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他的早熟的性情，竟把他挤到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去，世人与他的中间介在的那一道屏障，愈筑愈高了。”这是郁达夫短篇小说《沉沦》的开篇。《沉沦》定稿于1921年5月9日，此时郁达夫正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距离他第一次踏上日本国土已过去八年的时间。独自一人，身处异乡，本就孤单，却又因弱国子民的身份处处受人侮辱、鄙视。回望八年陷入黑暗般的生活，《沉沦》仿佛就是郁达夫自叙传。
说起郁达夫，除了他的作品，许多的轶事也被人津津乐道。鲁迅先生曾评价郁达夫是创造社中“最无创造嘴脸的人”，这样的评价看似戏谑，却是极为中肯的。在小说《沉沦》定稿之后一个月，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田汉等人在东京酝酿成立了新文学团体创造社，郁达夫的那份直率与天真，或许正是那“最无创造嘴脸”的最好例证，当然也成就了郁达夫文字天真与昏暗共生的独特魅力。很多事情，发生在郁达夫身上，你便会觉得合情合理，若是发生在旁人身上，定会受到指责。
作为现代小说代表作家的郁达夫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成就绝不仅仅在于出版了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更重要的是郁达夫通过一个自我的特定的视角，表现了新的价值追求与向往，展示了全新的价值观与价值体系。这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具有开创性的，而就今时而言，进步性仍旧明显。不理性、不冷静、不全面是郁达夫笔下人物精神价值与精神世界真实的写照，人物常常陷于生命原始冲动之中，生命本体的物质与精神欲求时常得不到满足。这般情形下，郁达夫想到的是逃离。在小说《沉沦》中，“他”因自己不耻的行为从旅店羞愧而逃，本想寻得梅林深处那幽雅宁静的居所，却不曾想几日后在梅林中又闻得“娇滴滴的女子之声”，只怕既是逃，却也逃不出这如天罗地网的真实世界吧。
郁达夫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都是留学日本的青年学子，这些人物或许就是郁达夫本人，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状态，其实代表了“五四”时期那些受到压迫，自身开始觉醒却又无法回避自身略有病态的知识青年的共同心理。他们出国留学，寻求自由、平等的理想生活，初入现代日本社会，亲眼见到科技的发展，种种景象让这些青年受到极大的震撼，但他们很快发现，身为“弱国子民”，这般现代社会竟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至于什么平等、自由、民主、开放，与他们竟没有多大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当他们试图去抨击这般社会时，回身遥望故乡，与中国传统社会相比，巨大的失落感扑面而来。让他们无力反抗。怒其不争，哀其不幸，这般落魄境地赋予了小说人物独特的颓废、阴郁的气质。
理想社会寻觅无果，现实中处处碰壁，又不甘心与腐朽落后的旧势力同流合污，最终，这些已然如孤魂般的异乡游子选择到欢场和酒肆寻得一丝安慰。可就是这般不堪的、颓废的境遇之下，侮辱与鄙视仍旧相伴。这是一种精神的双重压迫，这些青年受过良好的教育，自我意识已经觉醒，独立之精神，让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日本的社会地位极其卑微，空有一番抱负，到头来孤独与凄苦让他们难以忍受。忧郁、苦闷、痛苦与绝望是郁达夫小说的底色，但我们却可以从中发现稍纵即逝的热情与理想，闪念之间的热情与理想更像是身陷泥淖之人痛苦挣扎的绝望呐喊，终究会被黑暗吞噬，这呐喊不是鲁迅式的呐喊，听来倒多了些许软弱与无奈。
绝望、欲求、孤独、颓废，郁达夫从不掩饰自己的情感，他一再强调文学作品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使其作品在打上自我精神、生活的烙印的同时，却又面临着自我暴露限度的问题。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郁达夫一节中就指出，小说在坦率暴露病态心理上有着明显的消极作用，主人公的愤激与反抗，到最后往往变成自戕，爱国心又常与个人欲望相联系，再加上作品时常笼罩着一层悒郁颓丧的气氛，便是《沉沦》严重的缺点。
唐所说的消极作用的确存在，可要说郁达夫的“坦率暴露”是《沉沦》的严重缺点，我并不赞同。这般暴露并不是无病呻吟或是有意为之，浪漫、天真的郁达夫用浓烈的文字，描绘着绝望与痛苦。“他的作品表现出了强烈的情绪化倾向，他似乎无意精细地刻画客体本身，而是过多的沉浸在情绪的洪流之中”无法自拔。这也正是郁达夫的文字为我们所提供的新的视点的魅力之所在，毕竟这份天真与坦诚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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