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你说过，变是天才的表现之一。你在新近出版并签名赠我的这本《洛夫诗选》自序里说：“人到暮年，创作热情已日渐消磨”。请问你的新作《唐诗解构》是创作热情日渐消磨的证明呢，还是此种热情的再度喷发？
L：蚕之甬变而成飞蛾。法国作家伏尔泰说，每个作家心中都有一个魔，诗人心中的魔可能更大——这其实就是背叛性，是对旧制度、旧文化的背叛。有人说我玩文字就像玩魔术一样，非常魔幻。有评论认为我是语言的魔术师。人生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变是对昨日之我的否定，是一种新的美的生成与拓展。虽然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变,但整体却是统一的。我希望每一首诗都是一次新的出发，写作就是要不断地放弃、不断地占领、不断地调整、不断地前进。这或许也是我主张的“修正超现实主义”的一个旁注吧。李白、杜甫变化就很大。江郎才尽是因为江先生一成不变,一辈子只会写一种风格的诗。
Z：你对“解构”一词有何确切定义?
L：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说法，“解构”就是把原来已经具有的价值解除掉,赋予新的价值或观念。一种东西已经过去了,你把它解构掉、颠覆掉、否定掉，再创造一个新的生命。“解构”也意味着旧有文化符号之间关系的分解裂变。这是一个实验,也是一种提升和创造，是对古典诗歌美学的重新审视和评价。我力图解构其格律形式，保留其情趣、意境，重新赋予其现代的意象和语言节奏，释放并复活其意象的永恒之美，
Z：任何东西解构之后都容易支离破碎。能否举例说明经你“解构”的唐诗获得了怎样的新生?
L：你必须细心体会，才能捕捉到其中的奥妙与玄机。我在《唐诗解构》后记里说，解构可能去掉了好些旧的东西,但也创造了好些新的东西。当我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诗歌中寻求灵感时，竟发现了一种“无理而妙”、极富诗趣的东西，一种空灵恒久之美。这不正与超现实主义非理性的特质不谋而合吗？创作的种子如果没有扎进传统文化的沃土，它就一定长不大、长不结实。
Z：从网上获知，你好像还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吧？我和许多朋友都十分喜欢《洛夫禅诗》这本诗集。
L：我认为真实和虚幻是一体的东西。我曾借超现实主义的方法写了很多禅诗。我的代表作《金龙禅寺》写的就是一种意象，一种风景，一个印象式的世界，这个世界很接近禅趣、禅味。我的禅和佛教的禅不一样，我的禅是生活的禅，是生活中的一种禅趣，是一种生命的觉悟。当然，本质上它与中国的禅宗有某种内在的关系。
Z：台湾诗人余光中、席慕容在大陆拥有众多粉丝，你对他们二位各有褒贬。余光中刚刚及格，席慕容在及格线以下。然而据我观察，你在大陆受到官方欢迎的程度很可能不如他们二位。似乎只有当你的诗歌呈现出怀乡、禅宗等中国元素时，你在中国大陆的传播才更具合法性、长久性与广泛性。
L：这可是你的观点！改革开放20多年，我几乎每年都要来大陆省亲、会友、讲学、举办个人书法展。老中青三代诗人接触甚多，有些已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最初来大陆，曾受到跟踪或抵制。就整个文化生态而言，第三流的台湾诗人往往会获得逾份的礼遇和评价。
Z:有人做过统计，目前中国诗人可能超过20万。回想八十年代，内蒙古曾是大陆诗歌重镇，《草原•北中国诗卷》《诗选刊》《这一代》曾以惊涛拍岸之势摇撼过中国诗坛。当时，几乎所有青年诗人都深情而热烈地向往过这片诗歌净土。你对内蒙古诗歌未来的振兴与发展有何期待？
L：我平生第一次来内蒙古，算是探亲吧——探文学之亲，探诗歌之亲。当我走下飞机，看到当日《北方新报》的通栏标题：“洛夫，内蒙古欢迎你”!我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令我始料未及的是，内蒙古的天空居然如此纯净，内蒙古的草原居然如此辽阔，敕勒川，阴山下，竟有这么多我的同道和朋友。短短一周时间，我先后参加了《坚持》诗刊和《草原》杂志社为我精心策划的两场诗歌朗诵会，游览了慕名已久的昭君墓和葛根塔拉草原。朋友们的真诚、纯朴和热情让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你们为什么不成立一个诗社呢?能不能出诗刊慢慢再说,可以先成立一个诗社，就叫“大草原诗社”,我可以为你们擂鼓助阵，把内蒙古的诗人统统拉进来。“大草原诗社”，这个名字很响亮，本区独有，外省绝无。
Z：2000年，你摒除一切生活的干扰和应酬，全力投入长诗《漂木》的创作。你坚信“伟大的文学作品之所以不朽并非依赖群众之普遍接受，而是少数慧眼独具的评论家与历史家之认可”，比如乔伊斯和福克纳，他们不是群众作者，他们是作者的作者。请问你属于那种情况呢？
L：或许是兼而有之吧。李白绝不会想到“床前明月光”可以流传至今,杜甫也不会想到仿古的草堂居然是不朽之作。我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作品风格迥异，而在艺术上的感染力、思想上的启发性，以及语言的张力、意象的诡奇，都还算达到某种高度。《石室之死亡》主要是以超现实手法来表现生与死的形上辩证；《漂木》是我对生命观照的形而上思考，以及对佛的“无”、禅的“空”、老庄生死哲学的体悟。人到晚年，生命情状和艺术观念都发生了改变，除了形而上的意象思维外，我力图透过一些特殊的语境对当代大中国的文化与政治现实做出冷肃而含蓄的批判。我有个诗观叫"天涯美学"，其核心有两点:一是悲剧精神，二是宇宙胸襟——这正是我写《漂木》的理论基础。
Z：60年来，你出版了37部诗集，以至于你的朋友痖弦说你是“高龄多产”，而他却是“早年结扎”。《石室之死亡》的苦涩、《漂木》的孤绝、《边界望乡》的凄楚、《长恨歌》的历史哀怨、《金龙禅寺》的超越与静谧、《湖南大雪》的冷峻、《子夜读信》的无言之境、《汽车后视镜里所见》的犀利，你认为哪些作品足以使洛夫先生永垂不朽?
L：呵呵，这些作品就像我的儿孙。值此晚年，我会指着围过来的孩子们说：“你们我都喜欢，哪怕都不够完美。”《石室之死亡》和《漂木》创作时距相差将近五十年，对我而言，这两首诗真诚地表现了我在人生和艺术上的双重信念，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正是我所谓“有意义的美”的作品。如果说《石室之死亡》是人生的悲剧，那么《漂木》就是对悲剧的超越。《漂木》最后一章题为“向废墟致敬”，废墟既是现实的废墟，也是文化的废墟——即人的精神废墟。我认为人类已到了这个地步。《漂木》是一种心灵的游荡，是我个人心路历程的整体呈现。我感到每一个诗人都是“漂泊者”，以诗人的心态关注海外华人孤寂的生活——他们孤寂的灵魂就像被海水腌透的“漂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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