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重大题材似乎已预设了主题，要在主题上有自己的发现很不容易，但也并非不能寻找到突破点。比如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写的是反腐题材。但他并没有将其写成一部在主题上中规中矩、在情节上追求戏剧性的类型化的反腐小说，他尽管高度认同党中央的决策，但同时也有自己的眼光和视角，因此小说不仅写出了当下反腐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多面性，更将其提高到了依靠文化、法律、制度进行反腐的高度上，由此揭示了当下中国的政治生态。李佩甫的《平原客》以一名副省长杀妻的案件为主线，也有陷入破案小说或反腐小说之虞，但李佩甫将其纳入到他一贯进行的关于传统农业文明在现代化进程的变异和困境的思考范畴之中，出生于农村的李德林是身居要职的高级官员，又曾经是有“小麦之父”之誉的科学家，喝过洋墨水，他人生经历的丰富性也构成了他精神的复杂性。范稳的《重庆之眼》写的是重庆大轰炸，但范稳并没有简单地将其写成一部揭露和控诉侵略罪行的小说，而是通过重庆大轰炸以及对后人的影响，反思战争与和平之间、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复杂而又辩证的关系。因此，他在小说中设置了两条线索，一条是重庆大轰炸的历史呈现，另一条是今天人们向日本政府起诉战争赔偿的诉讼。两条线索不仅将历史与现实勾连起来，而且也通过现实的诉讼直戳历史的核心。需要注意的是，预设主题会形成一种在主题上的模式化思维，而且它就像是“第二十二条军规”一样，看似不存在，却又无处不在，所以不少作品都难免留下模式化思维的痕迹。如《苍茫大地》虽然在塑造新的英雄形象上有所突破，但在处理英雄的妻子叶瑛时，完全忽视了叶瑛这一人物的悲剧性，把她写成了一个缺乏自我意识的符号性人物，只是以她来陪衬许子鹤的政治意志；又如《重庆之眼》生硬地加入地下党在重庆策反国民党飞行员的情节，这些都可以说是模式化思维留下的败笔。
作家不仅要用自己的头脑去发现主题，也要在发现中带着自己的体温。我的意思是说，作家的写作必须融入自己的情感，用自己的生命去体验世界。陆天明的《幸存者》显然是带着体温写出来的作品。小说是以自己的经历为主线，反映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思想演变。书写这段历史的小说有很多，而陆天明在回望这段历史进程中的疾风暴雨，感慨自己是一名幸存者，而这一带着体温的“幸存者”认识便成为了小说的主题。陆天明从幸存者的角度来书写每一个人物。像林辅生这位曾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恢复工作后就参加了一次“幸存者”的聚会。而谢平抱怨历史不公时，他的战友则提醒他你还活着的事实，也是在提醒他你要庆幸你是一名幸存者。不同的幸存者会有不同的生存理念。陆天明试图追问每一位幸存者，并从中寻找到人生的理想。鲁敏的《奔月》通过一个失踪者的故事去质疑现代城市的冷漠。小六因为一场车祸而成为一名失踪者，她在车祸现场捡起别人的证件以另一种身份生活在别处，这似乎实现了她内心隐秘的愿望。而小六的亲人和同事们在焦急等待小六归来的过程中也慢慢改变了自己的心理和情感。鲁敏由此发现，我们的精神信念中最缺乏的就是永恒性的东西，我们最日常的生活和情感中弥漫着不确定性。这样的主题令我们反思。但我感到不满足的是，鲁敏在讲述中是那样地冷静，她在质疑笔下的人物时，似乎没有顾及他们身上尚存的体温，这影响到小说主题的展开。我以为，鲁敏如果带着她所独有的“东坝”式温暖来体悟城市，也许会有另一番惊艳的书写。
方法变化：在处理现实上下功夫
现实主义仍然是长篇小说的主流。但今天的现实主义已经不似过去的单色调，而是变得色彩斑斓了。现实主义是最艰苦、最不能讨巧，也丝毫不能偷工减料的创作方法，它需要付出特别辛劳的思考才能触及现实的真谛，缺乏思考的作品顶多只能算是给现实拍了一张没有剪裁的照片。
在创作方法上，现实主义仍然是长篇小说的主流。但同时必须看到，今天的现实主义已经不似过去的单色调的现实主义，而是变得色彩斑斓了。这得感谢现代主义长期以来的浸染。“70后”以及更年轻的一代是在现代主义的时尚语境中开启文学之门的，如今“70后”已经成为长篇小说创作的主力，必须看到他们在创作方法上带来的新变。黄孝阳是“70后”在创作方法上极具标志性意义的一位作家。他的《众生·迷宫》并不在于其鲜明的先锋派风格，而在于他是抱着自己新的文学观去进行创作实践的。他的新的文学观是要寻找或创立一种新的小说叙述逻辑。他将知识作为小说叙述的基本单元，取代了形象在叙述中的位置。黄孝阳的小说实验让我们看到文学就像是一个悄悄膨胀的宇宙。与黄孝阳相似的是李宏伟，他的《国王与抒情诗》自如地在现实与非现实之间游走，把哲学、历史、诗意熔于一炉。赵本夫的《天漏邑》让我大吃一惊。这位能把现实主义玩得滴溜转的作家竟然完全玩起了现代派，他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处理现实。尽管他将现实加以荒诞、诡奇的处理后能够表达出更多的意义，但我还是觉得他不应该放弃他在写实上的长处。张翎的《劳燕》以鬼魂叙事开头，三个在战争中相识的男人相约死后重聚，但作者这样的设计只是为了克服写实性叙述在时空上的约束，让三位亡灵超越时空表达对同一位女人的爱与悔，小说主要还是依靠强大的现实主义细节描写完成了对一个伟大女性的塑造，是一种具有世界视野和人性深度的战争叙事。
关仁山的《金谷银山》和苗秀侠的《皖北大地》都是正面书写新农村建设的小说。当前农村一系列新的现象如三农问题、土地流转、环境保护、农民返乡等，均在两部小说中有所反映。两位作者都对农村充满了热情和真诚，这种热情和真诚浸透在字里行间，他们都试图塑造代表新农村的新型农民形象。《皖北大地》所写的农瓦房具有一种农业的工匠精神，这是被人们所忽略的可贵精神，难得的是被作者敏锐地抓住了。《金谷银山》中的范少山则是一位主动返乡的农民，关仁山在塑造这一农民形象时有意秉承柳青在《创业史》中所凝注的乡村叙述传统。这两部小说都是紧贴现实的作品，但两位作家在如何处理现实的问题上又都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如《皖北大地》将当前农村禁烧秸杆的阶段性工作作为建设新农村的核心情节，《金谷银山》将一个被确定为搬迁的白羊峪作为典型环境并将抵制搬迁作为情节起点，这样的设计显然没有扣住新农村建设的精神内涵。作家紧贴现实的热情没有错，但他们的写作也许太急了些，要把现实理解透、处理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我们对现实主义有一种误解，以为现实主义的作品最容易写，只要有了生活或者选对了题材就成功了一大半。殊不知，现实主义是一种最艰苦、最不能讨巧，也丝毫不能偷工减料的创作方法，它需要付出特别辛劳的思考才能触及现实的真谛，缺乏思考的作品顶多只能算是给现实拍了一张没有剪裁的照片而已。所幸的是，现实主义作为当代长篇小说的主流，仍然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陶纯的《浪漫沧桑》和王凯的《导弹与向日葵》是2017年军旅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两部小说都是典型的现实主义方法，同时也充分证明了思想在现实主义创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陶纯写革命战争有自己的反思。他塑造了一个特别的女性李兰贞，她竟然是为了追求浪漫爱情而投身革命，一生坎坷走来，伤痕累累，似乎最终爱情也不如意。陶纯在这个人物身上似乎寄寓了这样一层意思：爱情和革命都是浪漫的事情，既然浪漫，就无关索取，而是生命之火的燃烧。王凯写的是在沙漠中执行任务的当代军人，他对军人硬朗的生活有着感同身受的理解，也对最基层的军人有着高度的认同感。他不似以往书写英雄人物那样书写年轻的军人，因此小说中的军人形象并不“高大上”，然而他们的青春和热血是与英雄一脉相承的。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8年1月3日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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