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克奖得主理查德·弗兰纳根：讲述各种爱，以及如何忍受希望
腾讯文化特约记者 张阅
看到理查德·弗兰纳根（澳大利亚作家、2014年布克文学奖得主）那双冷静、恬淡的天蓝色眼睛，我意识到自己预想的那些采访问题抽象无趣，这位充满智慧、朴实风趣的中年人，对自己的作品认知清醒，创作道路也贴合真心。
理查德·弗兰纳根，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供图
弗兰纳根出生在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岛，像台湾之于大陆那样与澳州本土南部隔海相望，他目前依然生活这座心形岛屿之首府霍巴特。直到成人之后他才明白，在这个自然力占主导的小世界长大，是一件多么不同寻常的事，这却是他的日常生活。早年，他从非虚构写作开启文学生涯，为臭名昭著的约翰 ·弗雷德里克（John Friedrich）做过影子写手，撰写其自传《代号伊阿古：约翰·弗雷德里克的故事》（Codename Iago: The Story of John Friedrich）。2017年，他将这段经历化入《第一人称》（First Person）这本最新小说，触及青年写作者的经济困顿、道德焦虑、精神矛盾。他持续为《纽约时报》、《纽约客》等从澳大利亚到西方大国的主流媒体撰写关于文学、艺术、环境、政治的文章，2011年曾将它们结集为《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盖博先生？》（And What Do You Do, Mr Gable?）出版。
一个作家对现实世界的参与度决定他作品的广度。弗兰纳根的关注点始终是现实世界，无论是写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河流向导之死》（Death of a River Guide，1994年)、《单手掌声》（The Sound of One Hand Clapping，1997年)、《古尔德的钓鱼书》（Gould's Book of Fish: A Novel in Twelve Fish，2001年)、《欲望》（Wanting，2008年)等小说不仅为他带来连绵不断的荣誉，还领着全世界知晓塔州人或澳州本土人过去和现在是如何生活、如何思索的，了解塔州这个遥远的南地球岛屿有过什么历史。
他2014年获布克奖的《深入北方的小路》（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North，2013年)，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这部小说以澳洲军医埃文斯年轻时的一段炽热不伦恋情、成为日军俘虏后从缅甸死亡铁路线上死里逃生的磨难、战后虚空的生活这三个交错的时空，讲述包括弗兰纳根的父亲在内的那代人的生命起伏。尽管小说内容涉及其父亲身经历，弗兰纳根却在写作时不动感情，他不想流一滴泪，因为感情用事写不出好东西，会把这个本身富有力量的故事写得过于戏剧化，他只想描述他的想象。
灵魂的敏感度决定一个作家的洞察力深度。在小说快完成时，他才去日本拜访当年战俘营的健在人，控制好情绪，不动怒，尽量当他们是普通人。他父亲是一位绅士，从不提及自己遭受的暴力或表达对他人的仇恨，但他对一名守卫的态度是特例，此人残暴到曾在战后作为战犯被判处过死刑。但这个故事里的怪兽，却是一位温和、慷慨、和善、甚至有点调皮的老人，他已不记得那些暴行。弗兰纳根不知他是故意撒谎，还是只选择自己想记住的事，创造自己的记忆。他请老人扇他耳光。这在日本军营里是基本惩罚，有时他们会让澳洲战俘面对面互扇耳光，要是有人下手太轻，日本守卫会打得更重。他想知道那种感觉，即一个年轻人被掌掴的时候，只能站在那里承受，明知道这种屈辱的身体惩罚能毁掉他。老人最终被说服，打了他三个耳光，第三个耳光打得他头晕眼花，天地颠倒，墙上图片随之七零八落……他忘不了老人惊恐的表情，即便老人已忘记，他的注意力、神经、动作却记得那些暴行。
另一名战俘营守卫，是个矮小老人，有媒体想让他们合影，这处境令他尴尬。在寒冷的大风天，他们攀着肩膀拍照，老人就像做错事的小孩子，躲到他手臂下面，紧紧抓住他不放。他看起来只是个普通老人，对任何事都感到忧伤，弗兰纳根只能和他站在一起，任由他抱紧。那一刻，弗兰纳根感受到战争对每个人而言有多可怕，要么遭受痛苦，要么制造痛苦，制造痛苦的人之后所遭受的痛苦将无法终结。他认为，政治家、记者、知识分子在战争发生之前已对日本人洗脑三十年，告诉他们天皇就是一切，他们应该去做天皇要他们做的任何事，最后他们犯下滔天罪行，在中国、在死亡铁路、在其他地方做了那些可怕的事。
正是弗兰纳根在日本体会到的深深哀伤，使他将书里的幸田与中村这两名魔鬼不合人性的言行，写得逼真可信。他们在初次见面的夜里，就天皇赐予的使命、诗歌之美等问题倾谈，尤其是细致谈到，自己如何从军队训练到自我暗示，一步步把战俘当成非人的物体，任意屠杀、虐待、使用。这场谈话既展现日本人是如何在麻黄碱一般的意识形态洗脑中变成战争魔鬼的，又展现他们对美仍有依恋这种人性，甚至还有扭曲的爱。
层面丰富的人性描摹不只限于战争，还有永恒的情爱争战。那场炽热的婚外恋，即便在今天也能引发争议，但在他笔力之下，这段爱情的高度和纯度，令人相信它曾是支撑埃文斯熬过磨难的希望，也相信他的爱人只要活着，就会一直等他，真爱不会因分离而减灭一丝一毫。但这爱情对他们身边人的摧残也是巨大的，即便爱被命运斩断之后，它的后坐力依然如故。埃文斯认定“他会活在上帝不眷顾的情形下，因为爱情也是上帝不眷顾的。”这种不以道德批判描述的强烈情感，正是生活本貌。
T=腾讯文化，RF=理查德·弗兰纳根
T: 成长在塔斯马尼亚岛，与在别的地方成长，差别有多大？这种经历如何影响你的写作？
RF:澳大利亚跟中国不同，它是由不同州组成的国家，塔斯马尼亚岛是其中之一，它有不同的历史和文化。我在塔州一个边远地区长大，一个矿区小镇，道路只是泥泞小径。那里有非常古老的自然森林，现存世上最古老的植物之一就生活在山上。这些古物深深影响到我的成长。现在我跟你们坐在这所大城市，看到高楼大厦，这一切是奇迹般不同寻常的人造物。但我成长的地方，是奇迹般的自然世界，自然森林相当广袤。去那些被遗弃的矿区小镇，你会看到自然比人类更强壮更有力量。但我过去没想过这些，直到我年轻时开始旅行，看到世上其他人是如何生活的。中国人也很不同，我在二十多岁之前从未见识过人群，但中国人遍布各地。我曾在英国生活过，走到伦敦大街上，看到那么多人，我感到害怕，我从未去过那种我既不认识任何人、任何人也跟我无关的地方。当我开始尝试写小说、模仿我曾读过的那种伟大小说的时候，我写的大城市和拥挤人群都很糟，因为我从未见识过大城市和拥挤人群。我乐意写这些，但要是不懂，就写不了。要是我在上海长大，可能会写上海，但我对其他事毫无头绪，不能再模仿他人。我意识到我只能写熟悉的事，这是每个作家在特定时期都会经历的过程。
T: 请谈谈您的早年生活，您十六岁就开始工作，后来又重返校园，念完塔斯马尼亚大学之后，去牛津大学拿到历史硕士，这是怎样的过程，您又是从何时开始立志要当作家的呢？
RF:说起来很奇怪，我小时候就想当作家了，那时我才三岁，只是想做书，也做过小书。我家有六个孩子，有个姐姐去北部大城市的教师学院受训做教师，我写下字词、句子，妈妈帮我组合成小书，我再把它们送给我姐姐。现在已经忘了里面的故事，但我最开始是喜欢做书。在我长大的地方，没有作家、艺术家，你得离开，去美国，欧洲，在塔州没人做这些事。我念完书那会儿，没多少人上大学，我就找份工作，计划当个木匠，夜里写书，我一直想当作家。两年后，经济下滑，木匠也做不成，只好去上大学。我很年轻时就成了家，不得不赚钱养几个孩子，什么工作都做。我们那里不像上海，没这么多工作机会，但是可以做守卫之类的工作，没得挑，不工作的时候我就写书。
T: 那么您为何选择学习历史？
RF:我学习历史，是因为我对过去感兴趣，没人谈论过塔州那些非常糟糕的过去。过去对塔州，比对其他地方影响力更大。很多人都无法摆脱过去，有人是土著居民的后代，那些冒险者的过去也很重要，令人难忘。我第一本书是历史书，我写它是因为它能出版。就这么开始了，很简单，我就想当个作家，也没有把任何事情看得太过严肃。
T: 您出第一本小说《河流向导之死》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RF:这本书写的是我的同时代。我们塔州有很多河流，其中最有名的那条非常大，走下去要十天，人们必须雇向导才能安全地走下去。塔州以前比西澳大利亚还贫穷得多，在墨尔本和悉尼有种对塔州的偏见，说塔州人像农民，人们会觉得你没有当作家的天赋。当时我非常艰难，找不到经纪人，没有澳洲顶尖报纸愿意评论我这本小说。文学编辑说，我的小说不能归入澳洲的任何写作流派。澳洲人现在要开放得多，澳洲不同寻常的一点就是有多样性，人、环境、经历都相当多样。澳洲接受各种描写这片土地的电影、音乐、书籍，现在有很多塔州作家出头，这不再是个问题，比我当年好多了。
T: 这令人想起您之前与中国作家余华的对谈，你们与传统作家有些渊源，比如福克纳。
RF:很有乐趣，也很感人。我成长的地方没有作家，而我在写自己的故事，在你们国家，却有人读我的书。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我的书能和中国书籍一起摆在书店里，对于我这个作家来说是很荣耀的事。自己的作品被翻译成其他语言，请其他国家的读者阅读，相当美妙。活到我这把年纪，感觉到处去其他国家见各种人蛮危险的，但我一直喜欢读来自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小说，它们提醒我，我从不孤独。余华描写的那些小山村里长大的人，也可能是我的父亲、兄弟或姐妹。这是一种美好的感觉。如果我创作的书能在一名中国读者心里唤起类似感受，我会非常感激。至于福克纳的影响，游历多年，我接触过世界上很多作家，他们都成长自边远贫困地区，提到最多的作家就是福克纳。我想那是有很多原因的，福克纳影响过很多美国作家，也是影响欧洲战后作家的关键人物。我发现余华也受其影响，挺震惊的。福克纳如此重要，因为我来自我们国家最贫穷的一个省，福克纳来自美国最贫穷的一个州，我们生活的地方都是被轻视、被误解的。他的乡民有非常糟糕、黑暗的历史，我和余华也一样。这也许是我们接近的原因。我的书首次在美国发行时，第一个大获畅销的地方就是福克纳的故乡，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最美妙的事情之一。两年前，我在那边被授予密西西比州牛津的荣誉市民，太棒了。
T: 您为何喜欢写《古尔德的钓鱼书》、《欲望》这样的历史故事？
RF:任何小说甚至电影，看似在讲过去的事，其实是在说现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人去看莎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他们会认为这是他们自己的故事。我写的终归是关于人类的故事，人们恋爱时做些什么，怎么互相伤害，互相帮助，这些是我真正的主题，其余都是搭建舞台。我有时写关于当代的书，有时写关于过去的书，但我想，时日终结那刻，所有的书都是当代的，只是故事。我们不会说荷马是历史诗人，因为我们知道他说的也是我们，我写的书也如此。
T: 您在故事里延续着战争、爱情、暴力、负罪感这些古典主题，现代作家如何在现代小说中翻新这些老生常谈的主题？
RF:现代小说会有不同的行文风格，叙述角色的方式，当代人的思考角度，讲述故事碎片化，等等。我认为那些主题是永恒主题，我们会反复面对它们。有一段时间，西方作家没怎么写过战争，除了少数人从战士的某些新角度去写，但没写什么更大的事。我想我们必须要写它，多思考它，因为战争可能是发生在人身上的最大悲剧，战争不会制造好事，邪恶像幽灵一样影响整整几代人。
T: 请谈谈《深入北方的小路》里“暴力永恒，也是伟大而唯一的现实，胜过它所创造的文明。”这个观点。
RF:我小说中有个人物是这样想的，他认为暴力可能是永恒的，是塑造一切事物的真正力量。我当然不赞同他。这本书讲的是各种不同形式的爱，但小说不是辩论，也不是表态的工具，一本书里会有些强烈争锋相对的观点。书里有个俳句：“今世 / 我们行走在地狱的屋顶 / 凝视繁花”，我认为那就是书的主题，世界有那么可怕，但其中也有美丽。这两面都是真实的。作家的任务，不是给读者上道德课，而是试图向他们展现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最终这本书谈论的是各种各样的爱，我有意识地将一个爱情故事放进去。不是选择写黑暗的话题，写怨恨，就要说爱是不真实的，因为人类总是有希望的。自然本性认为希望是人所承受的最残酷的折磨，它使人长久受苦，这是真实的，但同样的，没有希望，我们会死去。对我而言，最严酷的希望就是爱，所以我放了爱情故事进去，以故事的形式讲述希望，我也相信爱是真的。所以即便有人物那么想，这本书还是在讲述各种各样的爱，以及人们如何忍受希望。
T: 请问您为什么先以剧本的形式写《单手掌声》，再改成小说，最终又拍成电影，拍电影是你最初的打算吗？
RF:我当时认识一位影视圈的女士，她鼓励我，相信我能写出一部好电影，我便以此为契机去做，但我们拿不到钱拍电影。接着我花了三年时间把它改写成小说，我以为很容易，其实不是。记得我周三写完小说，寄走，周五接到电话说，我们有钱拍电影了，我要当导演拍片了。我们一结束拍片，就连夜剪辑这部片，就是这样一部电影。拍电影太严肃，太麻烦，我不喜欢被打扰，还是选择写小说吧。
T: 那您后来又去写了《澳大利亚》的剧本……
RF:我是参与了剧本创作，但那是不同体验，我的任务是帮助巴兹·鲁尔曼导演这部戏，那不是我想拍的那种电影。我对好莱坞电影很感兴趣，这很好玩，跑来跑去，像个马戏团一样。
T: 而且待遇丰厚？
RF:还不是。帮好莱坞做事，你得在大片上留名，下一部才会有高报酬。不过无所谓，好玩就行。
T:《未知的恐怖分子》（The Unknown Terrorist，2006年）可以拍成电影啊。
RF:是的。斯皮尔伯格买下来了，他想拍，但有人认为恐怖主义题材电影已经过时了，真事儿！你看，连斯皮尔伯格拍片都有麻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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