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是近几年十分活跃的诗歌评论家，也是70后的代表诗人之一。他的诗歌评论具有诗学和社会学的双重视野，因此能够逾越美学的限度，而将诗思延伸到更加广阔的纵深处。霍俊明虽然身在学院中，但是他的批评写作却没有受到体制的框限与浸染，而坚持自由独立性，他的文章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犀利的批判没有因华丽的文采而被遮蔽，每每在缠绕的语句后揭示出促人思考的真相。我与霍俊明兄今年已是第二次见面，在人群中他是一位安静的倾听者，但并不代表他不在思考，也许他的大脑正在急速运转，他写作速度之快，出品之多，令人不得不佩服，如果没有平时的阅读积累，没有长期深入的思考，以及严格的写作训练，是难以达到的。
在获奖诗人中，我与董辑兄平时的联系是最多的，我把他当作自己的大哥一样看待，平日无话不谈，谈诗歌、谈非非、谈工作，甚至遇到心情不愉快的时候也找他倾吐，而他总是耐心地倾听、理解和安慰。董辑兄为人真诚随性，讲义气，古道热肠，知恩图报。但见面后并没有见他有什么咋咋呼呼的言行，事实上，他的身上有十分柔软、细腻的一面，也许正是这一点保证了他作为一个抒情诗人的敏感、纯粹，他早期的诗歌美学基本上是热血的、青春的，近几年的写作则带有较多回忆和感伤的色彩，并融入了他对生命、艺术、自然以及精神世界的体验和思考。而他性格中激越的一面则投注到了诗歌批评中，不留情面，出言不讳，赞美那些值得赞美的，抨击那些应该抨击的，体现出作为一个批评家对“说真话”这一基本原则的恪守，遗憾的是，这种品质在这个犬儒化的时代已经显得弥足珍贵，因而董辑的批评写作才愈益彰显出它的价值和意义。
在随后进行的研讨会，话题主要是围绕着新死亡诗派的写作展开的。周伦佑老师首先肯定了新死亡诗派这20年来的坚持与发展，也谈到了新死亡诗派在文学史中的缺席现象，认为这与新死亡诗派的内化式的写作有很大关系，过于内化的写作忽视了时代语境的存在，也就必然地会遭到一定程度上的拒绝。周伦佑指出，好诗与重要的诗的区别，要看诗歌写作与时代潜语境之间的关系。陈仲义老师是最早在官方刊物上发表关于新死亡诗派评论的批评家，他笑说，解读道辉的诗歌是一件让他头疼又具有挑战意义的事情，他以张力论来统摄诗歌标准是有其合理性的，过度强调陌生化的创新以及斩断能指链的词语游戏可能会造成语言的自耗，从而消解了诗歌的张力。但在道辉看来，作为一个先锋诗人，朝向未知的语言密林不惜涉险探索，是伟大而正确的道路。甚至他早已意识到这种写作的命运，并做好了被拒绝释读的思想准备。我在发言中主要分析了新死亡诗派在潜意识、无意识领域方面的挖掘，并分析了它在写作上的某种悖论，即在解构话语主体的同时在建构语言权力，那么这种语言乌托邦如果没有其他价值系统的支撑，依托的是什么？只能是虚无。死亡正是虚无的象征。这种互否性的悖论可能正是它的复杂之处，也是它的贡献之一。事实上，道辉所走的是一条由马拉美所开辟的诗学-哲学激进化的道路，诗歌话语中一切词汇之间的相互对应、彼此呼应关系，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都以充分耗尽的方式完成死亡的狂欢，它是对语言学法则的废黜，是一种消解的力量，当所指的位置彻底空置之后，它所引起的异声同啸式的晕眩反而构成了诗歌的力量。
在下午举行的诗歌朗诵会上，值得一提的是，所有人都是读诗，只有周伦佑老师是脱稿背诵的，他带有感情色彩的朗诵仿佛让人回到了那个理想主义高涨的“伟大的80年代”，浑厚的中气十足的声音在屋子里产生了一种振荡的效果，《阿尔的太阳》，这首诗以狂热痉挛般的语言表现了梵高与太阳之间焦灼焚烧的生命同构，甚至我感到这首诗也是旋转的金黄的，它吞噬了饥渴的生命意志，吞噬了诗人的嘴，最终吞噬了我们的耳朵。
诗人林忠成与我同属于70后，他朗诵的是《雷击》，这首诗我之前曾在网上读过，甚为喜欢，是一首十分出彩的佳作。“雷把一份灿烂作为高利贷/贷给倚门发呆的闲人”，这样的起句出人意料，而且有一种把紧张和宏大进行冷处理的智慧在里面，而将“雷”比成“放高利贷者”的奇喻，因二者差异之大而张力凸显。后面几段诗行用充满生趣的语言写了真实的雷和抽象的、形而上的雷，但紧接着又回到了现实所指，寓意某种生活的荒诞以及这种荒诞造成的创伤，最后两行诗以高八度的方式收束，完成全诗的象征喻指：“雷其实是一阵强大的黑暗/一个男人勇于沉入黑暗才会被光明笼罩”。除了诗歌，林忠成的评论也写得好，在我有限的阅读中，他关于新死亡诗派的阐释文章《我思故我不在》具备了学理上的细密谨严，又不失文辞的犀利斩截，而且能看得出他在学识上的扎实和广博。据后来阳子的介绍，新死亡诗派在20年的发展过程中，有很多诗人加入、离开、甚至背叛，但林忠成始终不离不弃地与道辉、阳子在一起，有什么事情都会过来帮忙。
第三天进行的是一整天的研讨。在我所参加过的诗会中像这样实实在在开两天会的活动还真是第一次。在“十大流派”代表发言的时候，我回顾了与“北回归线”的梁晓明和“非非主义”的周伦佑结识的经历。梁晓明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位在全国有知名度的先锋诗人，因为当时会议上记忆有误，说成是94或95年了，后来我查了一下日记，准确的时间是1993年10月10日，在南京大学南园，梁晓明、刘翔以及程尚、瓦兰、蓝天、张霖等几位诗人展销诗歌民刊《北回归线》、《一行》和个人诗集。当天晚上在南京大学礼堂还有一个“93’中国先锋诗歌之夜”的朗诵会，但组织者好像因为与学生会发生纠纷，朗诵会没有按计划进行。那一期红色封面的《北回归线》我一直保存到现在，其中就收有梁晓明的代表作《开篇》。在这组诗中，他把对存在的追思与咏唱提升到了光明澄澈的高度，是90年代最为纯粹和动人的一组抒情诗。在这次漳浦诗会期间，梁晓明的发言温和、感怀，他沉浸在回忆的河流中，仿佛时光在他的叙说中缓慢而自行地散发着流光溢彩。对诗会现场上一些有争议性的话题，他没有参与辩论，而是静静地坐在那里，他说“一个倾听者比一个诉说者更有收获”。这种沉静同样是一种可贵的风度。
作为道辉的妻子和诗歌伴侣的阳子，在会上深情地回忆了道辉创立新死亡诗派后他们所走过的艰辛历程，他们的爱情故事令人动容，而其中的甘苦冷暖却不可能为我们这些局外人所真正体会到。有时诗歌令人疯魔，而伟大的爱情能够平衡诗人的心智，创造出世人惊叹的宏篇佳构。道辉兄拿出他的长诗著作《大呢喃颂》，上万行的长诗，厚达五百多页的书，捧在手里像砖头一样。在扉页上印有“献给阳子”四个字，一切尽在不言中。在这部长诗里，道辉动用了多种写作尝试，进行语言的颠覆、破坏、拼贴、游戏、消解、戏仿，而这些局部的形式主义爆破又是放置在一个具有整体主义构架的文本当中的，因此，当我看到书中煞有介事的章节命名和层级谨严的“阅读示意图”时，已经分不清究竟是道辉兄确有所指还是有意为之的文本游戏。而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最感兴趣的是，道辉兄是如何进入到那种写作状态中去的？据阳子描述，道辉兄写诗经常是随时随地来了灵感抓起纸来就写。痴迷如此，其实诗歌不就是一种白日梦吗？大梦不愿醒，白日独呢喃。它让我再次联想到上世纪超现实主义诗人布勒东、苏波等人的自动写作，“再现这些睡梦中偶得的诗句，试图快速将其记录下来并省去有意识的检查。这些作品就是这样完成的。我和艾吕雅也致力于创作这类作品。我们将它们称之为超现实主义作品。”阿拉贡如是说。
“诗歌不在于写，而在于运动！”在诗会第一天，激进的道辉兄如此斩钉截铁地宣布。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如此。灵魂的运动、梦想的运动、肉体的运动、词语的运动、流派的运动、传媒的运动，等等。而在一个分众时代，先锋诗歌要想引起更多的关注，就不能无视消费文化的遮蔽与挤压，它必须在“运动”中发出异质的声音。由此我想到那个哲学史上著名的神祗：被罚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他承受了一生的苦役，永无休止地推石上山。但他在荒谬的命运中体会到了快乐！他以更高的忠诚否定诸神，举起重石。——“虽然知道长夜漫漫，却仍坚持不懈。那巨石似乎也在隆隆作响”。
2012.1.6～8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