主观动机如何，其内容都可计入刘勰所痛斥的“空戏滑稽，德音大坏”之列。1500多年前的理论家的话，在今天还是如此掷地有声。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的谴责声比今人更有力量。
林语堂说过：“最上乘的幽默，自然表示‘心灵的光辉与智慧的丰富’”。笑的艺术要笑出睿智，笑出情趣。刘勰对“谐隐”的价值界分，意在弘发其醒人警世、劝谏讽喻的功能，抵制那些无聊的插科打诨和低劣的逗情卖俏。这一价值界分，在任何时候都具有普遍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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