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他是一个知道事情所有复杂性的人

　　米沃什给我的感觉，不是诺贝尔文学奖获者的那种荣耀和炫目。

　　米沃什是个比较复杂的人，很难把他概括成某一类，或者很难简单地把他说清楚。很多人概括了米沃什的很多特点，但还是很难把握住他的特点。我看到一部《战后东欧文学史》，里边介绍米沃什的时候说他可能是一个多样性的牺牲品。因为他做的事情太多了。他又是诗人，又是翻译家，写随笔，写长篇小说，做学术研究，他长期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波兰文学，到了晚年，他开始用波兰语翻译《圣经》，他的整个面貌比较复杂。

　　青年时代的米沃什是比较被看好的波兰文学新星。

　　米沃什一直是一个另类，一直是一个很难被环境吸收的人。1951年他离任出走。他出走是有争议的。我不同意说他是在反对苏联集团，因为他实际上是很低调的人。他在流亡期间是惟一一个拒绝给《自由欧洲之声》写稿的人，《自由欧洲之声》是西方反苏联集权的一个重要宣传工具，它的读者就是东欧阵营，但米沃什拒绝给他们写稿。我想说的是，米沃什不是一个单向度的人，他早年有左派倾向，但是他又选择出走流亡，然而在出走和流亡之中他又拒绝诋毁他的祖国。他是一个知道事情所有复杂性的人，也是一个政治观念很淡薄的人，他不是异议分子。他是一个诗人，是一个向往自由创作的人。

　　我觉得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也是一个深受折磨的人，关于身份的模糊性，关于要不要坚持原则，他要面对自己的软弱，承担自己的软弱，面对自己内心道德上的焦虑，他不直接判断善恶是非，也不直接给定是非的界线，面对自己的悲惨、不幸、软弱和罪责，他把这些东西以一种非常节制的方式吞吞吐吐地表达出来。有时候承受不住内心的压力，他会写一些自然景色给人安慰，这是他的一个良知的表现。

　　1953年他写出了《被禁锢的头脑》。他关心的是人的精神自由，这是一个作家始终坚持的立场。他秉承着一个作家对于个人心灵自由的敏感所在写出了这部书，这部书在西方影响非常大。

　　1953年他到了巴黎，直到1960年。他在巴黎过得比较惨。经常没有钱，没有正式的工作，日子过得比较艰难。从1951年到1960年他的诗歌写得很少，我们可以想象他内心所受到的煎熬。或许是因为忙于生计，他后来去了美国，到了美国以后他的诗歌开始出现，他一直用波兰语写诗，用英文写作，用英文教书。他后来一直感谢美国，到了美国他的生活是有保障的。

　　有一个美国作家说米沃什的诗始终处于一种受威胁状态，而且是一种被监视的写作。如果说被监视实际上是两道线，一个是他的祖国，一个是他的良知，因为他在波兰生活的时间很短，如果说有监视，那他就是被自己的良知所监视。因为只有他能看到自己。

　　有人说米沃什是一个宽容的人，我倒是觉得他是一个培养我们宽容的人。真的，我不认为他是伟大的人，我认为他是个诚实的人，诚实到承认自己的软弱，也能面对它。他是一个有勇气的人，他有面对自己软弱的勇气。在一个绝对的年代，一个冷战的年代，他用写作担当起自己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