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莱士：跟卡夫卡一起笑
◇ 翻译：秦传安
戴维·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
我之所以愿意在公开场合讲一个我并不是很有资格讲的主题，其中一个理由是：它让我有机会给你们朗读卡夫卡的一个短篇小说，我放弃了在我的文学班里讲授这个短篇，因此也就错过了大声朗读它的机会。这个短篇的英文标题是《小寓言》：
“唉，”老鼠说，“这世界一天比一天小。刚开始的时候，它大得让我害怕，我一直跑啊跑，当我终于看到左右两边离我老远的墙壁时，我高兴坏了，可是，这些长长的墙壁很快就变得如此狭窄，我已经来到了最后的房间，那个捕鼠器就立在墙角，以至于我不得不冲进去。”“你只需改变一下方向，”猫说，然后把它吃掉了。
对我来说，试图跟大学生们一起阅读卡夫卡的一个明显挫折是：要让他们看出卡夫卡很好玩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更不用说欣赏他的逗乐方式了，这种方式跟他的短篇小说那异乎寻常的力量紧密相联。当然，因为伟大的短篇小说和伟大的笑话有很多共同之处。两者都依赖于交流——理论家们有时候称之为“言外之意”（exformation），那是一定数量的重要信息从交流中被拿掉了，却又被交流以这样一种方式所唤起，以至于在接受者心里引发了某种联想的爆发。这解释了短篇小说和笑话的效果为什么常常让人觉得突如其来、很有冲击力，就像长期塞住的阀门突然被打开一样。卡夫卡说，文学是“一把短柄斧，我们用它砸开我们内心的冰封之海。”他这话并非无感而发。伟大短篇小说的高超技艺常常被称作“压缩”也决非偶然——因为压力和释放都已经在读者的心里。卡夫卡似乎有一件事情比几乎任何人都做得更好，这就是：他以这样一种方式精心安排压力的增加，以至于它恰好就在被释放出来的那一瞬间变得不可忍受。
笑话的心理学在部分程度上解释了讲授卡夫卡的难题。我们大家都知道，要让一个笑话失去其独特的魔力，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试图解释它——比方说，指出卢·科斯特洛把“Who”（世界卫生组织）这个固有名称误解为疑问代词“who”（谁），等等。我们大家都熟悉这种解释在我们心里引起的奇特反感，这种感觉与其说是无趣，不如说是冒犯，就像有什么东西被亵渎了一样。这很像老师讲课时的感觉：让卡夫卡的一篇小说通过本科标准课程文学分析的齿轮——把情节画成图表，对符号进行解码，如此这般。当然，卡夫卡处在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上，很适合这个反讽：把他的短篇小说交给这种高效的批评机器，这样的做法在文学上无异于把花瓣扯下来，把它们粉碎，然后让粘性物质通过分光仪，为的是解释一朵玫瑰为何闻起来这般芬芳。毕竟，弗兰茨·卡夫卡是一个这样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说《波塞冬》想象了一位海神，彻底被行政性的文案工作给淹没了，以至于从未杨帆远航，也未畅游大海，他的《在流放地》把描写设想为刑罚，把酷刑设想为教诲，把最后的批评家设想为用针穿刺的耙，其致命的一击是一颗贯穿前额的尖钉。
即便对那些天才学生来说，还有一个障碍是，不像（比方说）乔伊斯或庞德的作品，卡夫卡的作品创造出来的言外之意的联想并不是互文性的（intertextual），甚至也不是历史性的。卡夫卡唤起的联想是无意识的，几乎是次原型的（sub-archetypal），是小孩子的东西，神话便源于这种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他那些最怪诞的小说称作“噩梦般的”而不是“超现实的”。更不用说卡夫卡表现出来的那种独特的好玩，深刻地不同于戏弄，而这种戏弄的神经共鸣是美国式的。事实上，卡夫卡的幽默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属于当代美国娱乐的特定形式和代码。没有递归式的文字游戏，也没有文字上的特技飞行，也很少俏皮话或尖酸刻薄的冷嘲热讽。在卡夫卡那里没有身体功能的幽默，没有黄段子，也没有风格化的努力，试图通过冒犯社会习俗来反叛。没有托马斯·品钦式的俏皮话（香蕉皮或贪婪的淋巴之类）。没有菲利普·罗斯式的色情狂，没有约翰·巴思式的元戏仿（metaparody），也没有伍迪·艾伦式的吹毛求疵。没有对现代情景剧乒乒乓乓的反转；没有早熟的儿童，没有渎神的祖父母，也没有愤世嫉俗地反叛的合作者。和美国文化最格格不入的大概是，卡夫卡笔下的权势人物决不只是空洞的小丑，而始终同时是荒谬的、吓人的和悲伤的，就像《在流放地》中的中尉。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他的风趣对美国学生来说太微妙。事实上，要在文学班上解释卡夫卡的好玩，我所想出来的、仅仅部分程度上有效的策略，便是向学生们暗示：他的幽默很大程度上其实并不微妙，或者毋宁说是反微妙的。我敢说，卡夫卡的好玩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完全按照字面来理解事实，而这些事实，我们往往当作隐喻来处理。我认为，我们一些最深切、最幽远的集体直觉似乎只有作为言说的符码才是可表达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把这些言说的符码称作“表达”的原因。那么，说到《变形记》，我可能请学生们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说某人“令人毛骨悚然”或“粗俗不堪”时，或者当我们说某人在工作中被迫“吃屎”时，我们实际上表达的是什么。或者根据下面这样一些措辞来重读《在流放地》：“tongue lashing”或“She sure tore me a new asshole”（译者注：这两个都是粗俗的美国俚语，都有“严厉斥责”的意思），或者箴言一般的“到了一定年纪，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长相负责”之类。或者根据一些修辞来理解《饥饿艺术家》，像“渴望关注”或“渴望爱”这样的比喻，或者是“自我牺牲”这样的双关语，甚或是一个天真无邪的猜测，比如“厌食”（anorexia）的语源学词根在希腊语中碰巧表示渴望。
学生们通常止于此，这已经很了不起了，但老师依然有点痛苦和内疚，因为按照隐喻的字面来理解喜剧，这一策略并没有让人理解更深刻的魔力，而正是借助这样的魔力，卡夫卡的喜剧始终也是悲剧，而悲剧始终也是一种巨大而虔敬的快乐。这通常导致一个极度痛苦的时刻，这一刻，我总是改变主意，对学生们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并警告他们（为了他们的心智和言外之意的电压）：卡夫卡的短篇小说根本不是笑话，而是有点简单和阴郁的黑色幽默，这种幽默在卡夫卡的很多个人陈述中留下了印记——像“有希望，但不是我们的希望”之类的说法——他的小说所拥有的并不是正在发生的什么事情。
相反，卡夫卡的小说所拥有的是一种怪诞的、美妙的、完全现代性的复合物。归根到底，卡夫卡的幽默——非但不是神经质的，反倒是反神经质的，是英雄般地心智健全的——是一种虔诚的幽默，不过这种虔诚的表现方式是克尔凯郭尔式的、里尔克式的和《诗篇》式的，有一种令人痛心的精神性，背对着这样一种精神性，就连弗兰纳里·奥康纳女士的血腥恩典也不免有点轻松，火刑柱上的灵魂也不免是预先设定好了。
我想，正是这一点，使得卡夫卡的风趣对某些孩子来说遥不可及，我们的文化已经把他们训练得把笑话看作娱乐，把娱乐看作慰藉。倒不是学生们不“理解”卡夫卡的幽默，而是我们已经教会他们把幽默看作是你所理解的某种东西——正像我们教会了他们把自我理解为你恰好拥有的某种东西。一点也不奇怪，他们不可能欣赏真正核心的卡夫卡式笑话——试图建立人的自我的恐怖挣扎却导致了这样一个自我：它的人性与那种恐怖挣扎密不可分。我们无休无止的、不可能实现的回家之旅，事实上就是我们的家。相信我，很难在黑板上把这个付诸文字。你可以告诉他们，他们不“理解”卡夫卡没准更好。你可以叫他们把卡夫卡的艺术想象成一扇门。我们不妨想象读者走上前来，捶打这扇门，一遍又一遍地重击，不只是想要获准进入，而是必须要进入，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我们能感觉到它，这种对进入的彻底绝望，连捶带打，连推带踢，诸如此类。最后，门开了……它朝外打开了：我们终于进入到了我们一直想进入的门内。Das ist komisch（德语：这确实很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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