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尤其明显。有一阵我们中国的电影很受欢迎，在国际的电影圈子内不断获奖，但假如说中国已经是电影强国，那绝对谈不上。我现在忧虑的是什么呢？即使在好莱坞这样极其商业化的地方，它生产的也并不仅仅是消费作品，总还有一些高端的、高雅的东西，总还有那么一部分有思想、有亲情、有励志、有头脑的作品。但是我们呢？许多优秀的导演开始走无头脑的道路，追求视觉刺激，甚至有的知名导演公开撰文说，思想就是电影的垃圾。电影都是没有思想的吗？
我们有些通俗的作品，我称之为空心化的作品，它没有达到我们文化水平的平均数，更不用说高于平均数了。你追求市场当然是对的，谁不追求市场？当年理想的东西也要追求市场，你没有市场说明你不能被接受，票房在这个意义上它如同选票。但是为什么我们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就不能够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是不是我们中国的受众已经都低级庸俗到凡好东西都一律排斥的地步了呢？我看并不是这样。帕瓦罗蒂不是用歌星的那种方法，人家唱的是经典的歌剧，又高雅又有票房。为什么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不能够拿出既有比较高的文化含量又能够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东西呢？我们需要从两个角度看，一种是，我们这些文艺家的水准不足以征服观众、征服读者，你不能让人们得到真正的感动。还有一种可能，你有优秀的作品，也有优秀的人才，但是我们的市场有眼无珠，我们的媒体有眼无珠。有没有这种情况？如果有，是不是需要造就一种大众的、高端的人才，这是一种平衡。
还有一种平衡，就是在社会急剧变化当中，如何面对某些艺术品类的窘境。这个很明显，戏曲尤其明显。到现在为止，方言在逐渐消退，比如上海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不会说上海话，沪剧和很多以上海话为基础的文艺东西就要受限。广东如果不用粤语演唱粤剧，今后怎么可能还有红线女呢？苏州如果不用苏州话，评弹怎么能继续下去呢？这样一种态势，我们国家对这个也有相当的认识。昆曲已经被联合国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连海外的一些同胞对此也十分热心，最近十来年，白先勇先生致力于打造《牡丹亭》的青春版，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这些难以消除某些民族文艺样式所面临的危险，因为现在年轻人喜欢快节奏，他要热闹劲。
我们社会要有一种引领的力量 需要有公信力的奖励系统
我们现代化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不可能是别的方针，如果不搞改革开放，不搞现代化，我们就死路一条，我们就一定是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但是现代化的过程中，怎么保护我们民族这些古老的艺术形式，怎么保护我们的东西不受破坏不受损失，怎么保护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前不久我在北京看了一场民族音乐演出，它想了许多办法吸引观众，包括演员在台上带着悲情大声呼喊：“我们需要的不仅是观众，而且是尊重！”其实尊重这个东西不是邀来的，帕瓦罗蒂到世界各地演出，上台以前绝对不会讲一段“听众们，我要唱歌，请注意对我表示尊重”。其实我非常理解民族音乐渴望在今天这个时代焕发新的光彩的愿望，我也希望我们的戏曲回到徽班进京那个时代，回到杨小楼那个时代，回到当年那种辉煌的盛世。
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传媒时代，有人说这是触屏时代，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看不见的手起着巨大作用”的时代。文化体制改革正在把一大批的文学和艺术推向市场。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能够取得一种更好的质与量的平衡，外来的艺术形式与民族瑰宝的平衡，群众化大众化的文艺活动和精英的高端的文艺创作的平衡。除了销量、点击率、票房以外，我们还需要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有威信的、有学术和艺术水准的、有专业水平的强有力的文艺评估的力量、评估的体系。我们社会应该懂得，什么是感人的艺术，什么是有道德有思想的艺术，什么是“润物细无声”的艺术，什么是有智慧的艺术，有良心的艺术，有头脑的艺术。
我们有那么多的艺术学院，有那么多文学的院校和科系，有那么多社科、人文科学类的研究机构，我们还有专业的文艺团体，还有文艺的群众组织，有经费基本有保障的文联和作协，还有文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行政部门……所以我们不可能没有专家、学者，不可能没有人告诉大家什么样的作品是好的，什么样的作品是空心的，什么样的作品是糊弄人的，什么样的作品是克隆外国的，什么样的作品是一种拿不出来的阴暗丑陋的思想精神在流露。我们需要有评论家告诉大家，这个艺术家哪怕名气很大，但是他的这部作品是失败的，是文艺垃圾。需要有人告诉。现在没有了，起码是少了。现在有些写评论的都是拿了红包的，连学术都跟红包有关系。
早在1982年，我去美国，拜访左翼剧作家阿瑟·米勒，他在中国最知名的就是《推销员之死》，由英若诚先生翻译和主演。我到他康州的家里去，当时阿瑟·米勒一部新的戏正在纽约上演，所以我就说“祝贺你”。但是阿瑟·米勒忧心忡忡，皱着眉跟我说“不好办”，我说怎么不好办？他说：“因为《纽约时报》的剧评对我这个戏到现在还没有表态。”我听完以后很奇怪，这么大牌一个剧作家，他还怕《纽约时报》吗？结果果不其然，我还没离开，《纽约时报》的剧评出来，对他这个剧作给予了否定，而且成了定论，他这个戏再没翻过身来。当然《纽约时报》这个剧评到底对不对，这个被认为失败的戏会不会50年以后咸鱼翻身又大演特演起来，我都说不准，但我要说，一个成功的媒体、一个成功的学者、一个成功的专家，他一定要在这个社会上发出自己响亮的声音，这个声音有足够的诚恳、严肃，与红包毫无关系，他面对的是学术，面对的是艺术，面对的是历史，他敢于发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声音。
有了这样的评估的声音，也就会有另外一个分不开的东西：有公信力的、强有力的奖励系统。我们推动艺术进步，要敢于肯定我们应该肯定的东西，这个奖励的系统不能让市场牵着鼻子走。诺贝尔文学奖你不管对它如何评价，但它不跟着销售走，而且它专门喜欢奖励一点冷门的东西，你死活想不到的东西。比如他奖励意大利的左翼剧作家达里奥·福，被奖励者本人都不相信。更早的时候，1986年他奖励法国的作家西蒙，西蒙他是很怪异的一种文体，接受的人很少。作为一种品牌，奖励也有着对艺术、对学术、对历史的一种责任感。
不管平庸的东西、庸俗的东西乃至于低俗的东西，势力多么强大；无厘头的东西、空虚的东西、碎片化的东西、快餐式的东西多么强大，我们社会要有一种引领的力量，要有一种学术的责任心，要有一种艺术的使命感，要有人坚持不懈地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哪些作品虽然名气很大，实际上还有很远的距离；同时也要告诉大家，哪些作品虽然没有受到群众的注意，没有受到市场的注意，但是它有很宝贵的东西，有值得珍惜的东西。而且要告诉大家，我们是有所期待的。
我们的中国梦也包括文化之梦。文化之梦是我们要有上等的杰出的文学艺术家，我们要有上等的顶端的感人至深的文艺作品。我们要有耐心，我们要随时地注意，随时地寻找，要寻找瑰宝，要帮助瑰宝，要积累瑰宝。在现在这种困惑当中，起码我们还有这种愿望，还有这种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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