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严肃写作的一次清理和修正
1、语言的尊严
以上三节，我着重论述了现时代——或者说被整体性异动化力量所改造过的时代里，人类的种种恶行和堕行，其真正的黑暗点实际上存在于人的内心：它向外部生活延伸的面具性，失明与失名的迷惘，内心无明的本质痛苦，人格两栖性在一时代的彻底现行。一个严肃写作者所从事的工作，不仅仅是被动地写，更大程度上依赖于主动的思。一方面他自身脱离不了时代生存的纠缠，即脱离不了“人”的尴尬处境；另一方面，因为他的精神运作相对于任一时代又有一定的悬空性，始终高高在上地君临一切。所以，他不能放弃对人自身及其生存境遇的反思。他在作品中要探究的问题，不仅是世界的终极意义和生与死的问题，而且是超越生死的作为整体存现的人的含义：为失名的人找回自我命名的道路和能力，为失明的世界恢复一对明亮视觉，为一颗无明的内心注入一束清晰的闪电，为两栖性的人格分裂弥合上一道合一的焊接点。
这里，我不得不从最基本的语言入手。它既是人的思维外化或者说结果，也是思维的载体与工具。因为只有通过语言，才能摸清黑暗是如何在无明的内心里萌生，并流动的，同时也只有给语言赋予一种光，人的内心方能获得光。
人类创造语言，是从对这些有着外部形体的符号命以意义开始的，意义与外形的合一便是语言获得生命。但语言一旦获得其特定的意义，并始终只能在具体语境里呼吸着自己的生命，那么它在获得生命的那一瞬间，实际上即已死去。人们常常会对自己的生命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漫长的厌烦感。这厌烦感来源于外部生活的超稳定性。人几乎从小就生活在一整套固定不变的僵死语言的对话里，甚至有时不得不怀疑自己是否也是这语言中的一个符号——渴望死去的西比尔一样无聊扎着的符号。从这些语言里，他看不见时间的流动和无常，因而也就无法去意识生的意义与价值。想想看，一个人一天的内容几乎浓缩了他整整一生的全部，一生中所有的时光累加起来原来不过是被同一个日子车轮滚动的重复，那么，保留一天与一生又有多大区别呢？时间或许也是一种语言，当被一成不变的内容充满着，它也就失去了本来的流动性，它只意味着各种公文，意义确定的各类准则符号。如此推论下去，所有定性了的语言及被它们包围着的我们的生活，似乎都意味着象坟场里林立的十字架和墓碑一样，只能够被用来祭拜和怀念。这种一成不变的语言处境，正是人类无意义生活之感受，从而不得不对自己的生命产生怀疑和恐惧，并寻求逃避和安全感的根源。
但对一个严肃写作者而言，语言又是有尊严的。它不能够容忍自己的死亡。它总是强迫性地通过写作者的喉咙和笔墨去制造一种复活，这复活即是给我们的语言赋予新的意义，使语言在新生的意义找到自己。这种工作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次性完成的，语言乃是在反复的死与生的运作中才获得尊严，所有布罗茨基一再强调；诗歌厌恶重复。就本质的实用性而言，一个严肃写作者对语言空间的不断拓宽，正是对人类表面生活境况平面感（或平庸感）的强有力改变，它使人感受到高于日常生活的，之外的另一种完全崭新的鲜活生命力。在那里，人找到了来自心灵深处的光，而当我们听凭这种光的表达的时候，它也就在我们的语言里明亮起来，正如纳博科夫所说：“我们的存在，只是两片黑暗的永恒之间一道短暂的光的缝隙。”只有意义的创造者才能在意义的询问之途上与永恒的无限相遇。
2、虚伪的手
卡夫卡在描述写作的不真实感时，曾谈到过写作中那些从四周涌来的虚伪的手。这虚伪的手，我认为正是写作者在对那引起他写作冲动的内心意念的把握上，仍欠缺一种自我肯定的纯粹度，一旦我们的手写下任一个字眼，我们的心里总要高叫：不！这不是我要表达的，或能代表我所要表达意思的那个词语！而在许多我们相当熟悉的作品里，甚至一个盲人的手指从那上面摸过时，也会被各种用滥了的词语和意识所划伤。因为对自我力量的胆怯，对集体写作的认同，那些已成为职业写手的被冠以“作家光环”的人，就渐渐地把这写作的假象当成为写作本身。这一类的“个体写作”，作为集体写作的一个构成，从一开始就被掩埋在面具之中，写作者本人并不是通过自己的作品来认清自己，而是从众多具有类似属性的作品背后去发现的。每当他坐进大脑的反省室里聆听，也不会在那些一模一样的统一声部中，找出属于自己喉间产生的一丝半点可以辨认的渺小振动，这种写作状态，我称之为写作的未觉。
真正意义的写作，是从小的内心出发，为我们对生命的沉思寻找一个形式的过程。它需要在一严谨的法则范围内，被一种意识的结晶体有形化。生命通过我们的思维运作不断地寻找着自身的形式。但生命本身又充满流动性，它所需要的形式也就不再意味绝对的永恒。上节我专门谈到语言的尊严，它随时都需要一种人类意识的光来不断地点燃，而非一种固定写作范式所代表的黑暗。在我看来，写作中的语言，就是需要写作者给予降生的一群尚在子宫中沉睡的胎儿。然而具有集体写作特征的作品，在一问世的时候，就已长着一副老人的痴木面孔，它的生便已意味了它的死。所以有的人一辈子都在孕育中，等待着语言的降生，或者他本人这个“子宫”出口的诞生，然而有的人又极可能是个“不孕者”。
这一类写作者多半类似于手工作坊里的匠人。匠人只知道按照一种既定的样式，不断地将自己的手艺重复，尽管他也有手艺炉火纯青的那一天，但他仍然只是一个匠人——无法从手艺的外在操作上上升到心灵创造水平的匠人。而真正意义的写作所分娩的婴儿，却让人分明地感到一种鲜活而又节律的心脏的跳动。
一个严肃的，并具备一定心智水平的写作者。他从一个未觉者达到生命和写作的觉者，有如下几个阶段：
首先是自觉。所谓自觉，意味着一种有意识的写作。它是心灵被揭去那层面纱的瞬间，产生的一种震颤般的生命光弧，一闪即逝，灭而复明。那正是心智自明的最初表征。写作者突然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新生一样的清澈和喜悦，他发现自己的写作不再从属于那个外在的各种所谓写作导向、流派主张，而是涌自于他的内心，写作逐渐成为个人的秘密和隐私。在那些不为外人所知的神秘体验中，他所写下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使他一再地与自我相遇，于是他重验了自身的“名”。这种个体写作行为的回归——哪怕它也许因为人类思维的共性因素会与另一些大脑所产生的类似意念相互“撞车”，但只要这些体验和理解是绝对出自于人的内心——，对个人化的创造天性的尊重，即是写作的自觉，是对各种需要依赖于潮流引导的未觉写作行为的理清和修正。
其次，第二阶段达到的是先觉。自觉使写作者从众人的写作中分离出了自己的影子。但个体写作者由于自身的有限性，尽管他所体验和领悟到的事理对个人来讲可能是第一次，并高度个人化的，然而同时又极有可能与时代的普遍意识相同。比如说，异化问题，人的面具感，几乎每个能够自我反省的人都会意识到，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所津津乐道的个体写作的自觉性，完全可能是集体思维的一个侧面。有个曾慨叹过，在莫奈时期，同他一样优秀的画家至少有一百位，但最终人们只记住了莫奈，而那些其他人又到哪里去了呢?天才艺术家在任一时代都有着相当数量——着取觉于与生俱来的聪慧和资质，但从天才艺术家上升为伟大艺术家的却寥寥可数了。尼采曾一再地高叫：“我的时代还没有来！”这正是一个先觉者的伟大孤独。一个真正心智水平较高的人，他所洞察到的不仅仅是他那个时代，而且能够透过各种已经显现、可以感知的表象，去触摸那尚未露出形体的另一层潜在问题。这些潜在问题却又恰恰是虽然当下无所觉，而不久之后注定会成为眼前困境的。一个先觉者正是在人类尚未进入下一时期的沉睡之前，就已代替着人类先行穿越了那随之将来的噩梦。他的写作从身边的已知，探向遥知的未知，并且始终在那我们必须经过的前方，将众人静静地等待。所以他的被认可，往往不属于他本人生命所处的时代，他是下一时期昏黑黎明的寂寞敲钟人。他的先验的痛苦只有在属于他的时代到来之后，才会为别人所重验。今天，我们不正生活在尼采所描述过的那失去上帝所致成的生存无根基之中吗？在他那个世纪，他是一个人，而在这个世纪却是所有人，这就是写作精神的先觉。
前面已经谈到过，生命为了获得自身的意义，必然首先要找到一种能够将自己有形化的形式（结晶物）。写作的第三阶段，就是对形式的甄别和选择，我称之为写作的警觉。一个写作者的写作过程中，包含着无数个的一次性完成，他在不断创造的基础上，实现这语言和生命的尊严。可悲的是，个体写作很难突破他所凭依的那个艺术类别各种规则的制约，从而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响应艺术内在自律性的有限，他所选用的语言、语言的组合，其实都不是第一次的，对于平庸的或缺乏冒险突围意识的写作者来说，写作的确是一件可怕的自我湮灭的献身行为，似乎除了借助于已经被确定的形式之外，就别无选择。所以妨碍人心智水平的，不是他的学识和生命质感，而是对已知事物的妥协，一个清醒、独立的写作者，则会小心翼翼地回避那些已被各种时代浮躁症患者滥用的语言极其组合形式，选取真正能反映其内心图象的心灵语言，具有婴儿般新生力量的意义织体。在一个禅学公案里讲到，一个小和尚跟随师傅学禅，师傅每每竖起一指来示禅，小和尚于是仿效，自以为得之，师傅遂截断其指，便其再无指可竖，小和尚当下顿悟。这个公案里包含的即是我所说的警觉，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形式的警觉，是人类内心深而广的自由度。它所意味的艺术语言是有创造意义的。在精神高度自治的前提下，一种倾向于个人化、自觉、先验性质的语言。
那种所谓诗到语言或某种思想为止的说法，在我看来，并不足取。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的态度，只能意味庸者的惰怠。而同样将写作和生命视为单纯的一次性冲动行为，似乎只要做完一件事，一次努力，自己就可以自动消失，或者“勇敢”地走向尽头的死亡，留下一条流星式的轨迹作为曾经存在的标记，然而他没有看见的是，写作与生命一样是一个由无数一次性行为累加起来的持续结果。这类写作者缺乏的正是对创造自由度延伸和拓宽的能力。因此我既反对集体写作范式的平庸肤浅，也反对“天才”式的自我浪费和抵消。我相信，属于一个严肃写作者的道路，应该有如朝圣般永无终点，却只在不间断的过程之中，将整个生命作为一段征途勇敢地扑上去。那遥远的尽头，从一开始就十字架般被负载于我们的脊背，使这漫长而艰巨的精神之旅有了磨难的意味和重量。人类只有在这一类写作经历中才能看清自己，非一时的自己——整个作为“人”的这一生命形态中的自己。
3、精神面具的巨大阴影与光辉：信仰和永恒
严肃写作者面对生存现实的态度，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如何让抵抗媚俗的虚伪？在作品中，是不倦地抱怨，或者虚假地抗议，还是别的什么？艺术在这一时代早已沦为背景式的装饰和消遣，谁还会关心它是如何产生并将如何存现，更还会有谁把美丽的花环一如往日那样套向他们的颈项。艺术在一非艺术时代的地位陷落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实际上已被强制性地从外部功力关系的纠缠之中拖回到自身的干燥上来，追逐时尚，永远意味着那只写作的虚伪的手。在我们的生命中，大多数时间是死去的。只有极少片刻，因为那些具有神性光芒的照亮，才有了生的感觉。正是这宝贵的生的感觉，才使生命中大多数空白时光的等待获得了意义。通过对精神自我的沉迷与自恋，我们也就达到了对现象世界的不屑和蔑视。
然而，对于一个能扩大自己心智水平的写作者来说，除了“自觉”之外，还要做到“觉他”。不仅仅获得超越生存桎梏的个人信仰，而且要把它强有力地推展为，可以赋予整个时代以救赎意义的普遍信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度在它眼下的时代里，不是没有批判精神或能力，而是做得远远不够。勇气，体现为行动的勇气是重要且迫切的。在进行这一切之前，首先必须恢复或重寻一种能够使写作者穿越现时代，并连接人类往昔与未来的力量和凭借物。
当我开始进行面向内心的有意识写作时，我就感到了那些已先我获得自身形式的伟大写作者的存在。他们太强大了，以至于使得一代又一代觉醒者在刚刚获得自己目光的时候，就不由得自卑起来。他看见了伟大写作者作为一种精神面具的可怕阴影，横 在自己将要走去的前方。许多人对时代和生命的感知，往往并不是自己体察的结果（尽管他有自己的预感和领悟力，却找不到表达的确切出口），而是透过伟大写作者的作品来省思的，因而这种省思也是他人精神面具折射的结果，要么像所有缺乏自我肯定能力的写作者一样，投身到那阴影的弊护中去；要么去一个没有道理的地方寻找自我的路径。荷尔德林在面对这一阴影的焦虑时，也只好说：如果大师让你感到恐惧，就去师法自然。一个真正的严肃写作者，绝不能回避伟大写作之于时代的精神面具性质和作用的存在，要把他们视为一个勇敢面对精神历程的见证。我们写作开始的地方，也许正是我们结束，并需要前进的地方，或者所未曾及的地方。伟大孤独者的道路正是一个生命者的坚忍之路。抚摸着这个几乎无希望的时代，必须替它所找回它所失去的一切。暴露它的黑暗、它的地狱、它的恶梦，只是途径，是使人获得“自明”、获得顿悟的“棒喝”。写作的终极使命却是希望与信仰的重临。想想看，艾略特是如何从《荒原》达到《四个四重奏》的，从时代的无情揭示者，达到倾向于永恒和信念的祷告者，艺术不是使人绝望的东西，恰恰是使人的大脑站立起来的武器。当海顿听乐队演奏他的《创世纪》，歌手们唱到：“上帝说要有光便有了光”时，不由得激动地从观众席上站起来，双手指着天空，喊道：“光，来自那里！”由此看，写作或一切艺术行为的尽头都降低（当然也可理解为上升）为单方面的膜拜。一个严肃写作者应当明白，我们与诸多先行者所沉思之物有着本质的一致，只不过存在着属于各自时代的不同尘埃和栖落点。单凭对以往各种精神碎片材料的掠夺，而不回到个人对现时代的把握，就永远找不到那属于写作者自身的生命感觉。所以，我更乐于把伟大写作者的精神面具视为一种无所不在的光辉，它们持久地漫步于精神的向上之途，使所有的孤独者都感觉到无数涌来的坚定臂膀。“上帝死了”，就让另一个上帝降生。“诸神缺席了”，就让他们从消失的地方现身，让人与自身的“名”、与通往世界的“明”、与内心的光、与面具背后的“我”而非“他”相遇，在写作中，那种弥合般完整的“一”，将让人在自己的生命体上，一再地重临那新生的喜悦和生长。
这就是一个严肃写作者的道路：穿越时代生存中人的内心无明的面具和精神之路上伟大作品阴影下的面具，在刀的锋刃，火的焰端，跳着自己血色舞蹈的道路。
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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