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分别在1956年、1965年、 1986年、 1991年、 2001年、2007年举行过六次青创会，今年是第七次。青创会已成为几代作家经历中弥足珍贵的记忆。
一代有一代的文学。一代作家有一代作家的问题。顾城、舒婷那一代作家是被“追逐”的作者，如何吸引读者很难成为他们写作中关注的焦点。但是对于参加2013年青创会的青年作家而言，如何吸引读者开始成为文学创作的最大问题。正如有的青创会代表所言，面对影视作品的狂轰滥炸，网络信息的鱼龙混杂，狂欢化、碎片化、娱乐化的阅读倾向，写作者如何在保持自身清醒的状态下面对现实、面对时代，创作出对读者既有吸引力，又有提升力的好作品，是每一个年轻的写作者新的使命。
门罗获奖与短篇之思
10月10日， 82岁的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摘得诺贝尔文学大奖。作为第一个获得该奖的加拿大作家，门罗的
另外两个身份更具普遍意义：女性作家与当代短篇小说大师。
历史上共有13位女性获得诺奖，女性获奖的比例约为11 . 6 %。但是新世纪以来的诺奖得主中有4位女性，比例大为提高，约占28 . 6 %。从中不难看出女性作家影响力的上升。莫言获奖之后，很多人都在猜测下一位有可能获诺奖的中国作家会是谁。中国的女作家们是否更值得期待呢？
门罗获奖，出版市场上一向不被看好的短篇小说终于有了一席之地。门罗擅长写作短篇小说，特别是篇幅稍长接近中篇的作品。一篇四五十页的短篇，让别的作家写来，也许能铺陈成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门罗则用浓缩的笔触去探究人类灵魂上的深度与灵敏性。门罗的创作经验，对中国作家都具有借鉴意义。目前的文学市场上，有效益或号召力的主要是长篇小说，像今年几家出版社抢着出版门罗短篇小说的现象，也只有在她获奖的情况下才出现。以往的情形则是，同样一个作家，长篇小说能发行很好，中短篇小说却没有出版社敢冒险出版。许多著名作家也面临同样问题。但是，“反者道之动” ，当众多网络作者一入手就开始写几十万、上百万字的长篇，当读者面对一堆冗长的“大部头”无所适从时，人们或许也想换换口味，看看更加凝练的故事、品品更加精粹的语言。看看火热的电影，带着投资成本与时长限制的镣铐翩翩起舞，似乎跳的还不错，限制有时反而成了优势。
翻译界集体维权捉“李鬼”
翻译家维权不是一个新现象，但今年百位翻译家联名讨伐翻译剽窃歪风，规模之大，以前少见。
事件起因是《哈利·波特》系列作品译者之一马爱农7月底向法院起诉中国妇女出版社及署名周黎的译者，抄袭出版她的译作《绿山墙的安妮》 ，同时起诉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外国少年儿童译丛” ，采用傍马爱农之名的手法，署名“马爱侬编译” ，盗用他人署名，误导读者。
这起侵权案曝光后，引起译界众声谴责。在《译林》杂志及译林出版社首任主编、社长李景端的倡议下， 100位翻译家联名通过《中华读书报》声援马爱农的维权之举，讨伐抄袭剽窃歪风。
翻译乱象是多年来出版界的一个顽疾。最近两次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奖翻译奖评奖，第四届未评满五个名额，第五届直接空缺，当时即有专家指出，“空缺的不是翻译奖，是对劣质翻译的问责” ！译界剽窃成风，“李鬼”肆虐，低水平粗制滥造作品充斥市场。这种恶劣行为的第一受害者是翻译家，对读者也造成巨大戕害。时至今日，这种状况并未有多大改善。
翻译维权，很多译者有心无力。即使打了官司，赔偿一般也非常有限。12月17日，法院就马爱农一案作出判决，但结果证明了翻译家的维权道路依然艰辛。马爱农的代理律师认为，三万元的赔偿数额太少，对原告不公平，并且侵权成本太低，类似的判决会对社会公众起误导作用，社会效果也不好。他认为新修订的《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征求意见稿新大幅提高文字作品使用报酬标准，在这种背景下，应当尽量提高赔偿标准，以减少类似的侵权行为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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