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结于蓝色海岸的词语滚石
——“新死亡诗派20年暨中国先锋诗歌十大流派研讨会”随记
◎ 梁雪波
2012年的9月，空气中飘满了斗争的火药味，左倾机会主义野心家偃旗息鼓，仓皇的叛逃者接受权力的整肃，海岛之争引发的暴力爱国行为一再冲上激情的陡坡，改装航母示威性地试水，而一根断裂的钢绳将20位矿工兄弟永远沉埋在了漆黑的井下……死亡永无终结，因而诗歌仍充满悲剧感地徘徊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中秋节，一个喜庆的日子，也出乎意料地成为了当代诗歌史上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新死亡诗派20年暨中国先锋诗歌十大流派研讨会”在福建漳浦旧镇举行，十大先锋诗歌流派首次集结亮相，并就诗歌写作、流派的生存与发展等话题展开热烈交锋。此次民间性质的诗会因为种种原因似乎未能出现在各大媒体的显要位置，但是其意义却是重大的，它不仅是一次严肃的诗歌对话，而且是五四新文学以来，第一次以诗歌流派为主题的专题研讨活动。当然，要全面总结此次盛会的意义，似乎还为时过早，我们尚没有能力站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来回望此次盛会，并给予充分和客观的历史评判，但我们无疑听到了民间涌动的诗歌大潮，听到那隆隆的词语滚石在蓝色海岸发出自由而响亮的轰鸣……
按照会议通知的时间，我于9月29日一早从南京出发，乘坐10个多小时的动车后，到达漳州火车站。此时天已经黑透，我站在空旷的广场等待乘飞机到厦门然后搭车过来的周伦佑老师、董辑兄和孟原兄。夜晚的风有些凉，广场上奔驰着几个玩滑板的男孩，因为过节，出租车很少。没过多久，一辆轿车停在广场边，我听到从黑暗中传来中气十足的呼喊：“雪波、雪波……”这是非常熟悉的周伦佑老师的声音。我跑过去，与周老师紧紧相握，不等介绍，我已认出了同车前来的两位诗人兄弟：神交已久的东北汉子董辑和白净帅气的孟原。虽然早有联系，但见面这还是第一次。从漳州到漳浦，又驱车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到达了位于旧镇后埭的天读民居书院。一位身形高大的男子从斜坡上走下来迎接，他，就是天读民居书院的主人、诗人道辉。
走进书院，先期抵达的一些诗人过来握手。一位大胡子、红脸膛的大汉吸引了我的注意，原来他就是诗歌民刊《独立》主编、诗人发星。在此之前，我们有过邮件和短信往来，在年初由他主编推出的《独立》第19期“21世纪中国先锋诗歌十大流派”专辑，可谓新世纪以来极为厚重的先锋诗歌选本，而随后在6月份又推出了第20期《独立》，其中收录了包括董辑、我、西域等作者在内的六篇文论，对“十大流派”专辑进行解读和批评，进一步阐释了该专辑在史料性、见证性、文本代表性方面的意义，同时也就一些诗学问题展开争鸣。不过尽管之前和他有过较多的接触，应该说不算陌生，但是在我的印象中，来自大凉山的发星还是多少带有一点神秘的气息。发星本身有少数民族血统，而且在他的身体内还不仅仅流淌着彝族人的血。众人介绍时，开玩笑地把发星的面貌与本拉登相比，仔细看倒确有几分相似，所谓奇人奇相是也。发星说他们先到了两天，已经迫不及待的去欣赏了大凉山所见不到的海滨美景。说到大海，发星像孩子一样激动赞叹，袒露出率真的个性。他热情地带我们到书房登记，并为我们这四位风尘仆仆赶来的非非同仁合影留念，又招呼我们在院落中的餐桌前就坐，道辉兄也坐下来，红酒倒上，话匣子打开，一场激情四溢的诗与思的碰撞已经抑制不住地开始了。
晚上一干诗人入住宾馆，我和董辑兄一同到诗人海上的房间聚谈。海上与老象两位前辈诗人在一个房间。海上说自己之前经历了一场大病，从死亡边缘挣逃出来的他领略到人生的无常，仿佛洞彻了世事。对于多年颠沛的生涯，他有很多感慨，言语中对诗酒轻狂的江湖持有一种超然的态度，并从细微的生活情境中总结出朴素的哲理，我注意到，在他侃侃而谈时，皱痕深刻的脸上仍掩饰不住一种大病初愈之后的疲乏。诗人老象是一位宽厚耿直的长兄，前两年乐趣园诗歌论坛没有关闭的时候，他主持“病毒写作”论坛，力倡介入的、对抗的、具有批判精神的诗歌写作。我们在网上一度有过较多的交流。他对七八十年代活跃的贵州著名诗人黄翔极为推崇，撰写有相关的理论雄文，其中关于黄翔的朗诵艺术的描写活现了当年的情景，我曾深为之倾倒，并在《异端的锋芒：80年代诗歌精神》一文中引用过他的资料。老象兄也是经历丰富的诗人，一位外表谨严的学者，当董辑问海上是否有带个人作品集的时候，老象随即请海上赶紧拿出书来赠送，似乎是以这种方式来间接表达他对大家的认同和相见的欣悦。海上兄的赠书是一本断片集《时间形而上》，书中集中了他关于时间、终极、神性、科技、物质等方面的宏大思考。
第二天，诗会正式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们汇集到天读民居书院。书院坐落在离海边不远的一块高地上，是道辉家的祖宅，占地面积很大，院落里外被修葺得别具一格，颇有简朴的人文气息。很难想象，20年前，正是在这座石头房子里，被诗歌的梦想日夜炙烤的青年诗人道辉，创立了惊世骇俗的“新死亡诗派”。其后，他持续不停地写作，所涉领域有诗歌也有艰深的文学哲学理论，那些瑰丽奇异而又难以索解的诗歌让读者和批评家们既兴奋又头疼；在诗集出版困难的情况下，他利用自身优势不计成本地推出十多期大型诗丛，并无偿地赞助优秀诗人出版诗集，为民间诗歌生态起到了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这不禁让我想到上世纪初的巴黎，以布勒东、阿拉贡、苏波为代表的超现实主义诗歌运动，最初的活动场所就是一家名为“独一无二”的书店，狂热的诗歌信徒们以书店为据点，频繁地聚会、争论、密谋，计划着发动一场翻天覆地的文学“事变”。后来的文学史证明，他们的写作确实颠覆了主流的诗歌观念，带来了崭新的形式和方向。这在当时是激动人心的探索，正如阿拉贡所说，“苏波和布勒东在黑暗中高谈阔论，在前无古人的道路上阔步前行。”1919年，布勒东的第一本诗集《仁慈的山峰》即由“独一无二”书店出版。在这本开创性的诗集里，布勒东开始尝试他的“自动写作”和粘贴画式的词语拼贴。
参加本次会议的诗人、评论家有近百位，其中有我所尊敬的陈仲义先生，这次是我们第三次见面了。在我看来，陈仲义先生是目前在汉语诗学理论上最为扎实的评论家之一，多年来在诗歌思潮与诗歌技巧的学术研究上成果显著，并通过大量的文本细读加深理论与作品的相互印证。而尤为可贵的是，已过花甲之年的他对当下诗歌界保持着持续的关注和批评的激情，这是最令人敬佩的。如今很多曾经活跃的著名评论家已经远离了诗歌现场，因而也鲜有准确深入的批评，而陈仲义先生却葆有一颗年轻敏锐的诗心，从对朦胧诗的研究至今，他从未缺席，无论是解析诗歌现象还是文本解读，他的眼力和笔力是精微深透的，而且总能透过纷繁的乱象和词语屏障，直取价值核心，做出清晰而不失客观的判断。我特别感恩在心的是，2010年6月份在南京举办的“新世纪江苏诗歌研讨会”上，陈先生曾经就我的诗歌做了解读和推介。那个会议我无缘参加，事先也根本不知道有那么一个会议，是现场参会的其他评论家朋友告诉我的，说当时其他评论家都是对江苏诗歌群体做综合性的发言，只有陈仲义先生在发言中只谈了我一个人的诗歌。这让我既意外又感激，因为之前我仅在诗歌活动中和陈先生见过两面，由于可想而知的敬畏和性格上的羞涩，我和陈老师的交流十分有限，没想到会得到他如此的关注与鼓励。因此，对陈先生，我是充满感恩之心的。后来，我的第一本诗集要出版，想用陈先生的发言稿作为代序，陈先生也欣然同意了。有位著名评论家曾在我面前盛赞陈仲义先生的治学态度，认为陈先生的评论工作是从学术良知的需要出发的，而不是考虑交情、私谊或为个人利益服务，在陈先生的文字中始终体现出一种清醒、独立、严正的批评立场。这样的为人和为文都值得我学习。
上午举行了新死亡诗派年度奖颁奖仪式。周伦佑、杨克、霍俊明、董辑、李轻松、孙谦获得第六届“新死亡诗派年度奖暨2012年免费出版中国诗人诗集奖”。其中周伦佑老师的诗集《后中国六部诗》由他最重要的六部长诗构成，包括《自由方块》、《头像》、《遁辞》、《变形蛋》、《象形虎》、《伪祖国书》，集中体现了周伦佑先生在三十多年坚持不懈的写作中进行艺术变构的成果。其中前三部诗是反价值、反文化、解构的，后三部诗是反体制、反暴力、建构的。从带有语言狂欢色彩的审美决裂到精神启蒙的火焰升阶书，从对价值幻觉和话语权力的消解游戏到深入体制迷宫与暴力中心的解构性探险，从精神舔血的青铜剑锋到与极权对峙的思想力博弈，周伦佑以坚韧不拔的创造力完成着自己与时代对称的水晶练习。《后中国六部诗》不仅是诗歌艺术史上的杰作，而且必将进入中国思想史和精神史，成为散射着夺目光辉的重要著作。由于时代精神的孱弱，加上权力体制与消费文化的种种遮蔽，《后中国六部诗》的重要性恐怕还难以在短时间内被普遍认识，但正如伟大的作品在现世往往饱受孤独命运一样，世人的冷漠只会增加它的卓尔不群。我相信，《后中国六部诗》将会在未来不断创造出它的读者。
孙谦兄是我去年才接触到的一位独立诗人，他的诗歌硬朗、坚实、高贵，而且秉持了中国古典诗歌中持志而行的精神品格，作品曾多次获得国际性的诗歌大奖，而在现实中他的为人是低调谦卑不事喧哗的。我曾和他有过邮件往来，他在收到我的诗集后，也给了较高的肯定，这让我感到十分汗颜。孙谦兄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此次，他的获奖诗集是《新柔巴依集》，写作对他而言已经超出了语言修辞的层面，而是一种宗教功课，是自我与真主的对话，纯粹的诗歌因神性之光的照临而通体透亮。孙谦兄因为身体原因没有来参会，他的弟弟孙文兄代为领奖。会议期间，我正好和孙文兄邻座，在休息间隙，我们聊到了共同喜爱和敬重的回民作家张承志。孙文兄与张承志有过接触，说到张承志在1989年的热血故事，说到最近张自印的限量版《心灵史》，以1千多元每本的价格被读者购藏。这件事情后来在10月份有了后续，我从张承志先生的博客上看到，他将750本限量版《心灵史》销售募集到的10万美元全部捐赠给了巴勒斯坦难民，并且亲自到巴勒斯坦做了一场题为《越过死海》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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