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喜欢天女散花的思想
喜欢从土地里钻出来的幼芽
北青艺评：书里有一篇文章，《写满字的空间是美丽的》，记录了您在“学校操场和三面围墙”上写满字的故事，其中也透露出对当下小学语文教育的不满，一个“写满字的空间”对于孩子的童年到底有多重要？
毕飞宇：我觉得很重要，这种重要性不在于能不能培养作家，而是对自由精神的养育。我出生在校园，成长在校园，就因为生活在一个可以任意书写的空间里，我获得了许多神秘的快乐。我的童年很穷，可我的童年很幸福。
都说童言无忌，可是，现在的孩子很早就接受正规教育了，还能有多少无忌？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有随意涂抹的天性，谁不希望在自家的客厅里乱写乱画呢？可我们的住房越来越好，装潢越来越考究，还有几个家长愿意让孩子在自家客厅的墙壁上乱写乱画呢？还有几个老师愿意让孩子在校园里乱写乱画呢？我想对年轻的父母说，母语是我们的语言，更是孩子们的玩具，让孩子们玩吧。
北青艺评：书中很大一部分文章都是有关阅读与写作的。其中有写到昆德拉、《朗读者》、《德伯家的苔丝》等等，也提出了很多有关文学的看法。比如《文学的拐杖》中您提出一个观点，认为今天小说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其实还是作品不够扎实，“回避小说的基本的东西，那些世俗人情。”怎么理解？
毕飞宇：我说这番话有特殊的语境，在一个时期内，我们的小说崇尚大而空的思想，我有些不以为然。思想是重要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有一些所谓的思想其实并不是思想，只是知识，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不构成关系。关于思想，我真的不喜欢天女散花，那种从天而降的东西，我所喜欢的是那种从土地里钻出来的幼芽，是自己长出来的。这就要求我们这些写作的人能够通晓世俗人情，毕竟，作家呈现思想的方式和哲学家与政治家是不同的。
在艺术和文学这个领域
达尔文主义是不存在的
北青艺评：说到80年代的“先锋探索”，至今很多评论家遗憾这个进程就这样中断了，可是作家们都不这么看，您在这本书里也谈到“先锋小说是失忆的小说。”之后的探索，才是“一个记忆回来了”？
毕飞宇：如果我没有记错，“一个记忆回来了”是余华说的，不是我。这句话很重要，它对余华来说很重要，对整个先锋小说来说也很重要。先锋小说的主要贡献就是提供了新的叙述方式，但是，无须讳言，对历史与现实而言，它是失忆的。余华说“一个记忆回来了”是一个标志，意味着那一代作家重新出发了。从文本来说就更是这样了，无论是余华、格非、苏童，他们最近几年的创作变化都特别的大，呈现出记忆“回家”的迹象。
北青艺评：在这本书里就有一篇《货真价实的古典主义》，里面您写到，“经过现代主义的洗礼，我现在迷恋的古典主义那一套。现代主义在意的是‘有意味的形式’，古典主义讲究则是‘可以感知的形式’。”您至今仍然迷恋古典主义吗？
毕飞宇：是的，我老了嘛。我读大学的时候正是现代主义在中国风起云涌的时候，因为年轻，那时候我很鄙视古典主义，自以为是自信，其实是轻狂。老实说，我对古典主义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已经是人到中年之后了，我把大学时代读过的一些古典小说又梳理了一遍，老实说，我感受到了一种恒久的魅力。艺术和文学需要革新，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在艺术和文学这个领域，达尔文主义是不存在的。我很庆幸我可以由二十多岁变成四十多岁，再由四十多岁变成五十多岁，同时也庆幸我的心智和我的年纪可以匹配。
中国文学放弃对农民的关注 那是不可思议的
北青艺评：您的小说里写了很多种类型的人物，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农民和女性，代表作比如《平原》和《玉米》，您在书中写到，“农民问题依然是个巨大的黑洞。”似乎我们写了很多，但依然还未深入，另外一方面，听到一种声音是似乎读者再也忍受不了写农民和农村了？
毕飞宇：我不知道今天的读者能不能忍受作家们去写农民，但是我要告诉你，我就是读者，我至今爱读描写农民的小说，在今天，中国农民的问题要复杂得多，他们要面对的不只有土地，也有都市。我想这样说，中国文学放弃了对农民的关注，那是不可思议的。
北青艺评：在《几次记忆深刻的写作》一文中提到《推拿》，有一段话蛮有意思的，您说“活到四十六岁，终于知道，人生最美好的滋味都在犹豫里头。”“犹豫”也是您现在的人生美学吗？
毕飞宇：我本人并不喜欢犹豫，但是，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对犹豫这种特殊的精神状态是理解的，甚至可以说充满了尊重。犹豫是什么？是人性的不确定性，是生活的复杂性。如果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斩钉截铁的，那我一定会说，那样的人生毫无乐趣。但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不能用斩钉截铁这种粗暴的方式去面对生活，生活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多姿多彩起来的，我们在幸福与快乐之余多了一些伤感、一些疼痛、一些深沉，还有更多的浮想联翩。
中国作家在海外被“追捧” 外国人并不知道
北青艺评： 在纽约书展期间，有一则消息广为流传：毕飞宇、苏童和阿乙等国内知名作家的英文图书赠书台遭遇无人问津的窘境，标题特别夸张“哪里是门可罗雀，根本是一只雀都没有。”作为当事人说一下当时的真实情况吧。
毕飞宇：我要感谢这个消息。有关现场的描写是真实的、准确的，这个消息来自纽约，我就在现场，我可以证明这一点，现场的确就是那样。
那个消息让我不舒服了没有？一点都没有。在纽约那样的地方，这能算个什么事？实事求是地说，在中国作家里头，我和苏童的海外译介算好的了，历史比较长，数量也比较多。但即使是这样，我们都有一个常识，不能因为在海外出版了几本书就自以为“享誉世界”了。你可以把过去的旧报纸翻出来看，我们从来没在国内的媒体上吹过牛。为什么我要感谢那则消息？因为那个报道反过来证明了一件事，中国文学真的没有在美国受到热烈“追捧”。不吹牛就不丢人，谁吹牛谁丢人。
对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新闻报道也很有意思。消息的来源大多来自当事人自己，要不就是当事人的自媒体，这就导致一个古怪的现象，一个中国作家在海外被“追捧”了，外国人并不知道，中国人却知道了。我只能说，这是中国文学创造的奇迹。
北青艺评：中国作家作品这些年其实在国外屡获大奖，翻译也越来越多，当然也有一些汉学家提出意见，比如葛浩文就批评中国文学“过于冗长，似乎不知见好就收的道理，把小说变成文学百科全书。”
毕飞宇：葛浩文的那番话是在华东师范大学的一次会议上讲的，我就在现场，事实上，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私下讨论过。正如每个国家的建筑风格是不一样的，东西方的小说的确也不一样。事实上，德国人觉得法国的文学浮夸，法国人觉得德国的文学刻板。小说一定有它的民族性，这真的没有什么可讨论的。
其实，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瓶颈并不在翻译，而是出版。在这个问题上，一些自我吹嘘误导了许多人，尤其误导了媒体和读者。举一个例子吧，一本书被一个语种——英语或西班牙语——翻译出版了，其实也就是一个语种。因为世界上讲英语和西班牙语的国家特别多，也许有几十个，这就导致了这本书可以在许多国家销售。是说“一个语种”呢还是说“几十个国家”呢，这就取决于你的脸皮有多厚了。我想说的是，中国文学在法国或西班牙也许还好一点，美国、英国和德国真的不容易。
汉语不是一种逻辑很强的语言
它偏于感知偏于抒情
北青艺评：我还听到过一些观点认为，中国作家的小说缺乏一种思辨能力和强大的结构能力，语言上的优点很容易被翻译遮蔽掉，您觉得呢？
毕飞宇：这个没什么，是翻译就必有流失，但是，是翻译也必有补偿。一部作品遇上怎样的翻译，这是一件听天由命的事情，我们这些写作的人大可不必太介意。在这个问题上余华是很得意的，他的语言简单，相对来说，流失就比较少。对于莫言和王安忆这样语言偏于纷繁的作家来说，流失是不可避免的——你以为我们翻译外国作家就没有流失？也有的。
中国作家的思辨能力不足，这个是有原因的。汉语本身就不是一种逻辑很强的语言，它偏于感知，偏于抒情，我们这个民族本来就不是以思辨能力见长的民族。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德国人的思辨能力强，结构能力强，但是，恕我直言，我并不十分喜爱德国的小说。我最喜欢的反而是神经质的、噼里啪啦的西班牙语文学。
北青艺评：中国文学走出去说了很多年，如何才能真正地走出去呢？
毕飞宇：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走出去其实已经很久了，要不然，莫言也不可能得诺奖。可是，最近的几年，因为国家加大了走出去的投入，花了很多钱，情况反而有些混乱。有一点中国和西方是不一样的，电影不分级，文学和通俗文学也没有显著的界限，西方却不是，他们的区分相当地严格。
和通俗文学不一样，我觉得中国的文学要想走出去，那就必须靠作家自己，好好地写，依照文学自身的流程慢慢地往前走。这个过程会比较慢，这是必须的，因为文学翻译需要大量的时间，它不可能像通俗文学那样，上半年买了版权，几个月翻译一下，下半年就出版了，通俗文学就是个故事。文学却不一样，它有语言的要求，翻译一本书的时间也许比写一本书的时间还要长。文学注定了是慢的，寂寞的。文学还是体面的，有尊严的，中国文学走出去固然重要，然而，健康地、体面地走出去更重要。如果不健康，不体面，西方的读者会误以为我们的文学原来就是那么一堆东西，这个损失将是无法弥补的。
有一件事我们都知道，非洲的孩子只看到中国的功夫电影，他们至今都以为中国人会飞。
毕飞宇的工作就是“虚构”故事。然而，在他近三十年的虚构生涯里，时常也会非虚构——写一些散文和随笔。
最近，毕飞宇首部散文随笔集《写满字的空间》正式出版。他说：“这是我的第一部散文随笔集子，散文主要靠你和生活的关系，要去感受和判断，它离作者特别近，所以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它会将你全部暴露出来。我比较害怕这个，所以散文在我眼里是比较可怕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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