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3年开始写作，到今年，迟子建整整写了30个春秋，出版80余部单行本，共计五百余万字。近来，她又新出版了小说集《黄鸡白酒》，即将问世的还有新作《晚安玫瑰》。迟子建的作品囊括散文、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各个类型，被称为当代文坛“全能选手”。
迟子建的作品大多以黑龙江为背景，尽管那是严寒的北中国，可她的文字却总能在冰雪世界中加上一抹亮色。她说自己早期的作品纯净、忧伤，近年的作品则明显有了悲凉气息，但有生之艰辛，也有苦之快乐。她的文字，犹如在黑暗世界中举起微暗的火，细小，却让人温暖。
或许，正如迟子建所言：“人肯定会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苍凉感，那么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这个苍凉的世界上多给自己和他人一点温暖。在离去的时候，心里不至于后悔来到这个苍凉的世上一回。”
那时的文学气息清新不俗
羊城晚报：据说你父亲也是文学爱好者，走上写作这条路，父亲是启蒙老师吗？
迟子建：父亲喜欢曹植的《洛神赋》，曹植字“子建”，所以他才给我取了这个名字。父亲爱好文学，我的确受到他的影响，但他并未具体指点过我什么。听我母亲说，文革时很多书被禁，父亲离开学校的岗位，去粮库劳动锻炼。怕书籍惹麻烦，于是父亲把从哈尔滨千里迢迢带到大兴安岭的书，全都用麻袋装了，背到松树林，一把火烧了，而书中大部分是小说作品。所以我长大以后，没在家里看到什么书。
羊城晚报：莫言、余华、刘震云、毕淑敏都是你的研究生班同学，当时大家的交流多吗？
迟子建：的确，你提到的这几位作家当时都是鲁院第一期研究生班的学员。那时我们开设了一些专题课程，都是与文学有关的。我记得那时还学过一段时间英语，很初级的，但大家兴趣不高，这门课后来就不了了之。当时同学中只要有人有重要作品发表，我们都会互相传看，文学气氛很浓。那时大家都爱谈文学，不像现在，大家对文学都不屑谈了。
鲁院那时会不定期召开一些作家作品研讨会，有时还会让我们到电影资料馆观摩一些艺术电影。我印象较深的一件事情是，有一天我去紫光影院看电影，看完电影买了一支牙膏，挤上公共汽车返校，由于中途不断上人，下车的少，我兜里的牙膏被挤爆了，满车散发的都是那股清凉的牙膏味。那股味儿，很像那个时代的文学气息，清新不俗。
羊城晚报：当时整个大的文学环境是怎样的？
迟子建：大的文学环境不错，各种文学思潮风起云涌，各路豪杰轮番登场，总有令人激动的作品出现。每个人都在埋头写作，没特别富的作家，大家生活也都简单，吃食堂，很少去饭馆改善生活。
市井人物是我文学天空的星星
羊城晚报：去年，您的短篇小说结集出版，共四卷，您也曾说，编辑这套短篇文集，读第一卷和第四卷时的感觉不同，作品的气象变了。
迟子建：人的皱纹不是一夜之间生成的，心也不会是三两天就变得沧桑的。早期的作品纯净，忧伤，而近些年的作品明显有了悲凉气息，虽然说骨子里的诗意还在。写作的过程，就是生命的过程。而生命的过程，印在了文字里。
羊城晚报：那怎么安排中短篇和长篇？写长篇和中短篇的节奏是怎样的？会计划自己今年要写多少吗？
迟子建：我从不计划每年要写多少，总是有了激情和扎实的准备后，才进入写作。我这个人比较笨，不能同时做两件事，所以不能同时写几篇小说，必须要一篇一篇地来。我的写作速度不算快，如果写长篇，每天不过一两千字。
羊城晚报：谈谈新书《黄鸡白酒》，我特别喜欢春婆婆这个人物，她有原型吗？
迟子建：《黄鸡白酒》的背景是哈尔滨，我在小说所描写的街区生活了七八年，而且“分户供暖”引发的供暖纠纷，也是我亲历的。我把故事放在一个老人身上，因为在玉门街那一带，确实有这样一位年迈老人，她常拣些易拉罐、废纸盒之类可以卖的废品，生活想必是艰辛的，可她脸上的神色却是怡然自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每天坐的黄鸡白酒那样的小酒馆，我也非常熟悉。在写这部小说时，她自然就成了主角。在我眼里，每个市井人物都像一面多棱镜，折射着我们这个时代，更折射着他们不同的生活侧面。这里有生之艰辛和不平，也有苦中的快乐和诗意。
羊城晚报：这部小说的市井味儿十足，您平常喜欢和人打交道？
迟子建：我的确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哪怕一个人的小日子，也不马虎。我很喜欢市井生活，在哈尔滨时我常逛夜市，喜欢买菜时和人聊上几句，夜市就是生活的大舞台，也是文学的舞台。而我在故乡，可以更近距离地接触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他们滋养着我的写作。
市井人物是我文学天空的星星，每一颗都有闪光点，就看作家有没有一双发现的眼睛。有的作家认为虚构能解决文学的一切问题，但我还是认为，生活永远是作家重要的写作资源，虽说不是唯一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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