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瓦尔泽，德国小说家、剧作家。二战时曾加入纳粹德国防空部队，后曾在雷根斯堡和图宾根念书。1957年，瓦尔泽发表处女作《菲城婚事》，从此成为职业作家。他的代表作品包括《惊马奔逃》（1978年）、《迸涌的流泉》（1998年）和《批评家之死》（2002年）等。他曾获得国内外多项文学大奖，包括著名的德国书业和平奖、毕希纳奖、黑塞奖、席勒促进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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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两种语言，直接表达和间接表达的语言。克尔凯郭尔说：我们得到的知识太多，对知识的用途又知之甚少。政治和媒体让我们成为知识的占有者，文学让我们逐渐明白如何对这些知识加以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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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作家与知识分子的区别就在于，作为一个作家和文学家是间接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读者不会直接得到一个观点；知识分子是直接地表达，更强调把他的观点说出来。文学更注意的不是说出什么观点，而是强调运用什么方式去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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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关心的不是这样或者那样的社会改良。小说的诉求更大、更高、更激进。乌托邦是小说的命根子：它想让读者理解所有在小说中行动和遭受痛苦的人，也就是所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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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我小说里所有的人，即便是读者眼里的反面人物，我也喜欢他。而且我赞同人物对于这个世界的态度，我是带着爱来写所有的人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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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叙述者热爱他塑造的所有人物形象。他们身上都有他的存在。即使他们不得不做出极端可怕的事情。对我而言，这正是小说的魅力所在：即便是最邪恶的人也没有被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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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无意于控诉什么，也无意于辩解什么。它只是在表达一种生命体验。表达才是最要紧的事，表达才是可靠的信息。在小说里面，如果不讲“如何写”，“写什么”也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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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虚构的，关于写作，我只会写自己匮乏的东西，所有让我有创作欲望的东西，都是我缺乏的。每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缪斯，我的缪斯就是“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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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写作的时候，一直处于一种非常激动的状态。写作本身其实是一种“幻象”，并不是真正存在的，包括这种激动也是一种“幻象”。所以，我必须无时无刻进行自我肯定，要对自己信赖，才能够写下去，并且不断告诉自己，这种“幻象”的存在也是有意义的，否则我只能将我所有的稿纸付之一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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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涉及到历史问题的时候，我很少用公共性的语言，比如政治性的、群体性的语言，我只会用自己的语言来写作，这是非常个人化和私人化的表达。在德国，曾经有人批评我说，我是一个“把良心私有化”的人。在如何看待历史这样的问题上，我从来都是从个人的立场和角度看待一切，尽量避免大家共有的一种态度和大家共同表达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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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对历史的反思应该是自发的，而且到处都是存在并且无可避免的。但人们的反思并不是为了某种特定的情况不再发生而去反思，这应该是一种自然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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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小说才会去改良社会呢。我永远为自己写作，不为别人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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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和批评家并不是互有敌意的一对职业。每次我的书出版之后，如果能读到别人的批评性文章，我会觉得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和满足。一个作家听到的全都是赞美之词，那其实是很悲惨的，因为你从中没办法获得任何滋养——只有在批评中，你才能知道哪里还可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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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从事写作，是因为我们的生活还不够好，我希望在创作中写更好的生活，希望把生活塑造得比它本身更美。我是追求美的一个作家，你甚至可以说，我是一个美化型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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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作家来说，谎言是一种生产力，我们可以把谎言作为真话的对象去描述，而不做道德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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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怎样认识社会？说到底，在于怎样认识自己。每一个作家首先需要描绘自己，在历史中寻找自我肖像，建立与历史的关联。小说的功能大于社会批判。任何一本以社会改良为目的的小说，都是一个“善意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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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作，是因为我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模样，生活中的“匮乏”是我的缪斯。为什么我要发表？因为我想知道自己对于生活缺陷的这种体验，究竟是个体认识，还是大家都能感同身受？发表之后从读者的反映来确信，我并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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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小说的人借助其笔下的人物讲述自己的感受。他发表小说，是因为他想知道别人是否有同样的生活感受，想知道他是否孤单。读者读他的书的时候，读的是读者自己的生活。
摘自马丁·瓦尔泽的各类访谈和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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