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我带着兴奋，带着荣誉，也带着最高的敬意从万里之外的加拿大来到李白的故里绵阳。去年（2014）是我从事诗歌创作70周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我追求过、实验过、成功过、也失败过。一路走来，脚印历历可数。我的创作版图大概是这样：由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拥抱到八十年代对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古典诗词的回眸审视和价值的重新评估，再到九十年代试图将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中国的诗歌美学，作有机性的交融与整合，而在近二十年中，我的精神内涵和艺术风格又有了脱胎换骨的蜕变，由激进张扬而渐趋缓和平实，恬淡内敛，甚至达到空灵的境界。
我自认为，我是一个抱着梦幻飞行的宇宙游客，也是一个热爱生活，从现实中发掘超现实诗情的诗人，我是仍在路上踽踽独行，坚持数十年如一日的诗人，到了晚年我却成了一块流放海外，漂泊天涯的漂木。我这七十年不变的关键词是“坚持”，而我的核心价值就是创新。
1949年由于时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由家乡湖南独自去了台湾，我称之为“第一度流放”。40年后又因故移居加拿大，我称之为“第二度流放”。在异国我虽享受到平静安适，条件优越的生活，但总让我觉得空虚，不踏实，尤其每当黄昏出外散步时，独立苍茫，在北美辽阔的天空下，我经常像丢了魂似的感到彷徨无依，虽然强烈的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却也发现自我的定位竟是如此的暧昧虚浮。“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是一种多么凄美的境界，但面对异国的时空，不免有一种失魂落魄的孤寒，因为在形式上我已失去了祖国的地平线。湖南、台湾、温哥华，我生命中认同的对象，其焦点已模糊不清了。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流亡美国，有一次记者问他：“在异国他乡的流放生活，对你的写作有何影响？”他当时理直气壮地答道：“我托马斯曼在哪里，德国便在哪里。”你看，这话说得多么豪气干云，我虽说不出如此大气度的话，但我也毫无愧色的说过：“我洛夫在哪里，中国文化便在哪里”。有点狂妄，是不？其实不然，因为我常年游走五湖四海，永远都抱着中国文化走，与庄子、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结伴同行，中国文化使我胆气大增，使我特别感到充实而尊贵。临老远奔天涯，我虽一时割断了两岸的地缘以及政治的过去，却割不断养我育我、塑造我的人格，激励我的心智，培养我的尊严的中国历史和文化。我今天之所以能在异国安心立命，能在这诗歌遭受冷落的消费主义时代仍创作不懈，今天能够站在这领奖，接受你们的肯定和与祝贺，这都是由于有一个伟大而深厚的文化传统在引导我、支持我。
我有几句近似座右铭的话，在鼓舞我诱导我，使我一直坚守着诗歌的堡垒，例如我说：“以小我暗示大我，以有限暗示无限，”所谓“暗示”其实就是隐喻。一种象征手法，亦如佛祖的“拈花一笑”。其次我说：“诗人有时是诗的奴隶，但必须做语言的主人”，这表示创作时必须取得感信与知性的平衡点。我又说：“诗不是激情，不是表层世界的拷具。诗是一种发现，诗人不仅要写已知的世界，也要写未知的世界。”再说：“坏的诗是脑子想出来的，好的诗是在偶然中从内心流出来的。”以上我这些诗性思维似乎陈义过高，但的确是从我数十年创作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精华，也可说是我写诗的秘笈。
写诗是一种悲苦的行业，因为在这个污浊的现实中，诗人必须保持清醒和足够的自觉，否则你就无法坚守你的信念。所以我一向认为写诗不只是一种写作行为，而是一种创造，一种价值的创造。今天，浮夸而矫饰的大众文化，把重视精神内涵的精致文化逼到边缘地带之际，诗歌的式微，并未超出我们的意料。今天诗歌真的已成为一只被放逐，任其自生自灭的野狗吗？其实也未必如此悲观，只要我们能以更纯粹、更精美而深刻的小量作品来对抗浅薄的、低级趣味的一次消耗性的大量读物，何尝不可视为另一种战略性的文化颠覆。诗人是一种超越时空的纯美创造者，诗歌从来不是为了取悦大众的读物。当然，诗歌仍然需要读者，我经常自觉到，名利对诗人是一把双刃剑，多求无益，诗人梦寐以求的:一是价值，一是知音，有价值的知音更是可贵，因此这次本人和五位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汉语诗人共同获得首届“李白诗歌奖”和“李白诗歌奖”提名奖，得到评委们的公平、公正的评价和肯定，这就是“有价值的知音”的证明。
李白是中国诗歌艺术中一座屹立万世不摇的高峰，是中国文化最具象征性的最高标杆，绵阳是李白的故里，在绵阳颁赠“李白诗歌奖”确是一项最富历史意义的事件。人到晚年，本应荣辱不惊，但我这次获奖仍不免感到莫大的喜悦和幸运，因为今天我挨着李白最近，我隐隐的听到了他那来自遥远的神性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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