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走出“狂欢下的废墟”需要理性的思考

　　韩少功，1953年生于湖南长沙一个教师家庭。15岁初中毕业后赴湖南汨罗县插队务农。1974年开始公开发表作品，并调至汨罗县文化馆工作。1977年参加高考，次年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在校期间加入中国作协，并发表了大量中短篇小说。1987年，与韩刚合译米兰·昆德拉的长篇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1988年，举家南迁海南，任《海南纪实》杂志主编。1995年，被选为海南省作协主席，并出任《天涯》杂志社社长，促成杂志成功改版，成为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重镇。2000年，辞去海南省作协主席和《天涯》杂志社社长职务，迁居湖南汨罗农村。
　　
　　2013年，年届60岁的作家韩少功交出了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日夜书》。通过对几位“50后”从知青年代到大转型时期的人生轨迹和恩怨纠葛的描摹，韩少功想展现的是对自己和同辈人的回顾性思考。
　　
　　“思考”似乎可以被视作韩少功近40年写作生涯的标签。在中国当代作家群中，韩少功一直以思想深刻著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家莫言就将韩少功称为“中国文学界少有的思想家”。
　　
　　从“伤痕文学”时期的《西望茅草地》到具有“寻根”意味的《爸爸爸》；从探索小说的叙事艺术并招致争议的《马桥词典》到新世纪的近作《暗示》、《山南水北》，韩少功的作品几乎出现在几十年来每一次重要的“文学现场”。
　　
　　始终对社会保持着高度关注与批判性思考，体现了韩少功作为作家的责任与承担。上世纪80年代中期，面对文坛在改革开放之初的迷茫与彷徨，他写作《文学的“根”》一文，指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由此引发的“寻根潮”从文学界向艺术、科技、法学等各处蔓延，至今仍时时涌动。
　　
　　上世纪90年代，韩少功接手文学杂志《天涯》，将其树成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一面大旗，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一系列重大的思想活动和重要命题的提出，大多有《天涯》的参与。世纪之交，韩少功选择辞去职务归隐田园。但他并非做起不问世事的陶渊明，而是游走于城市和乡村之间，通过亲身感受，对两种文明之间的差异和冲突展开新的思考??
　　
　　日前，韩少功在上海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的专访。操着带湖南口音的普通话，韩少功语调始终平静，偶尔会抽上一口烟，陷入短暂的思索。
　　
　　“我当不了科学家，也当不了医生，我能做的就是关心我们的社会和人生中的某些现象和问题。”韩少功对本刊记者说。
　　
　　有人质疑他如今不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敢于触碰敏感的热点问题，韩少功给出的解释是：“这是因为事情的复杂性超过了我们的预料—我现在经常会碰到一些让人困惑的、多义性的思考题。”
　　
　　韩少功称这些复杂的命题需要慢慢梳理，这也正是他现在思考的方向。
　　
　　有些反思应该从自己开始
　　
　　《望东方周刊》：在60岁之际推出你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日夜书》，回望你这一代人的人生命运与心路历程，对你而言是否有特殊的意义？
　　
　　韩少功：这本书算是对我自己和我们这一代人的回顾性思考。因为对我最有发言权的是我同辈的这些人。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有一个时间的距离，有些东西可能就会看得更清楚一些，会有一些新的看法。我们这一代人处于中国的一个特殊时代，变化之多、之快让人眼花缭乱。
　　
　　《瞭望东方周刊》：你说的“新的看法”具体指什么？
　　
　　韩少功：我们刚走出“文革”的时候，对“文革”的那段岁月一定是有怨恨的，这种怨恨是指向他人，指向时代和社会的。但那个时代和社会不是由抽象的，而是由很多人组成的，也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就是那个时代和社会的一部分。
　　
　　所以有些反思也应该从我们自己开始。这就需要在一个时间的沉淀后，在心平气和、深思熟虑的一种状态下回头再看，就能把一些事情说得更平实一些。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回过头看看你们这一代人，你有什么总体的印象？
　　
　　韩少功：我们这一代人的特点是，在时间上我们贯穿了革命和市场两个时代，而在空间上我们则贯穿了城市和乡村。我们处于文化震荡的状态下，所受的冲击很大，自我的焦虑、裂变一直都在发生。还有我们的路途也比较艰难。
　　
　　《瞭望东方周刊》：知青这一段经历对你和你这一代人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韩少功：知青对我们来说就是社会化的学校。我们走出校门后最先了解的社会就是从最底层开始的。这和我们后辈的情况不大一样。我们一开始就是从社会底部眺望金字塔的最顶端。这样的眺望风险很大，有些人扛不过去可能就崩溃了，成为了牺牲品，很多人对这一段有痛苦的记忆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你扛住了，对自己的磨炼、捶打也不是没有意外的好处。
　　
　　《瞭望东方周刊》：什么样的意外好处？
　　
　　韩少功：就是这不一定是你所设计好的，或是出于你的本意，但它是命运赐给你的财富。
　　
　　事情的复杂性超过了我们的预料
　　
　　《瞭望东方周刊》：很多人称你是中国文学界少有的思想家。在小说之外，你的确写出了很多闪烁思想光芒的散文和随笔，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时时“追逼问题”的热情？
　　
　　韩少功：这首先要谈到作者和文学的关系。有的作者是为文学而生的，但我觉得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作者可能不必要把自己锁定在某一个固定的文体，某一个行业甚至某一种固定的风格。作者可能可以有更多的自由，作者大于文学，大于他自己的写作。作者可以有很多兴趣，我为什么只能写小说呢？我也可以写别的体裁，要容许每个人有写作上自由发挥，全面成长的权利。
　　
　　我也做过翻译，当过编辑、记者，甚至有时候我也干着和文学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但是我很享受这样的过程。思考也是我的权利，上帝给了我左右大脑，它们有不同的功能，我全面地去尝试一下使用它们，这未尝不可。
　　
　　所以有时候我会涉及一些思辨性的问题，这在有些作家那里是比较少见的，我觉得也很正常，不需要每个作家都一样。
　　
　　《瞭望东方周刊》：你为什么会关注如此多与现实相关的问题？
　　
　　韩少功：我当不了科学家，也当不了医生，我能做的就是关心我们的社会和人生中的某些现象和问题。而且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奇怪的，舆论泡沫特别多的时代，很多流行的、模式化的思维横行霸道。这就让你可能会有忍不住的时候—“这件事不像你们说的那样啊！”我想发出一种不同的，反对的声音。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说，你在八九十年代很像一个战士，而现在的写作中似乎多了不少暧昧、模糊、徘徊，不再触碰敏感的热点问题，对此你是否认同？
　　
　　韩少功：这是因为事情的复杂性超过了我们的预料。
　　
　　比如在八九十年代，有关于传统和现代这样两元的命题，要现代不要传统，这好像是非常简单的。但是现在你知道传统在哪，现代在哪吗？很难说清了。
　　
　　我举个例子，农家肥，那是再传统不过的了吧？但现在又变成很时髦的东西了。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现在多流行啊。而我们曾经认为是很现代的化肥，突然被发现有很多问题，对土壤土质的损害很大。
　　
　　所以你现在还能简单地像80年代那样，像个战士一样果断地说“yes”或“no”吗？你会发现传统和现代此时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命题，需要慢慢梳理。
　　
　　我现在经常会碰到一些让人困惑的、多义性的思考题。就像我刚才说的关于传统与现代的命题？“三陪小姐”、贪污腐败这些东西是传统还是现代？你能用传统和现代这把尺子把所有的问题都丈量清楚吗？不可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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