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文学创作也就具备这种普遍性与共同性的前提。就像现在我们会阅读很多国外作品，这些作品传达的是另外世界的生活经验和人的生命体验。读俄国小说，讲的是俄国；读法国小说，讲的是法国；读西班牙小说，讲的是西班牙……当然，这些作品表达的思想、情感以及表达方式，肯定与中国有所不同。
比如说，聂鲁达写的《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其中的爱情诗和中国人写的是不一样的。唐诗里面为什么总是会写男人之间的友谊？他们是同性恋吗？有的外国人真的会这样想。但是这些差异并不会影响经典文学在世界范围的流行。所以说，文学需要特殊性，但特殊性里也要注意普遍性。可以讲求个别性、差异性，但不要过度。
我不能说自己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但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意识。文化、文学本身就是沟通工具，但如果说它过于奇特、过于讲究差异，那么它的一部分沟通功能就消解了。所以要看一个文本是否成功，那是否能够引起大部分读者的共振便是一个重要的考察面向。
实际上，文学作品，不仅仅涉及人和人的关系，因为既然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就还处于跟自然的关系中。而这一点，在我们的文学传统中，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如果要说传统中有，那么古典诗歌和古代散文中就有很多名篇。但也可以说没有，看看小说传统便知。
像《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聊斋志异》，所有这些作品，除了《西游记》没有那么明显外，其他作品都浓重地体现出中国的文化特点——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琢磨、互相算计。但是另外的那个世界呢？消失了、不见了。后来，发展到武侠小说，很多人赞叹侠义精神。可一个社会若只剩下歌颂侠义精神，那这个社会就很危险了。
这不是我说的，是老子说的。《道德经》中推崇“道”，道是一种自在、雄浑的天然状态。野马也，尘埃也，是生机勃勃的、安静自在的。但是老子说，“道”是好，但我们守不了道，既然守不了道，那么就讲到“德”，“德”是一种温和的规劝、教育。德有很多“禁忌”：规定这个不要做，那个不要做——别人包里的钱不是你的；看到漂亮的姑娘走过去但已经有男朋友，你就别想了。诸如此类。
老子是个悲观主义者，说“德”也守不住。那要怎么办呢？用强制手段——法。看到不该看的东西，把你眼睛抠下来；碰到不该碰的，把你的手剁了。可老子又说了：“法失而求之义。”即法都坚持不住之时该如何。国家在、国家有威权，且行政机构运行有效，法律才能真正地施行，才有管理效果。
若国家不能保证法律运行，只好演《三国演义》了。刘备、张飞、关羽从桃园出去，何去何从？这个世界太黑暗了，随时有人想取我的性命，随时有人想谋我钱财，随时有人想淫我妻女。国家指望不上，法指望不上，指望什么呢？——义。但是它的意义却是极其局限的。
《水浒传》中，我们歌颂李逵对宋江的忠心耿耿。江州要杀宋江了，李逵去劫法场，他是怎么劫的？一双板斧抡着开路，杀进法场。背上宋江哥哥，又是两把板斧开路，一直杀到码头，上了船。他救自己的哥哥，是义。但是，那些旁观杀人的百姓又没害你的宋江哥哥，最多想看你宋江哥哥怎么吃一刀，你一路就杀这么多人，这是干什么？这便是义，只对兄弟两肋插刀，对别人却无所不用其极，没有普遍的仁义。这是中国小说所缺失的。而今天，很多人还把武侠小说当做一种特别高级的东西，但不能否认的是这些武侠小说内含着封建腐朽的思想。
而在当下，处于现代社会中，如果还写什么义，那便仍然是封建时代。若不是写国家、现代社会，只能叫做写“江湖”。而“江湖”是不办大学的，办了大学就是为了让江湖社会变成法治社会、变成现代社会。所以在写这第二本书的时候，我就想一定要写出“现代”。但当下的现代化太物质、表面化了——跟上巴黎、米兰时装周发布的流行色，换一部新款苹果手机……现代化并非如此单薄、表层。变成充满现代性的人，才是真正的现代化。
因而不管是怎样小的题材，我也力图写出更为深层的现代意识与现代观念，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爱心。中国人长期的传统观念就是小范围的爱，只爱几个人，对绝大多数人是不爱的，已经失去了广泛地爱世界的观念。既然我们不爱世界，世界也嫌弃我们：不给我们干净的空气、干净的水、干净的土地……所以亟待提倡的现代的爱不是少数几个人的爱，而是身边有株树，我们不能不爱；身边有颗小草，我们不能不爱；身边有只鸟，我们不能不爱……因而我也在小说中展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机村史诗》中，有八十年代的另外一个角色——森林。这是我家乡的真实情况，大量的森林在不断消逝，直到1997年长江发大水，国家层面才认识到：森林不能乱砍，或不能砍掉太多。所以从1997年才开始保护长江中上游的天然环境，才开始重新恢复这些资源。
而小说的书写背景就是这一片地区及其遭遇：先是遭到大量的乱砍滥伐，包括国家的企业、私人公司、个体户，几十年里刀斧相加，毁掉了森林，也毁掉了生存环境。还好到1997年以后开始觉醒，又是当年这些拿着斧头砍伐掉森林的人、又是这些当年制定砍伐森林的政策执行人，赎罪一样，来重新恢复这些森林。有政府、有普通老百姓、也有公司机构，甚至，现在很多民间公益组织招募志愿者，参与其中，致力于在穷乡僻壤恢复自然生态。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当下亟需得到重视的，尤其对中国而言。但是中国当下的小说，写得好的小说、写得不好的小说，“自然”还是缺乏的。
我个人认为这非常重要。所以，我在小说写作的过程中，会着意重视这些方面，也希望这样的一点点努力，会让这个正确的观念慢慢渗透、影响读者的信念。所以有时候有人会说，阿来的小说有“神气”。我认为，只要很好地熟悉大自然，不仅仅把大自然当成一片风景，而是当成一个与人相伴同生的生命体，那么便能感知到“神气”了。
通常而言，一提及神，就会想到宗教，但实际上，在欧洲的古典哲学历史上，有“自然体系”的说法。说到“神气”，还有过一个故事。量子论提出之前，物理世界是充满规律的——一个细胞打开，一个原子打开，发现小的围着大的转；宇宙也是这么安排的，行星围着恒星转、卫星围着行星转、月亮围着地球转、地球围着太阳转，太阳围着宇宙银河系的中心转、整个银河系又围着宇宙更大的转。
但量子论提出后，发现量子很调皮，只管转圈，所以世界上所有东西都靠它的转圈来维持一个恒定。过去的所有东西都测得准、算得清，但量子论测不准、算不清，因为根本不知道它的下一步会走到哪。由此爱因斯坦就叫了一声：“上帝啊！”因为他原来认为只要有了广义、狭义相对论，就能把物理世界的一切说清楚了，但这足以让他的相对论理论出现缺陷。这个消息传到梵蒂冈、传到罗马，便有了“你看，爱因斯坦这么厉害的科学家都信上帝了”这样的说法。爱因斯坦不得不出来说：“亲爱的教皇，我说的不是你们贡在神坛上的上帝，我说的是斯宾洛莎说的那个充满自然神气的那个上帝。”
人本身和伟大的自然界有很大关系。人类的生命构造、情感、意志、精神，甚至肉体当中，最美好的那些方面都充满神气。这神气是什么？它是形而上特质的、崇高的、庄严的。我尝试努力在我的小说中写出这样的特质。写不写得出？我想多少写出了一些，但要言达到理想中的境界，我想还差一点。那有什么办法？创作本身就是一个遗憾的过程，只有在下一步中才能有所改变。
节选自3月26日南京师范大学讲座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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