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创作
在包谷苗间重归沉静
作家出版社今年出版了陈忠实的散文作品新书《接通地脉》，其中包含不少陈忠实如何构思、写作《白鹿原》的内容。他写到刚调入省作协时，由于作专业作家使他可自由支配时间，他索性决定从城镇回归乡村老家，在祖屋里读小说、写小说，外加种地。“这几年间，大概是我写作生涯中最出活的一段时光，无论是中篇《蓝袍先生》、《四妹子》、《地窖》等，以及许多短篇小说。我在书案上追逐着一个个男女的心灵，屏气凝神专注无杂，然后于傍晚到二分地里来挥镢把锄，再把那些缠绕在我心中的蓝袍先生、四妹子、白嘉轩、田小娥、鹿子霖、黑娃们彻底排除出去，赢得心底和脑际的清爽。只有专注的体力劳作，成为我排解那些正在刻意描写的人物的有效举措之一，才能保证晚上平静入眠，也就保证了第二天清晨能进入有效的写作。这真是一种无意间找到的调节方式，对我却完全实用。”
再写不完，你就从楼上跳下去
陈忠实在散文中也写到评论家、他的文学诤友李星。1991年春节过后，陈忠实参加会议，正好坐在《平凡的世界》作者、同为陕西作家的路遥旁边。坐在路遥另一边的李星告诉陈忠实，路遥获茅盾文学奖了。陈忠实正想等待路遥发言完毕即表示祝贺，李星又从路遥背后侧过身来说“你今年再把长篇小说写不完，就从这楼上跳下去……”
1992年，在人文社编辑拿走手稿之后，陈忠实把一份复印稿送给李星。“我在乡下过着一种看似闲适的轻松日子，心却悬在李星身上。李星会怎么看？能过得了李星的法眼吗？且不说李星全盘否定，即使不疼不痒说上几条好处再附加两点不足，我都不敢想象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捺着性子等了大约七八天，我从乡下回到作协家属院，恰好在住宅楼下看到提着一袋菜的李星的背影，便叫住他。我走到他跟前尚未开口，李星倒先说了：“到我屋里说。”我看见他说这句话时不仅没有平时的热乎笑脸，反倒黑煞着本来就黑的脸，说罢转身便走。我当即就感到心往下坠，头皮发紧，跟着他从一楼上到五楼。他一言不发，依然黑煞着脸。我的心不再下坠而是慌惶难控了，只有失望透顶到不好言说的阅读，才会摆出这张冷脸来。我跟他上到五楼走进他的家门，已经有了接受批评的几分准备。他把装菜的袋子放到厨房，领我走进他的书房兼卧室，猛然转过身来，几乎和我撞到一起，依然黑煞着脸，睁圆两只眼睛紧盯着我，声音几乎是失控了：“哎呀！咋叫咱把事弄成了！”“这是我听到的关于《白鹿原》的看法和评价的第一声，是颇具影响的中年评论家李星的声音。他当时踱着步跺着脚说了那么多好话，我现在连一句都想不起来了，只记着他说的‘咋叫咱把事弄成了’这句话。正是这句关中民间最常用的口头语，给我铸成永久的记忆。”
关于获奖
“历史倾向性问题”是误读
“《白鹿原》先在《当代》分两期连载，之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西安人民广播电台差不多同时连播，在读者和文学界迅即引起反响，在我几乎是猝不及防的。书稿写完时，我当然也有一种自我估计，如若能够面世，肯定不会是悄无声息的，会有反应的。然而反应如此之迅速如此之强烈，我是始料不及的。”在写给人文社的文章中，陈忠实这样描述。在当时的评论中，却也有一种声音。陈忠实写道，‘有一种批评却涉及作品的存活，即“历史倾向性’问题，我从听到时就把这种意见看成是误读。在被误读误解的几年里，涉及《白鹿原》的评论和几种评奖，都发生过一些不大不小的麻烦。”
对《白鹿原》终于获得茅盾文学奖，陈忠实这样回忆，“大约是1998年酷暑时节，某天晚上老何打来电话，告诉我一个消息，说陈涌对某位理论家坦言，《白鹿原》不存在‘历史倾向问题’，这个看法已经在文学圈子里流传开来。我听了有一种清风透胸的爽适之感，关于‘历史倾向性问题’的释疑解误，最终还是有陈涌这样德高望重的文学理论家坦率直言。老何便由此预测，茅盾文学奖的评奖可能因此而有了希望可寄。约在此前半年，我和他在京见面时，老何还在为我做宽慰性的工作，说茅盾文学奖评奖的可能性不大，对《白鹿原》而言评不评此奖意义不大，有读者和文学界的认可就足够了。我也基本是这种心态，评奖是一码事，而‘历史倾向性问题’是另一码事。我和他在评奖这件事上仍然保持着一种平淡心理。现在，陈涌的话对《白鹿原》评茅盾奖可能出现的转机仅只是一种猜估，对我来说解除‘历史倾向性问题’的疑虑和误读才是最切实际的。我也忍不住激动起来，评奖与否且不管，有陈涌这句话就行了。有人说过程不必计较，关键是看结果。在《白鹿原》终于评上茅盾文学奖这个结果出来以后，我恰恰感动的是那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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