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再次求他原谅我打断了他。
“这事，”他说，又把手放到我胳膊上，用深陷的眼睛往肩后一瞥，“不过是一年前的事。六七个月后，我才从意外的震惊中恢复过来。一天早上天刚亮，我站在门口向那红灯看去，又发现了幽灵。”他停下，直盯住我。
“它叫喊了吗？”
“没有，很平静。”
“挥手了吗？”
“没有。它紧靠光柱，双手放在脸前，像这样。”
我再次看着他的举动。那是表示哀悼的动作，我在坟墓的石像上见过这种姿势。
“你过去了吗？”
“我进屋坐下，部分原因是要集中思想，部分原因是感到发晕。我又来到门口时，天已发亮，幽灵不见了。”
“可后来什么事也没有？什么事也没发生？”
他用食指碰我胳膊两三次，每次都恐怖地点一下头：
“就在那天，一辆列车从隧道驶出时，我注意到一节客车厢里好像有不少的手和头绞在一起，什么东西挥着。我看见后及时向司机发出停车信号。他关掉发动机，立即刹车，但列车仍冲出150码或更远。我跟着跑去，听见可怕的尖叫。一位美丽的小姐在一节车厢里送命，被抬到这儿，就放在你我之间的地板上。”
我不情愿地把椅子往后退一点儿，看着他所指的地面。“是这样的，先生，是这样的。事情完全像我告诉你的这样。”
我真不知说什么好，觉得口干舌燥。接着只听见风和电线发出长长的悲号。
他继续说道：“瞧，先生，注意这个，看我是怎样困惑不安的。一周前幽灵又来了，从此它便时时出现。”
“在红灯处？”
“在‘危险灯’处。”
“它看来要干什么？”
他重复一次先前的手势，也许更凶猛剧烈：“看在上帝份上，快走开！”
他又继续说：“它使我不得安宁，极度痛苦地叫我，一叫就是好几分钟：‘下面的先生！当心！当心！’它站着向我挥手，弄响我的小铃……”
我抓住这句话问：“昨晚我在这儿时，它也弄响了你的铃，然后你走到门口？”
“弄响了两次。”
“唉，瞧，”我说，“想像使你产生多么大的误解。我眼睛盯住铃，耳朵听着铃，如果我没死，它那时是绝没有响的。不，除了在车站与你联系的正常情况下，它任何其他时候都没响。”
他摇着头，说：“我从没犯过那样的错误，先生，从没把幽灵与人的铃声混淆。幽灵发出的铃声震动得出奇，只有它才会这样，并且我也没说眼睛看得见铃子移动。我并不奇怪你没听见，不过我是听见了的。”
“你往外看时，那幽灵好像在那儿？”
“的确是在那儿。”
“两次都在？”
他断然重复：“两次都在。”
“你现在和我一起去门口看看好吗？”
他咬住下唇，似乎有些不愿意，但还是站起了身。我打开门，站在石梯上，而他站在门口。那儿是“危险灯”，那儿是阴郁的隧道口，那儿是路堑又高又湿的石墙，上面是星星。
“看见幽灵没有？”我问，尤其注意他的面容。他两眼突起，极目张望，不过我仔细往那里看时也许和他差不多。
“没有，”他回答，“它不在。”
“是的。”我说。
我们又走进屋，关上门，各自入座。我想着怎样抓住这个有利机会——如果算得上的话，可他突然以理所当然的态度说下去，十分自信，以致我们之间根本不存在论据的严肃问题，我发现自己处于最不利的境地。“现在你可以充分明白，先生，”他说，“使我烦恼不堪的问题在于：幽灵指的是什么。”
我告诉他，我也不能肯定对此很明白。
“它在警告什么？”他沉思着说，盯住炉火，时不时转向我。“有什么危险？在哪里？这条铁路什么地方会有危险？什么可怕的灾难将会发生？经过前面那两次后。这第三次是毫无疑问的了。它必然会死死地缠住我不放。我该怎么办呢？”
他掏出手帕，擦去额头因发热而冒出的汗珠。
“如果我往一方或两方发出‘危险’电报，又说不出理由，”他继续道，搓着两个手心，“我会遇到麻烦的，一点儿好处没有。他们会以为我疯了。事情会这样——电报：‘危险！当心！’回复：‘什么危险？哪里？’电报：‘不知道，不过看在上帝份上，当心！’于是他们会把我换掉，此外能做什么呢？”
他那痛苦的心让人看着太可怜。这是一个勤勤恳恳的人在受着精神折磨，被难以理解的生活职责压抑得忍无可忍。
“它第一次站在‘危险灯’下时，”他接着说，把黑头发往后拂去，两手在太阳穴上一次次擦着，万分苦恼，“为什么不告诉我哪儿会发生那事——如果一定要发生？为什么不告诉我怎样避免——如果能避免的话？它第二次来时藏着脸，为什么不告诉我‘她将送命，让她待在家里’？如果它那两次来，只为了告诉我它的警告不假，以便为第三次作准备，那为什么现在不明说，上帝保佑！我不过是这孤寂的站上一个贫穷的信号员！为什么不去找有声望、信得过且有权势的人？”
看到他这副样子，我认识到为了这个可怜的人，也为了公众的安全，我现在必须让他镇静。因此，我把我们之间一切现实或非现实的问题撇开，对他说无论谁只要是一旦履行职责，都必须干好。他至少可聊以自慰，明白自己的职责，尽管不明白那些让人迷惑的幻影。我这样做，远比说服他放弃自己的念头有效。
他镇静下来。夜越深，越要求他专注于工作，因此我凌晨两点钟离开了他。我提出在这里陪他一夜，但他拒绝了。
我爬上小路时不只一次回望那盏红灯，我不喜欢它，假如让我在它下面睡觉，我也会睡不安稳的——这些我都无可隐瞒。我也不喜欢接连发生的那两次事故，一次是小姐送命，这也无可隐瞒。
但我考虑得最多的是，既然我了解到是因他的疏漏而出的事，那么下一步该怎么行动呢？我已证实他是一个聪明机警、勤恳严格的人，可处于这样的心境，不知他能坚持多久。虽然职位次要，但责任重大。我会（比如）用自己的生命打赌，他能继续准确无误地履行职责吗？
我若把他对我说的话告诉他公司里的上司，而不先与他坦诚相见，为他指一条适当的路，便不禁产生一种背叛的感觉。所以我最终决定陪他去看一位据说在当地非常高明的医生（同时又暂时为他保守秘密），照医生说的办。他告诉过我，次日晚他将换班，日出后一两小时下班，日落后不久又上班。我已约定按时到来。
这是一个可爱的夜晚，我早早出去享受夜色美景。我穿过那深沟顶部附近的田野时，太阳尚未落下。我心想还可再走一小时，半小时往前半小时返回，那时就该去那个信号亭了。
但我没走出去，而是先来到它顶部的边缘，机械地往下看——我就是在这儿第一次看见他的。我无法形容此时的恐惧，因为就在隧道口我看见一个人影用左袖挡住眼，右臂剧烈地挥舞着。
这无名的恐惧不久便消失了，因为那的确是一个人，另外还有几个人站在不远，他似乎向他们做着刚才的姿势。“危险灯”没亮，靠着其柱子，人们用木头和帆布筑了一间低矮的小屋，我从没见过。它看来一点儿不比床大。
我情不自禁地感到出事了，忽然产生一种自责，担心由于自己撇下那人，没让人去检查或纠正他的行为，而造成致命的伤害——我以最快的速度冲下路堑。
“怎么了？”我问那些人。
“今早上信号员送了命，先生。”
“不是那个信号亭里的人吧？”
“正是，先生。”
“不是我认识的那位吧？”
“如果你认识他，先生，就会知道。”这些人中一个代表回答，一本正经地脱帽致意，提起帆布一端：“他的面容相当平静。”
“啊，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我问，当小屋又关闭时，我从一个人转向另一个人。
“他是被一辆火车撞倒的，先生。全英国没有谁比他更懂得自己的工作，可不知怎么他没离开外轨。当时正是大白天，他点亮了灯，手里还提着灯。火车从隧道里开出来时，他背对着被撞倒在地。司机在那里，他正说着情况。告诉这位先生吧，汤姆。”
司机身穿粗布黑衣，回到隧道口先前的地点。
“我在隧道里绕过弯时，先生，”他说，“看见他在尽头，好像用望远镜看到他的。已来不及减速，并且我知道他非常小心。可他好像没听见汽笛声，所以火车冲过去时我就把汽笛关了，用最大的声音喊他。”
“你是怎么说的？”
“我说：‘下面的先生！当心！当心！看在上帝份上，让开！’”
我大吃一惊。
“啊！当时真可怕，先生。我一直不停地喊，用这只胳膊挡住眼睛以免看见，用另一只胳膊一直挥到最后，可一点儿用处也没有。”
这是一次奇怪的事件，为了不把某一事件说得过长，我可以最后指出司机的警告是一种巧合——不仅是不幸的信号员向我重述的那些老缠绕他的话，而且是我自己——并非他——爱说的那些话，再有司机还做出了他模仿过的那种姿势（惟我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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