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已然成为时光的一个休止符。这个年度，文学的价值与力量进一步得到发挥与伸张。尤其是第八次全国作代会的召开和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让文学重重地牵引着世人的视线。在此番背景下，2011年的文学创作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答卷？从这一期开始，本版邀请专家进行集中盘点，试图勾勒出2011年的文学风貌，敬请关注。
长篇小说自2010年出版总量攀升至4000部之后，作为文学创作中的“老大”，地位更为稳固，其影响也更加突出。据悉，2011年长篇小说年产量在4300部以上。这样的一个总量构成中的新增部分，主要在于类型化的网络小说转化为纸质作品的力度增强，这使得长篇小说领域里，出现了两类写作的明显分野，一类是偏于严肃文学的传统型写作，一类是偏于通俗文学的类型化写作。两种写作各有不同的取向，也各有自己的读者。
与类型化长篇小说相比，以专业和半专业作家为主的传统型写作，因为追求内容含量与艺术成色，更为文坛内外所看重，人们也由此来观察年度长篇小说所达到的高度。就这部分创作的情形而言，2011年仍然令人惊喜。这不仅在于许多实力派作家都把主要精力投注于长篇小说创作，使得这个领域力作荟萃，还在于他们的写作，或总有进取，或每有突破，都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长篇小说艺术的不断刷新。
就2011年的传统型长篇小说来看，各种题材纷至沓来，各种写法不一而足，称得上丰繁与多样。但在梳理总的阅读印象时，一个彼此呼应的“主旋律”渐渐凸现，那就是围绕着人性与个性的探赜，集中于人生与人际的索隐。2011年的长篇小说，几乎就是“人学”主题的艺术演绎。
历史与个人
人作为“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需要生活于一定的社会环境，并要置身于一定的历史氛围。这就使人的命运与其所处的社会和时代密切相连。因此，人的命运的顺遂与坎坷，往往是观察一定的社会与时代的风向标。
作家们正是本着这样的理念，去看取人，去描写人。在他们的笔下，人作为自然与社会的统一，个性与共性的融合，既不孤单，也不孤立，这使他们的理想总与现实相缠绕，他们的命运总与时运相纠结，从而使个人的浮沉与歌哭，充满了无常与无奈，也因此具有了不同的符号性意味。
方方的《武昌城》，以1926年北伐战争武昌战役为中心事件，再现了当时的历史情境。但这部作品最让人揪心的，却是马维甫这个守城军官的无奈：他看清了攻守双方的输赢趋势，也特别同情夹在其中的无辜百姓，服从命令的军人天职使他决意顽固坚守，但城内百姓的不断死伤，尤其是表妹的身亡，让他终于动摇。当他打开城门让北伐军进城后，又觉得自己背叛了上司的信任，而革命军也因而看不起他，他忍受不了内心的纠结，结果跳城身亡。这是个失败者的故事，然而这失败，却又身不由己。一切都在于历史的演变使得他当初的选择既无出路，又无退路。
贾平凹的《古炉》，在以点代面地表现中国基层社会和乡土政治的本相时，运用了一个十分独特的视点，那就是在政治上、人格上都十分低下和卑微的小人物——狗尿苔。这个被地主婆捡来的孩子，身体本有残疾，又注定了要打入另册，在古炉村几乎被所有的人看不起。他的价值似乎就是拿上一条火绳，给抽烟的人点点火，间或被人们戏弄。这个小人物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但却连缀起了古炉村的四行八作。由细微处看人际，由低视角看人性，于是，在这个看来既不对称的关系、也不正常的视角里，格外真实地揭示出了乡村政治与乡村人性的异常风景。
严歌苓的长篇新作《陆犯焉识》，把镜头对准了一个生于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知识分子陆焉识，以他跌宕起伏的坎坷命运，来透视一个知识分子与环绕着他的社会境况的紧张关系。只懂学问、不谙世事的陆焉识，正直又正派，自尊又自傲，这种十足的书生意气使他在频仍的政治运动中辄遭厄运，因之大半生都在以“反革命犯”的身份接受劳改。当他终被释放、]获得自由，却怎么也找不到曾经的家和曾经的爱人，仍然颇显多余和倍感怅惘。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找不到自己位置的故事，更是一个知识分子被彻底放逐的故事，如果说这是一曲悲歌的话，那么，它所悲哀的，不只是陆焉识个人的乖蹇命运，显然还有陆焉识身处的那个时代。
肖克凡的《生铁开花》由“十七年”时期写起，重点抒写了“文革”时期的工厂生态与工人命运，并折射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历史进程。作者采取了以戏写人、戏中有戏的结构方式，那就是以一群高中生由“文革”初期的演出革命样板戏《沙家浜》，到因政治宣传需要集体走进华北电机厂，再到成为工人之后的渐次分化与相互纠葛，以及改革开放时期面临的种种挑战与隐痛，把当代工人的运程与当代社会的进程内在地链接起来，使得他们的成熟与浮沉、成长与进退，都分别成为工厂兴衰、时代变异的具体佐证与生动注脚。 人伦与女性
“人伦”这个出自儒家学说的概念，现在已不特指尊卑长幼之间的关系，而常用来指称以家庭天伦为基础的人与人的关系。古人云：“人伦睦，则天道顺。”极言人伦对于人道的重要。事实上，只有小家之和睦，才有大家之和谐，社会生活才能井然有序，人们才能共存共荣。
在现实人伦之中，女性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世人在看待和谈论人伦时，常常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女性的意义。因而，对于长篇小说中出现的涉及女性与人伦的描写，就分外地让人欣喜，格外地引人关注。
王安忆的《天香》由明清之际上海的申家建造“天香园”的起起伏伏，描写了刺绣的兴起与申家的沉浮，展示了明清之际的沪上风情与世间万象。但这部以小角度讲述的小故事，却透射出大视野与大格局，这是因为作者发挥出独家所长，以一个个小女人的角色来凸显了一个家族命运的变迁。申府中的女人之间的亲密疏远，实际上决定了申家的内在气韵。天地很小的女性们，切切实实地传承了民间工艺，滋润了一方水土。
孙惠芬的《秉德女人》中的秉德女人，从一开始就跌入人生的最低谷，接下来是毁灭的加速和反复。但秉德女人不管面临什么样的打击与挫折，她释放出来的总是内心深处的善。这种善让她得以继续生活下来，并且坦然接受了命运中的诸多不幸。小说在一个女人的故事中融入了社会历史的动荡，男权社会的霸道等。秉德女人的命运，既是乡村生活伦理的可能结果，也是社会历史带给她的必然结局。因而，小说由一个中国女人悲苦又倔强的人生，饱含了作者对于女性生命观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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