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一年一度最受关注的文学奖莫过于格奥尔格·毕希纳奖。此奖不针对某部作品，而是对某个作家整体创作的肯定，获奖者相当于进入当代德国文学的名人堂，成为活着的“不朽者”。2017年获此殊荣的是一位诗人，扬·瓦格纳（Jan Wagner）。在历届获奖者中，小说家居多，诗人是少数。瓦格纳1971年生于汉堡，如同当代的许多德国作家一样，科班出身，曾在汉堡大学、都柏林三一学院、柏林洪堡大学修习英美文学。2001年发表了诗歌处女作《天上的钻探实验》（Probebohrungen im Himmel），迄今为止发表了11部诗集。评委会认为他的诗歌“在与伟大诗歌传统的对话中诞生”，“既有充满游戏意味的语言之乐，又有超凡的形式把握能力，兼具音乐的感性和智性的明快”，对于诗歌而言，这样的评价几乎是无以复加了。
瓦格纳创作的特点之一，在于善于书写世间常为人所忽视的微小事物，例如收录在《十八个馅饼》中的这首诗：
蘑菇
在林中一片空地上，我们遇到它们——
穿行于黄昏的两支探险队，
彼此静默注视，充满紧张——
一群蚊虫发出电报嗡鸣。
我奶奶因蘑菇馅饼
而闻名。食谱锁进了
墓地。凡是好东西，她说，
填充你不多于它自己。
后来在厨房，我们把蘑菇
举到耳边，转动蘑菇柄，
等待里面细微的咔哒声——
那准确的密码组合。
（明迪 译）
正如他在颁奖典礼答谢辞中所说：“我写诗源自一个信念：极微小之事物也能成为诗。有眼有耳，（就能感受到）一首诗中蕴含着一些极复杂的东西，它们能够让人直接而感性地体验到美丽和晦暗。诗歌不是要与这个世界和当下背道而驰，虽然它避开那些热门的话题。我坚信，只要用尽一切语言上的可能性，无论诗歌以狗窝还是历史人物开篇，那都无所谓，因为一首成功的诗歌会邀你重新看世界、重新思考，它让你无法拒绝。”
除了写诗、主编诗集外，瓦格纳还乐于从事诗歌翻译，对于他而言，翻译也是创作。说来也巧，就在获奖公布之后，他和其他几位德语诗人一同来中国参加德国歌德学院主办的“诗人译诗人”系列活动。在南京有一场工作坊，他与本地诗人朱朱合作，相互翻译对方的诗歌。互不通对方语言的诗人，在专业译员的帮助下，尽力体会对方诗歌的内容和意蕴，试探、揣摩、猜测、理解。一首诗歌的翻译耗去整整一天，次日上台朗诵时，仍觉不满意。作为旁观者，我真切感受到了瓦格纳所说的“翻译即创作”。席间，我问其获奖的感受，诗人坦言很开心，认为这对于当代德国诗歌的创作和阅读而言也是一次很好的宣传推广。
文学、出版体现这个时代
德国的文学奖多到眼花缭乱，除了圈内人和少数文学爱好者，谁得什么奖未必能引起公众的关注。很多奖项更像是资助金——那些处于起步阶段、已经通过作品展现出实力的作家凭借这些奖金可以解决暂时的生计问题，度过一段安心创作的时光。在众多此类奖项中，沙米索奖颇为特别。该奖创办于1985年，是以德国浪漫派著名作家、用德语创作的法裔作家阿德贝尔特·封·沙米索的名字命名，旨在奖励非母语作家用德语创作发表的优秀作品，此外副奖也资助尚未发表的优秀作品，每隔几年也会向某位作家颁发终身成就奖。2007年，旅德华人作家罗令源曾获该奖资助。历届获奖者中，已有人跻身一线作家行列，如土耳其裔作家菲利顿·宰莫格鲁和匈牙利裔作家伊利亚·特罗亚诺夫。
之所以要介绍该奖，只因为2017年3月该奖项最后一次颁发，主办方博世基金会终止了这一持续了30多年的项目。2016年，停办消息一经刊出，有识之士为之叹息。移民融合问题持续困扰德国，这一奖项的存在和获奖者们无疑是对这一问题的某种积极答复。在《法兰克福汇报》的一篇特约评论中，特罗亚诺夫对该奖的停办表示震惊，认为尤其是选错了时间：“百万难民进入德国，他们会创造出自己的文学”，会给德国人带来闻所未闻的故事、体验、书写方式，在这样的进程中，沙米索奖是一个绝佳的平台。有关该奖是否有必要的讨论由来已久，批评者（也包括作家）认为，这个奖在很大程度上突出了获奖者边缘人的角色定位，与其说促进融合，倒不如说强调了归属困境。对于特罗亚诺夫提出的新移民文学前景，博世基金会项目负责人的答复是，“这样的文学还不存在，待其形成尚需时日，到了那一天，人们自会找到新的途径去扶助它”。
无论如何，最后一位获奖者阿巴斯·基德尔（Abbas Khider）还是值得祝贺。他在萨达姆统治期间多次入狱，释放后在中东多国流亡，2000年来到德国申请避难，之后在慕尼黑和波茨坦修读文学和哲学。他将德语视作新的家园，以此与自身的经历保持距离。一方面他将“逃亡、流亡、人的毁灭”视为创作的主题，另一方面他又避免书写个人的苦难，更试图在作品中将惨痛转化为欢快。在颁奖典礼上，2011年度的毕希纳奖获得者德里乌斯在致辞中如此评价这位来自伊拉克的作家：“阿巴斯·基德尔获奖当之无愧，不仅是因为他让我们直面德国式的虚伪。他的小说富有诗意，构造精巧。他让我们微笑，玩弄着那些陈词滥调，让我们惊讶于困境中的奇迹。”
2017年9月底，德国议会选举结束，组阁谈判延宕至今，新政府迟迟未能产生。相对于无所作为的看守政府，在不能确定是否重新大选的情况下，新一届的联邦议会已经开始运作。在本次大选中异军突起的选择党（AfD）一跃成为议会第三大党派，打乱了德国的党派政治格局。德国的民意在向右转吗？几年前，社会民主党政客萨拉金写了一本《德国在自取灭亡》讨论德国当下现实问题，其中涉及德国移民问题，尤其提出穆斯林背景移民的人口增长对德国未来会带来严重威胁。此书问世不久便成了畅销书，其“成功”颇能反映德国民众的心态，这也引起了公共领域内的热议。意见主流对此书持否定态度，社民党也逼迫萨拉金退党。时隔几年，又有一本书的出版激起了类似的争议。
《日耳曼的末日》是已故德国历史学家希弗勒的遗稿结集，由新右翼的安泰俄斯出版社于2017年2月推出。据出版方称，此书起印20000册，可见信心十足。此书分为四个单元，第一单元的标题成了书名，全书收录了30多篇长短不一的文章，充满修正史学的味道，以阴谋论的腔调判断史实，这一姿态与德国战后主流的反思史学背道而驰。其实书中的许多观点并不新鲜，在上世纪80年代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论战”中，右翼历史学家一派就坚持类似立场。《日耳曼的末日》的畅销得益于《明镜》周刊记者萨尔茨维德尔的推荐。作为德国最具影响力的非虚构类作品排行榜的荐书人，在6月榜单的遴选中，他将自己手中的所有分值全押在了这一本书上，这一非同寻常的举动帮助该书登上了月度最佳书榜的第九位并自此大卖。之后几个月，在亚马逊德国的非虚构类图书热销榜上，《日耳曼的末日》数度登顶。此书也一度出现在《明镜》周刊的图书排行榜上，然而不久后便消失了。在答复读者质疑时，编辑部称，此书若无萨尔茨维德尔的推荐断不会有如此影响，出于避嫌，还是让它下榜为妥。此举也引发了业内人士的非议，认为这是对公众的欺骗。
媒体热议之后，历史学家也纷纷站队表态。支持一方认为，虽然此书在论证和细节上有纰漏（毕竟是未经审定的遗稿），但细读之后还是能发现不少真知灼见的，只匆匆一瞥便对此书妄加评判是不恰当之举。反对方则认为，书中充斥着反犹主义倾向，拒绝承认德国战后对反思历史的成果。总体而言，媒体和学界的主流对此书持否定态度。但普通读者的反应却耐人寻味，以亚马逊读者留言为例，八成以上的人给了五星好评。
且不论孰是孰非，从这一“事件”中获益最大的是出版商。安泰俄斯出版社借此东风，踌躇满志地出现在去年10月的法兰克福书展之上。在一场围绕新书《与左派相处》的讨论会上，左翼人士与右翼人群发生言语交锋，并相互推搡。而在此前一天，一位听众用拳头袭击了一家左翼出版社的出版人，导致其受伤并入院治疗。这种直接冲突，在过往的法兰克福书展上极为罕见，德国社会的左右意识形态分裂日盛可见一斑。
限于篇幅和精力，2017年德国文坛还有一些书、人、事无法在此一一交代。其实过些时候，还能记住几个人、几件事？最终能留下的无非还是几本值得去读的书罢了。套用前文中不同出处的两句话来结束这篇年度总结吧：阅读不是为了逃避这个世界，躲避当下，我们可以从书中辨认出自己的模样，而后代也会从中更好地理解这个时代。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8年2月12日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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