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文化特约记者 易水寒
一九七四年初夏，堂哥三午的一句话几乎影响了叶兆言的一生。
彼时，十七岁的他刚刚高中毕业，接下来的一年都在北京的祖父叶圣陶身边度过，看书很多，却不喜欢作家这个行当。
之前因为家庭关系，叶兆言对作家这一职业并不陌生，甚至有点鄙视它。“按照别人的意志去写小说，勉为其难地表达别人的思想，这起码是一点都不好玩，不仅不好玩，而且很受罪。”叶兆言后来想法发生改变，三午居功至伟。
当年，“毛头（多多）的诗”和“彭刚的画”代表着年轻人心目中的美好时尚。那种时尚是民间的、地下的、反动的，然而生气勃勃，像火焰一样猛烈燃烧。三午的诗人朋友中，来往最多的就是毛头。
时隔四十年后，已经成为著名作家的叶兆言，用刻骨铭心来形容毛头对他的影响。“毛头成了我的偶像，成了我忘却不了的梦想。我忘不了三午如何解读毛头的诗，大声地朗读着，然后十分赞叹地大喊一声：‘好，这一句，真他妈的不俗！’”
追求不俗，成为他创作的动力。
作家叶兆言，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
“极端的文学都是排他的，极端的文学都是不共戴天的。有时候，文学艺术就只是一个姿态，只是一种面对文坛的观点，姿态和观点决定了一切。”叶兆言总结说，“从最初接触文学开始，我的文学观就是反动的，就是要持之以恒地和潮流对着干，就是要拼命地做到不一样，要‘不俗’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如果要从事文学，就一定要革文学的命，捣文学的乱。”
后来当上作家倒也显得顺理成章，一九七四年毕业后，叶兆言进工厂当了钳工。四年后考入南京大学，一九八六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班，之后去出版社当编辑。“那会儿很痛苦，我认为好的书出不了，那些很烂的书的作者觉得自己牛逼轰轰，我觉得还不如自己写呢。”叶兆言回忆，当时在出版社觉得不自由，写作的欲望越来越强烈——读书时期寒、暑假的写作就能满足他，工作后发现有成为职业作家的机会，“那当然当仁不让。”
这一写，就写了三十多年，近五六百万字。
疯狂的时候，每天写十个小时，去年写《南京传》时，这样的状态就持续了二十天，当时叶兆言六十岁。“写完以后大脑已经完全缺氧，去六千步外的女儿住处时，我觉得我是飘过去的。” 预计二十三万字的书，还差四千字。在全国巡回宣传小说《刻骨铭心》时，他带了电脑，接受腾讯文化采访的当天早上，他还早早起床修改《南京传》。
除了写作，叶兆言还喜欢看NBA，但他并不打篮球，唯一的运动是每天游泳1200米。“就是为了写作，写作这么辛苦，必须有一个强劳力支撑。我游泳毫无美感，一个人很孤独的样子，很像我的写作。”
“我17岁的时候，我的堂哥三午和一些现代诗人们评价一个东西好或不好，就看这东西俗不俗。这深刻地影响到我，俗和不俗是我写作的一个标准。或者换个词，一般和不一般。我曾经也很不得意，经常被退稿，我觉得这个不重要。老是想写不一般的这种信念很重要，是我创作的动力。”写了三十年，叶兆言已经渐渐地认识到——只有两种情况，一种你明白跟风车搏斗蠢，不干了，还有一种明白这个道理，就要跟风车搏斗。他选择了后者。
“我跟读者是一种双修的关系”
腾讯文化：你的小说《刻骨铭心》开头的处理很新鲜，一方面它会让人产生陌生感，另一方面也可能让读者走掉？
叶兆言：对，读者完全可能看不下去。这牵涉到度的问题，我把写作过程也展现了出来。
小说其实有四五个开头，第一个开头，完全是一个犯罪小说的写法。用非常平静的角度，写一男一女看中了一个猎物准备去把这个人搞定。第二个开头是传统的文化写法，体现了一种文化的恐惧。第三个开头是言情小说的写法。直接从第二章开始，描述了在照相馆，一个美丽的女孩与两个男主角同时出现，很有可能是个三角故事。当然还有一个最典型的开头，就是像电视剧的开头一样，从刺杀开始，一开始就刀光剑影。
我觉得今天的写作者应该把自己和读者放在一种完全平等的位置上。有一种小说是牧师、老师视角，它跟大家讲道理。我是用一种非常小心翼翼的心情问我的读者，你同意不同意我这样的观点啊？
（对于读者而言）活得好好的，我凭什么要看你的书受教育？我的知识准备完全够了，我之所以要阅读，是因为我要享受一种美感。就像我们看打球一样，我要看那种激烈的场面而不是为了来接受教育的。
我今天其实有点着急，本来早上还有一场球赛，你来采访我就没法看了。问题的关键是你要把球打好，书写好，道理都是一样的。
腾讯文化：作家写久了，难免出现驾轻就熟的时候，这种熟是不是离俗也不远了？
叶兆言：对，我觉得这里面确实有一种文学的世故在里面。就像谈恋爱一样，你跟读者的关系是一种双修的关系，你得相信你的读者，你不给读者提供一点新鲜的东西的话，读者也会厌倦你。
一方面写作不应该考虑读者需要什么。另外一方面，我期待与我的读者像双修一样，读者在阅读我的作品时也有那种跟我写作一样的快感，他读的时候他也在琢磨。
腾讯文化：双修是指你的文本是开放的，每一个读者看到的是“他的文本”？
叶兆言：对。我自己不喜欢老老实实一页一页翻过去看书，我经常也是看看，看开头不太好玩，我就往中间跳一跳，再往后走一走。那同样我的读者也有可能是这样，所以你刚才说得很对，确实我写的是一个文本，读者阅读的时候产生的又是另外一个文本，这可以达到双修的目的，否则就没有意思了。
“我能写下去真正的动力是写作过程中的快感”
腾讯文化： NBA球员有追求总冠军的目标，你在写作上有总冠军的心吗？
叶兆言：你不能说没有，肯定每个写作者都有，但是阅读经验会告诉你答案。比如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如果回到唐朝，你会发现杜甫没有那么高的地位，但他建构了非常好的视野，最后获得了比所有人都高的位置。
其次，被遗漏也是很正常的，唐诗三百首，居然没有一首李贺的诗，没有并不证明李贺不好。有了这样一些案例，你没拿到总冠军也就不重要了。不是所有人都能拿到的，马龙就没有拿过，艾弗森也没有。你读过很多书以后，文学史上的例子足以教育你，或者足以安慰你。
腾讯文化：《刻骨铭心》在你的写作脉络里是处于什么位置，你会回头总结自己之前的创作吗？
叶兆言：那不会，写完了就完了，写小说就跟球赛一样，甚至跟做爱一样。这个事完了就完了，没有任何可谈的。球也是真打了，即使裁判不公，它已经定了。就跟做那个事一样，炮打完了就完了，没有谁老去回味怎么去打的炮。担心是会有，是不是下次打不好了，老了以后打不动了。但是没有永远在回味，那一炮打得怎么样。
腾讯文化：所以其实特别像运动员，在写的过程中全力以赴，完了就完了，至于说这个比赛输赢我认？
叶兆言：这肯定认了，结束就结束了。一本书写完，很多事就跟我没关系了。昨天他们在那儿读《刻骨铭心》，我老想，是我写的吗？所以我能写下去真正的动力是写作过程中的快感。我真心地喜欢写作，就是好这个东西。
腾讯文化：不从事写作的人可能没法体会你说的这种快感，它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叶兆言：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人生有两种选择，一是你写了一部书，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面没法写了；一个是你写了一辈子书，也没有得到任何奖；我宁愿选后者。跟打球一样，你拿过总冠军，你就拿了一次，但是你的职业生涯就一年，我打了四十岁，像卡特一样，我还在打呢。你看没拿过总冠军的卡特嗨得很啊，我觉得做卡特挺好啊。
腾讯文化：在《刻骨铭心》后记中提到之前作品《没有玻璃的花房》里面的人物，这种连接是怎么考量的？
叶兆言：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一个作家一生所有作品加在一起就是一个伟大的作品。你如果有这样的想法就会变得比较简单，那么你的勾连与不勾连其实是无法回避的。
我为什么写作会比较认真？甚至有时候自己都有一种崇高和庄严感。我觉得我以往做得还不够出色。其实我明白我没有多少读者。你看得这么仔细，也许我有点小人之心，我想是因为你要做采访。那自发阅读的人有多少？我想大概不是很多。原因是什么呢？你不能怪这个时代，你也不能怪读者，因为读者是自由的，NBA那么好，我干吗看你的小说？对吧，人很自由。
所以一个作家只有谴责自己，你做得还不够好，还不够出色，所以我写每一部作品，我都有一种对自己以往作品的拯救的心态，因为我觉得如果这部作品写好了，读者看了这以后，很可能还会去看我以往的作品。所以每一次的写作不是孤立的，是和以往的历史连在一起的。如果这本书写坏了，很可能把以往写得好的作品都给盖掉了。因为这样的原因，使得每一次写作，你不得不全力以赴，你不得不认真操作。所以我有这样一种心态，我写的时候会尽量努力。如果犯一个错误，可能会伤害你以往的作品。如果写好了，可能会给以往的作品带来拯救，这是我内心的小秘密，或者说也是我创作的动力。
（文章部分内容参考：叶兆言《无用的美好》，江苏文艺出版社）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