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诗有时是沉默的、暗示的、意在言外的。话说得太明，诗趣、诗意也就全然不见了。经过数十年的探索与实验，台湾现代诗终于找到了一个空前的、精神上和艺术上的平衡点。我认为“自由的心灵空间”与“自由的言论空间”关系密切。很多评论家认为，洛夫、痖弦、余光中那个时代，诗歌之所以晦涩，之所以大量使用暗示和象征的手法，是为了避免政治的干扰或者迫害，是一种权宜之策，我说我不是，我是追求一种艺术的表达。
Z：聪明啊。一个老兵为他不合时宜的思想披上了海军陆战队的伪装。
L：绝非有意如此。我在1963年创作的长诗《石室之死亡》和同一时期痖弦创作的《深渊》，都有强烈的反战意识和反现实的情绪，但使用的却是艺术的手段。据我所知，今天的中共已不是40年前的中共了。即便在今日台湾，也不是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当年蒋介石主要是反共，柏杨、李敖之所以被关进监狱，是因为他们确实在骂国民党和蒋介石——在他们的住处就搜出了共产党的书籍。那当然不可以，任何政权都不可以。
Z：多年来，台湾当局是否封杀过你的作品？
L：没有。《石室之死亡》能够在台湾白色统治时代顺利出版，也许是由于国民党的愚蠢，他们看不出其中的反战情绪。《漂木》也已经在大陆出版了。记得当年我有一首小诗，未经同意被《人民日报》转载，大概是为了统战的需要吧。这下触怒了军方，警备司令部叫我去问话：为什么《人民日报》发表你的诗歌？你和共产党有什么来往？我说我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啊。问完也就没事儿了。
Z: 你认为诗人梦寐以求的一是价值，二是知音，有价值的知音更是难能可贵。有人让你排列大陆前四位诗人，你的回答是:这问题“实非我的眼界与能力所及”。
L：很不客气地讲,目前大陆我还看不到一个大诗人。北岛当然不错,但他的作品太少。有人认为北岛应该得诺奖,我也希望如此。但其实是不可能的。诺奖是对一个作家一生成就的肯定。至于“有价值的知音”，胡亮、李元洛之外，现在你也算一个。
Z: 中国大陆目前有两个诗人节,一个是屈原诗歌节,一个是洛夫诗歌节。
L：2009年，湖南为我举办了一个规格很高的国际诗歌节,邀集了国内众多的诗人、学者和新闻媒体。当时我感到做一个诗人真的不错。开幕式上宣布,要在我的老家湖南衡阳建立一个洛夫艺术文学馆。现在硬体巳经建好,软体还没有过去。我参观过福建冰心纪念馆，那是很高的荣誉。活人建纪念馆只有冰心一人，一般去世后才建。就我个人而言,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荣耀。诗人不能为纪念馆写作,更不能为诺奖写作。
Z: 你有句名言：“取暖的最好方式，是回家”。你说过：“诗人是漂泊异乡的云”。你还说过：“衡阳是我永远的梦土，是联系着我和祖国的一根脐带，也是一块永远不能磨灭的胎记。” 你曾为深圳题词：“财富加智慧将使深圳飞得更高、更远!” 如果条件允许，你愿意在哪里安度晚年？湖南、深圳，还是加拿大？
L：现在海外流行一个观念，叫作落地生根。我已经八十多岁了,落叶归根是很自然的事。这是一种很纠结的乡情，我跟你讲话都是很内心的。去年有媒体问我对深圳印象如何，我说深圳是一个开放的城市，很有生命力。加拿大自然环境虽好，但感觉冷清，朋友很少。据说深圳市政府对海内外文化名人有所优待，甚至可以白送一套房子给你，那当然再好不过，我希望有机会入住深圳。转念一想，送房子给科学家可以，诗人就很难说了，万一领导不喜欢诗怎么办？前几天网上风传我和夫人要在深圳定居了，好多朋友见面就问我，你要移居深圳了吗？我不知如何回答。好像我太太很担心空气污染和地沟油什么的。
Z: 鲁迅、艾青、巴金、北岛、莫言，还有你，近百年来，中国有多位优秀作家先后获得诺奖提名。而你却认为这个奖“并不代表世界文艺的冠军奖”，那它又代表什么呢？你对摘取诺奖有信心吗?
L：有信心,没把握。有时半夜醒来会想,我这几十年投入这么一件事情,值得吗?中国人诺奖情结很严重。当年艾青获诺奖提名，台湾报纸请我提供艾青资料，并问我有没有可能——1988年我到北京艾青接待过我，海外开会也见过，满熟的。我大胆说没有可能。又问为什么？我说很简单，诺奖的第一标准是艺术——这是诺奖评委会一位秘书告诉我的。还有巴金，提名后也终未获奖。他们都是很好的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但在艺术上还不够，达不到世界的高度。高行健获奖以后有人以为诺奖青睐共产党反对派，其实诺奖得主很多就是共产党。诺奖的立场是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立场。有一年北岛也提名了,据说宣布的前一夜,北京许多作家都没睡觉,以为北岛要获奖，其实那纯粹是做梦。华语诗歌首先要译成英文,而且要译得很好。译都没译出来,做那个梦干啥?
Z：你在《石室之死亡》自序里说：“揽镜自照，我们所见到的不是现代人的影像，而是现代人残酷的命运，写诗即是对付这残酷命运的一种报复手段。”自《魔歌》之后，你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了修正，从“超现实主义”转变为“回归传统，拥抱现实”。那么今天你如何看待大陆诗人艾青、食指、芒克、北岛早期的那些反抗性诗歌？
L：坦率地讲，既然是一个诗人，他的地位就必须建立在诗歌艺术上，其他都不重要。我们应该以一个诗人的标准和高度来要求他，通过诗歌艺术来衡量他。我们不能从社会的、政治的层面来看待诗人，至少重点应摆在诗歌艺术上。诗人应该通过意象或隐喻来呈现其诗意——而大陆诗人多循叙事的诗路发展。简洁的修辞、丰沛的诗意、含蓄的美感，这是一首诗最基本的因素。当前大陆诗坛依然充斥着反文化、反诗歌的诗歌。我的诗中有苦难，只有中国读者——尤其是你们这一代，才能理解诗歌是对现实的报复，国外读者很难体会。这种报复针对现实，也针对人类的命运。一个诗人应该冷静地俯视世界。我不认为诗歌要很激情，太激情了往往容易滥情。我早期的作品锋芒毕露、热情过度。其实冷静的东西更有持久的生命力。李白、杜甫的诗歌为什么好？就是因为他们强烈的感情经过意象的过滤之后，变得更加冷凝、隽永，这种美就是永恒之美。找回这种永恒之美是我毕生的奋斗目标。
Z：你“融汇西方诗潮和东方智慧，锻造出一种以现代为貌、以中国为神的大中国诗观”。你不但是诗人，也是理论家。你同意“诗歌止于语言”这一风行大陆的所谓“最正宗的”诗歌理论吗？
L：谨慎地同意。我认为诗歌是一种有意义的美。一个诗人的作品不管其思想如何，如果艺术上没有达到一定高度，那是不行的。但是艺术再怎么高，如果和人生脱离关系，比如唯美，也不行。有一次我到加拿大多伦多讲学，有些女生听说我不喜欢徐志摩，干脆不听我的讲演。孟子说“充实之谓美”。“充实”包括各种各样的人生。有内涵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充实”。
Z: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这三者或许并不矛盾吧？你早年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后来变成了一个修正超现实主义者，而我则从一个理想主义者无可救药地变成了一个失去了理想的理想主义者。
L：呵呵，你是愤青嘛！中国现代诗的发展，大致上可归纳为两个倾向：一为“涉世文学”之发展，二为“纯粹性”之追求，前者与存在主义思想有根本上的渊源，后者则是超现实主义必然的归向。我认为当代中国的“涉世文学”尚未达到苏俄文学的高度，更别说法国巴尔扎克那样的高度。我一直期待着中国大陆能出现这样一位诗人，他能够把现实经验升华为一种普遍的哲理、升华为一种形而上的价值。至于我受了什么苦、被关了多少年，许多人都有这种经验，没什么了不起。伟大的诗人必须站在全人类的立场，站在诗歌艺术的高度——而不是站在某个政府、某个群体或诺贝尔奖金的立场，把命运和苦难用艺术的手段呈现出来，比如艾略特和他的《荒原》。北岛他们有一点儿，但还看不出大家风范。
Z：自1987年国民党老兵赴大陆探亲政策开放之后，台湾诗人相继返乡。然而在最初“怀乡诗”的热潮中，你的诗歌并不像你的身材一样高大魁梧；在现实主义的八十年代，你对诗歌语言艺术的探索也并未得到广泛认同。翻开任何一部大陆版的中国文学史，“人民诗人”从来都是至高的荣耀。
L：文学的生命在于个性和创造。真正的文学总是从内心出发的，真正的诗人也总是先从个人出发，再扩展到国家、社会和整个人类。但如果仅仅从个人出发，仅仅抒发个人的情感，那他绝不会成为真正的大家。诗人必须从小我进入大我。诗人追求的不是当下，他必须有远见和信念。对他来说，写诗是一种价值的创造。诗人不能为群众而写,但他的作品里必须要有群众。
Z：你说过：“政治时代的诗歌大都渗有磷的化学物，只有在黑暗时期才会发光。”请具体解释一下这句话的含义。
L：这等于一句诗嘛。
Z：比时此刻，我们的洛夫先生更像一位语言大师。
L：你这是明知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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