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米格尔大街》到《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我感到最大的惊奇，不是奈保尔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是他的国籍，已悄悄地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改成了大英帝国。无论是翻译者，还是出版社，在写作者的身份认定上，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尴尬。这个尴尬同样也非常客观地放在全世界的读者面前，奈保尔究竟应该算作是印度人，还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人，或者说是英国人。既都是，又都不是，我们中国人可以说这根本不重要，反正他是一个洋人，用一个含混不清的“外国”，就可以轻易地将奈保尔打发了。对于我们来说，这或许只是一个困扰外国人的问题，中国人何苦再去操心。
毫无疑问，奈保尔已经成了英语文学传统的一部分。与艾略特加入英国国籍一样，奈保尔成为英国公民，这是一种文化上的归宗。在展开“归宗”这两个字之前，我想先谈谈奈保尔说话的态度。不同的态度将会产生不同的语调，在《米格尔大街》中，奈保尔显然找到了一种属于他的叙述语调。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童年的声音加上了中年人的目光，或者说童年的视角糅合着中年的观点。虽然奈保尔写《米格尔大街》的时候，刚刚二十二岁，但是因为有良好的文学熏陶，他的语调中已洋溢着一种饱受教育的超然。这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在诉说着没文化的事情，目光冷静、清醒、无奈，因为有洞察力而一针见血，作者投身于小说之中，又忘形于小说之外。平心而论，这种写作语调本来就是天下作家的公器，只不过奈保尔利用得更好。奈保尔正是借助这部作品，找到了通往艺术迷宫的钥匙。
《米格尔大街》注定应该引人注目，不过他更重要的作品，显然是《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这无疑才是奈保尔最重要的作品，说它重要，当然不仅是因为它曾选入二十世纪一百部最佳英文小说。《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在西方更容易成为话题，对于一部重要的作品来说，话题是不可或缺的。和很多虚构作品喜欢打自传招牌一样，媒体对《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的评价，西方或是中国大陆，都着眼于它的纪实。我们被告知，这本书是以作者父亲为模特，反映了作者熟悉的殖民地生活。我不太清楚奈保尔本人如何表态，书一旦出版，他的解释就不重要。媒体需要话题，媒体不在乎作者怎么想。作为小说家同行，我更在乎奈保尔的叙述方式，更在乎他的态度和语调。对于我来说，小说就是小说，说到底还是一个怎么写的问题。曹雪芹是不是贾宝玉改变不了《红楼梦》。毕斯沃斯是不是奈保尔父亲根本不重要，重要的也许只是在“毕斯沃斯”这四个字后面加上了先生，我特地查阅原书名，发现“先生”两个字原来就有。读者在阅读时可能会忽视这两个字的存在，更多的是把这看成英语文学中的一个传统习惯，譬如菲尔丁《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书名的原文中就有“先生”，只不过萧乾先生在翻译时省略了。
“先生”两个字可以产生距离，不同的“先生”将产生不同的间离效果，现代小说中，距离产生的审美效果非同寻常。我想强调一点，在毕斯沃斯后面加上“先生”绝不是可有可无，它的意义是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叙述角度，这仿佛莫言小说《红高粱》中“我爷爷我奶奶”，是为一种叙述语气定调。有了基本语调，宏大的叙事才可能产生，才可能滔滔不绝。从《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到《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作为“先生”的这种称呼已有了一种质变的飞跃。通过这种飞跃，可以清晰地看到古典和现代之间的差异，看到小说发展的一种轨迹。虽然从外貌上看，有惊人的近似之处，可是奈保尔与菲尔丁显然是运用了不同的语调，出发点不一样，到达的目的地也不同。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先生更像鲁迅小说中的阿Q，或许问题不在以什么人为模特儿，在于如何处理作者与这些模特之间的关系。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鲁迅与我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在传统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们关怀的是别人，这是传统小说中的精华，是古典的人文精神，但是在现代小说中，“不幸”和“不争”已经由别人变成了我们自己。我们不再是高高在上，我们已没有任何做人的优势可言。现代写作情不自禁地把放大镜对准了自己，对准了自己亲爱的父亲，但是，正如所有的小说都可能是作者自传一样，所有的自传也免不了作伪。奈保尔的小说魅力恰恰在于有效地利用了这种距离，远了不行，太近也不行，如果毕斯沃斯不是奈保尔的父亲，不仅失去了话题，失去了看点，更糟糕的是还会失去亲和力。无论对于作者还是读者，离开了这种亲和力，都会导致小说失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古典小说都是客观的，现代小说都是主观的。
小说中的真伪是个无须讨论的话题，要讨论的是作者如何驾驭真和伪。文学艺术总是力图把真实的那一面展现在世界面前，假作真时真亦假，小说中的假往往是体现艺术之真的最有效手段。即使毕斯沃斯先生百分之百是奈保尔的父亲，因为在后面加了先生两个字，主观和客观的比例，已完全发生了变化。对于一个儿子来说，直呼父亲的名字，和父名后面加上先生，有着明显差别，如果不能仔细体会这种差别，就很难把握作者的苦心孤诣。因此，“先生”两个字绝不是什么可有可无的后缀，更不是随随便便的神来之笔。在父亲的名字后面加上“先生”，事实上就是给父子之间的亲和力加上一层隔膜，这层隔膜起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如作者描写米格尔大街上的芸芸众生一样，总是隔着一定距离去写。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奈保尔并不一定知道中国这句著名的古诗，然而他在写小说的时候，显然明白诗中的哲理。
奈保尔的叙述方式既古典又现代，既符合世界文学的优良传统，又因为自身的努力探索，发展和丰富了世界文学。他的尝试，实际上是所有第三世界作家应该做的事情。当然不是指文化上的简单归宗，而是如何准确和有效地展现我们自己世界的精神面貌。文学说穿就是一种态度，一种准确和有效的表达方式。奈保尔以西方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生活，换句话说，用西方人的观点说殖民地故事。有意无意之间，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反映了落后的一面，暴露了愚昧，暴露了黑暗，揭示了缺少现代教育的真相。奈保尔的艺术实践带来了一个直接后果，这就是西方人看到了奇风异俗，第三世界看到了西方人的歧视目光。奈保尔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让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不同寻常地进行了文化上的交流。
尽管奈保尔接受了典型的英国教育，继承的是狄更斯以来的英国文学传统，作品本身已成为英语优秀文体的一部分，曾多次获得包括毛姆奖、布克奖在内的多种文学奖项，并被英国女王授予“骑士”，但是所有这些，仍然改变不了他的殖民地身份。他的小说与纯粹大英帝国出身的毛姆，与吉卜林，与福斯特，与波兰裔的康拉德，有着明显的渊源和发展，但是他永远也成不了真正意义的西方人。就像我们看奈保尔是外国人一样，纯粹的西方人观点与我们也一样。奈保尔无论在文化上如何归宗，在今天或未来的文学史中如何有地位，他仍然是一个西方人眼里的外国人。
对奈保尔的接纳或许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权宜之计也可以看作是发达国家的无奈，毕竟世界文学不等同于发达国家的文学。在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学水准虽然始终占据着霸主地位，但是文化的称雄，毕竟和经济、军事不一样，世界文学永远愿意接纳有创造性的新玩意，没有新玩意的世界文学就没有活路。风水轮流传，奈保尔的幸运，在于符合世界文学的需要，迎合了潮流，并且顺利地融入主流中间。然而幸运也极可能成为不幸，奈保尔的不幸，是他很可能会受到第三世界的反对，他越成功，反对的声音可能会越大，抗议的浪潮会越高。作为一个印度人后裔，我非常吃惊他竟然敢说这样的话：我不为印度人写作，他们根本不读书。我的作品只能产生在一个文明自由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出自尚未开化的社会。除了佩服奈保尔的坦率，我更佩服他的勇气。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坦率和勇气是不可或缺的，我宁愿相信，这更多的还是一种赌气，因为事实上，尽管奈保尔不想为印度人写作，不愿意关注那些尚未开化的社会，不屑为被压迫者说话，结果也仍然是一样。态度有时候可以说明一切，有时候却什么也说明不了。写作永远是只对读书的人才有意义，文化只有在交流时才能产生火花，身为印度人的后裔，奈保尔并没有拉着自己的头发跳到地球外面去的魔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读者从作品中读到自己想见或不想见的东西，这些并不是作家的过错。阅读是一种探险，是心灵的旅游观光，是发现，从奈保尔的小说中看到第三世界的奇风异俗，看到西方人的歧视目光，只能说明奈保尔小说的丰富内涵。
奇风异俗和歧视目光都不是作者的本意，更不是写作的目的，即使没有奈保尔的小说，它们仍然也会存在。小说揭示的是我们容易忽视的那些东西，因为忽视，所以自欺欺人以为它们不存在。对奈保尔小说中作者态度的玩味，有助于我们思考创作时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要想认识庐山真面目，最好的办法就是像李白那样，早服一粒还丹仙丸，琴心三叠道初成，然后高高地飞起来，从远处往下张望。居高临下，翠影红霞，鸟飞不到，看一座山是这样，看奈保尔的小说是这样，看一个世界也是这样。
《站在金字塔尖上的人物》 | 精装 | 叶兆言 |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为作家叶兆言解读国外经典作家作品的随笔散文集，所谈论的作家既有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也有略萨、奈保尔。本文集兼具小说家的敏锐与批评家的执着，从另外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一位文学大家的私人阅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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