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春平接连发表的两个短篇小说《倔骡子关巧云》(《民族文学》第11期)和《窝边草》(《光明日报》11月23日)耐人寻味。关巧云是给市委书记开车的司机，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他的倔只是因为他不愿意屈从于权势。《窝边草》写了一个犯罪的少年魏小兔，他带着一帮人在城市里“打家劫舍”，但他却在郭玉蓉老师家里“一尘不染”，难道真的是他“兔子不吃窝边草”吗？在作家看来，事情远远要比这复杂得多。小说结束时，魏小兔在派出所里对郭玉蓉喊道：“你要相信我！”这仿佛就是对着社会喊出的一句话，让我联想起当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喊出的“救救孩子”。我以为，这两句话之间有着某种相关性，“救救孩子”在今天就要从“你要相信我”开始。我从中也体会到了两代作家的心心相印。
2010年的中篇小说《不二》让我记住了余一鸣这个名字，他在2011年又相继发表了中篇小说《入流》(《人民文学》第2期)和《放下》(《中国作家》第7期)。这三篇小说所写的生活都是乡村在走向城市化进程中所遭遇到的生活，写的是在乡村走向城市的路途上出现的新人。《不二》是写一群建筑工程队包工头的故事，他们属于来自乡村的“城里人”。《入流》是写长江上的采沙和运沙，农民将此视为通向富裕的捷径。而《放下》则是写在利益驱动下生产的无限扩张将给农村自然生态带来的可怕灾难。这几篇小说都着力于“恶”。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在社会拼命发展物质时，也养肥了人的欲望。余一鸣以真实而又陌生的细节，揭示了“恶”在当下是如何变得冠冕堂皇的。但他并不满足于将真相揭示出来，因为他发现，那些被“恶”所左右着的，以及在恶行中获取利益的人物，并不是心甘情愿地屈从于“恶”，他们的内心仍然有着伦理道德的纠结。作者在客观描述现实中的“恶”时，也担忧这些人物被“恶”完全吞噬。于是他暗自为陷入恶的泥淖中的人物设想救赎的途径。
陈继明的《北京和尚》(《人民文学》第9期)揭出了当下现实的诸多问题。而它们都与欲望无所遏制大有关系，甚至连寺庙这一佛教圣地也难以幸免。陈继明也写到了寺庙里受世俗尘埃污染的状况，但同时也期待从寺庙中寻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精神力量。他把这种期待搁置在北京和尚可乘的身上。余一鸣的《放下》以不露痕迹的方式指涉到宗教的精神信仰，而陈继明的《北京和尚》则是直接进入到寺庙的生活。
邵丽的《刘万福案件》(《人民文学》第12期)可以说仍是以“恶”为主要情节的。刘万福是个杀人犯，他拎着一把大刀，一口气砍下了两个人的脑袋。但他的“恶”竟是那样的扑朔迷离。刘万福杀人，判了死刑，但村里的人都为他鸣冤叫屈。中国有句古话：“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借用这个句式，邵丽的这篇小说在揭示了一个现实真相：“恶兮善所依，善兮恶所伏。”作家将这种现实的复杂性揭示了出来，也会让人忍不住要循着这一复杂现实的迹象去追问背后的原因。
(作者为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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