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洲访谈录：弹指十余年，书剑霜未冷(2)

　　问：诗歌对你的人生而言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是否可以看作是滋养生命的土壤？中国诗歌江湖上对你的酒量和喝酒的故事有太多的传说，诗歌与酒有关吗？你一般是在什么境况下才会获得创作的灵感？
　　
　　答：我写诗并没有太多宏大叙事的理由，也没有评论家们分析得那么高深，我写诗只是因为我想写，只是因为寻找到了一种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诗歌不是滋养我生命的“土壤”，他是我的宗教，不矫情地说，诗歌对于我而言充满了拯救的意味。至于诗歌或者说文学在我的人生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不夸张地讲，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甚至超越了家庭、爱情、亲情……我可以十年不写诗，但在这十年里，诗歌每天都会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关于创作灵感的获得，不一定非要喝酒，也不一定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是重庆人，从小热爱《水浒》，而诗歌界很像一个巨大的江湖，朋友见面，较量文字的同时，一般情况都要拿酒来说说话。但酒其实和诗歌没有多大关系，最多是诗歌里的一种调料。在我看来，创作灵感有可能是突如其来的，像闪电一样。但有时候，写作冲动也确实是需要有一定准备的：某种事情激发了你，让你觉得一定要去完成某一件事，当你写完他，你必须要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比如我最热爱的季节是秋天，我就一直在为它写一首长诗《秋天传》，也就是给我的秋天写一个传记，段段续续写了很久，也许在下一个秋天来临的时候，就应该完稿了吧……
　　
　　问：许多诗人是拒绝读书的，他们认为读书无用，写诗是天才的事业，与阅读无关。那么，作为一个公认的神童和天才式的诗人，你认为一个优秀的诗人更多的是依靠天赋还是后天的积累进行写作？
　　
　　答：两者都需要。我认为二者的比例应该是一半对一半吧。一个人如果没有天生的对语言和文字的敏感性，应该是写不出或者说很难写出好诗来的；同样，后天的学习也相当重要。比如一部分人喜欢把海子称为天才，但其实，作为天才的海子的阅读量也是相当惊人的。应该这样理解，阅读对人的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的，哪怕你阅读时并没有感受到这种影响，而这种影响早已在你的骨子里存在下来。
　　
　　我家里的藏书不太多，万册左右吧。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冉云飞，家里藏有四万册图书，每次到他位于成都的家里去喝茶，我都有一种艳羡和在知识面前渺小的心态。我现在从事的是传媒工作，尽管杂志社的工作很繁杂，但每个月我都会坚持购买和阅读一定数量的书籍。
　　
　　问：有人认为写诗是纯个人的艺术行为，离现实社会越远就越纯粹、越好。纵观你的诗歌作品，我觉得你对此不以为然，你如何处理诗歌和时代的关系呢？
　　
　　答：我曾经在一首献给伟大的贝多芬和我自己的长诗中写道：诗篇要向世界赠送/送给那些喝苦水的人/送给他们：爱的癖好和情操。
　　
　　如同压抑住咆哮，而力图用音乐造福人类精神的贝多芬那样，诗歌更多的时候其实已经具有了自恋者般的“想使你们幸福”（贝多芬遗嘱）的高尚情操。而在这个堵满大诗、伪诗和口水的当下诗坛，更多的人已经忽略了诗歌的时代性、思想性，而仅仅将目光停留在诗歌的技艺和形式审美上。
　　
　　我一直想用诗歌说出“我、我们和这个时代的秘而不宣”，想在诗歌里表现一个人对大地、历史、当下，以及对所处时代的思考和思想，不理会上帝是否因之愚蠢地发笑——从诗歌的角度而言，人类在思考的时候上帝之所以发笑，是因为他不知道诗人其实就是上帝本身。所以我坚信诗歌应该和一个时代的影子有关，就像萨丕尔说的“一个时代应该发生一个时代的语言”。
　　
　　问：诗人往往都是理想主义者，是美好的诗情怂恿着我们在生活中勇往直前，冰火洗礼，但诗歌毕竟不能割破现实忧伤的喉咙，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您如何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里都始终坚持着纯粹的诗歌理想？您如何处理诗歌理想和现实生活的关系？
　　
　　答：说得矫情一点，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确切地说，从进入高中以来，我就在为自己的理想而奔跑。有时候遇到比较脆弱、比较波折的事情，也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理想。
　　
　　在我看来，真正的理想从来不存在破灭一说，会破灭的就不是理想。人的一生，没有完全实现自己的理想最好，因为追求理想的过程才是最有意义的。理想的作用在于为人确立一个目标，人在这个目标的指引下纵马狂奔地往前冲。
　　
　　我经常说，诗人不用避讳诗歌中必须有的功利目的。诗人不是道德家，也不是手持荆条的封建家长。诗人需要虚荣和自由。而事实上，诗歌天生就是与功利无关的“命”（当然能够顺便获得功利就更为愉快），无论你写与不写，诗歌都是你心中最温暖和广阔的部分，作为诗人，你永远都无法走出它的照耀。
　　
　　比如现在已经把生意做得很休闲的李亚伟，或者每天活得像一台印刷机的媒体人何房子，尽管一把年龄了但还是一谈到诗歌就“眉飞色舞，冲动得像要幸福地晕死过去”。任何人只要写过和热爱过诗歌，它都会成为你的一个结，成为你血气当中最方刚的那一段。
　　
　　问：您认为好诗的标准是什么？
　　
　　答：我个人认为诗歌的境界有3个层次：情感阶段，个人生活阶段，时代品质阶段。真正优秀的诗篇总会与时代有些瓜葛，即使是一首简单的爱情诗。而不论何种方向、何种风格的写作，它首先都必须在某个层面上打动或击中人，否则，即使“挺住”也并不意味一切，坚持一生或许也只意味着盲目的白痴。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词语和词语之间是有秘密的，而语言也是有速度的。我很庆幸我能够找到它，找到语速、位置感、叙述的力量、思想等等……并乐此不疲。具体到我的诗歌和其它文体的写作，我想做到的是：让别人永远无法知道，这一次我将从什么方向出招。
　　
　　现在有一种我极不愿意看到的局面，那就是由于语言上的游刃有余，诗歌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被表面的阅读所忽略。所以很多时候，我思考的问题是“语言最终将会把我们带到哪里”，以及“思想将如何被更多人解读”？
　　
　　问：文学写作尤其是诗歌写作，本身就是一种个性化很强的东西，它的魅力就在于提供一种独特表达的可能性，作为70后诗人中最特立独行的一位，你如何理解个性化写作？
　　
　　答：如同诸神的降临方式一样，其实每个人都会拥有和形成自己的写作秩序。所以你不能因为你的写作方式而排斥其它不同的刀锋——大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在靠近同一所精神城堡。
　　
　　我所认为的“个人”和“个性化”写作，其实就是柏桦所提倡的“一首诗歌至少应该有30%的新东西”——要在飞翔的途中不断变换翅膀扇动的方式。这也是莽汉主义的老马松所提出的“诗歌就是写给哥们和自己的”——其实个性化的写作就是在寻找道德和人文上的阅读“同谋者”。
　　
　　问：现代汉语诗从诞生之日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不断的争议、变革和完善，您如何评价汉语诗歌的现状？
　　
　　答：不客气地说，中国新诗实际上发展到第三代已经“停滞”了。很多人自认为玩出了很多花样，其实都还在第三代这个概念里。诗歌到了今天，加上网络的大行其道，其实很多人写的都不是诗，而这些所谓的诗也大可不必写，而更多的人热爱在诗歌里玩形式、玩口水、玩装神弄鬼，让人啼笑皆非。
　　
　　我认为诗歌重要还是应该有抒情性，如果丧失了抒情性，我觉得就是丧失了诗歌本质的东西。我宁愿将有些人的诗称为废话、梦话、口水，也不会称其为诗歌……这些文字最终都只能以笑柄的方式留在诗歌史上。
　　
　　当下中国汉语诗歌的问题应该比较多，但最起码有两个问题应该引起关注：一是太多所谓的诗人完全没有对语言和汉字的感觉，严重缺少写作想象力。诗歌不能作为一种快餐，它是一种文化遗产，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诗歌，但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历史的文明古国，诗歌在当代中国是从历史长河中绵延发展而来的。中国肯定有很多诗人像我一样，坚守着传统的诗歌写作方式，表达着他们心目中真正的诗歌，而不是铺天盖地的炒作和口水；第二是很多人至今还有一个误区，觉得诗人是天才，而天才是不用读书的，这种说法和行为相当肤浅，诗歌并不能一直只凭直觉来写，在先天的才情之外，你必须还得凭借后天的阅历、思考、学习等等。
　　
　　问：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当下诗人和诗歌读者越来越少，有人认为诗歌已经边缘化，你怎么评价这种现象？在世人眼中，“诗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您怎么看待“诗人”这一特定的称谓？
　　
　　答：现在写诗的人越来越少，辨证地看，这其实是件好事。越来越多的人离开诗歌不是诗坛和诗歌的悲哀，相反却是诗歌的大幸——写诗的人少表明诗坛越来越纯洁、干净。
　　
　　诗人应该在物质和思想上流浪。今天的诗人应该拒绝苦行僧的生活，拒绝肉体和行为上的虚假流浪，不应该再长发飘荡胡须乱飞地作流浪汉般的“愤青”状。今天的诗人应该融入这个时代的生活、经济、人文，并和这个时代一起成长。我相信，一个真正的诗人哪怕坚守甚或老死在一座城市，他的灵魂也在大地中行走——那是灵魂和精神的流浪。
　　
　　问：您曾经多次说过，您有两个理想，一个是媒体理想，一个是文字理想。除了诗歌外，您对媒体也很有热情，这种热情更多的是来自哪里呢？
　　
　　答：我经常和朋友们开玩笑说，如果我去挣钱的话，再厉害肯定也挣不过李嘉诚，如果去从政，我可能连县长也当不了。但是，如果我写作的话，我就有可能成为李白，成为李商隐，成为柳永；而如果我去做媒体的话，我也许能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对社会的介入角度去做到最好，没准会成为褚安平。
　　
　　现在我做的几份杂志都与引导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关，是关于旅游和旅行的。我想，我的努力也许能让今天的人民和这个时代变得更亲切一点。虽然我本身没有那种特别强的漫游大地的愿望，但是我很喜欢去阅读或者去做关于地理、人文、历史一类的文字和工作。
　　
　　媒体理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艰苦的。但人有时候是在讲求一种幸福感，比如你在面对一份工作的时候，如果你有幸福感，你可能就不会那么在意待遇、加班、劳累等等问题。就像波伏娃，她一生热爱萨特，没有任何名份，但她就是一往无前地爱。没办法，这就是热爱，并不需要其他东西。这其实也是我对文字和媒体的感情。
　　
　　但繁花般的工作总是阻挠着我的写作。我常常觉得伟大的文字总是在胸中澎湃，有一种要冲出来的感觉。所以，在我家里、办公室里、车里都准备有一个本子，每当冲动不可遏制的时候，就会随意地涂下一些东西来。我觉得我这一生都不可能离开文字了。有时候我在想，到我45岁的时候，差不多还有六七年吧，我可能会离开媒体，专注于写作，我想，我还是应该专门留一点时间给文字吧。
　　
　　后记
　　
　　如果你接触过李海洲其人，你会发现他果真如传说中一样，是个“浑身散发着灵气、侠气、匪气、霸气、书生气、流氓气的当代少侠”，是“一个和冷风一样坚硬、峭拔而又不留遗憾的江湖兄弟”。但如果你读过他的诗，你又会发现，他似乎仅仅只是一个衣衫单薄、怀着满心的惆怅与忧伤，悄无声息地从宋朝的柳絮烟雨中迎面走来的白衣卿相。
　　
　　他为人豪放，却下笔婉约。可见诗不一定如其人，但一定会如其心。而真正完整的人性，虽有侧重，的确也应同时具备这两种气质：能伸能屈，能动能静，能笑能哭。有豪放才会涵蕴壮士胸怀，坦荡自适；有柔情才能嗅到半落的花香，听冷雨敲窗，暮色潜动。
　　
　　在李海洲身上，现代精神与古典情怀、浪漫理想与物质现实，对文字字斟句酌的严谨与为人至情至性口无遮拦的粗放，完美地统一在一起。于是我们看到，这个当世的“李白”，诗酒任侠，以笔为马驰骋着江湖意气，然而在豪饮和酣醉之下，永远澄澈的却是他对于诗歌永恒不变的赤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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