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达莱：“美国诺奖”得主短篇新译《挑衅》

挑衅

［阿尔巴尼亚］伊斯梅尔·卡达莱 著 李焰明 译

伊斯梅尔·卡达莱

作者伊斯梅尔·卡达莱，阿尔巴尼亚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二〇〇五年，他从加西亚·马尔克斯、君特·格拉斯、索尔·贝娄、纳吉布·马哈福兹、大江健三郎五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脱颖而出，获得首届布克国际文学奖；二〇一九年十月，获美国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

译者李焰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语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法语教学三十七年，出版译著近二十部。二〇一一年出版的《深夜旅行的女人》入围第三届傅雷翻译奖。

本文选自卡达莱的短篇小说集《挑衅以及其他故事》（收入“蓝色东欧”译丛，即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这本集子由九个独立故事组成。其中《挑衅》写于一九六二年，接连于一九七二年在阿尔巴尼亚作协的杂志《十一月》上刊登，但编辑部为了获得出版权做了一些修改。法文版是根据一九七二年阿尔巴尼亚出版的作者全集翻译的。找到这篇故事的原文后，伊斯梅尔·卡达莱的阿尔巴尼亚出版商宣布出版一部对该作家的各版本进行比较研究的论著，是对一九六二年至一九七二年间出版的文本所做修改的澄清。

死者或生者，

您在第一行

就能找到我们！

一、弗雷德.科斯图里中士

挑衅尚未发生，但自早晨起就嗅到了气味。每次挑衅前，我们总是突然有一种预感，而这预感总是显得有理有据。台长命令将一部轻机枪装上弹药，以防备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直到午饭时间，挑衅并没有发生。但我们始终相信，或者几乎认定某事将要发生。

下午，我登上瞭望台，问哨兵要了望远镜。阳光灿烂，可以看到远处邻国最深处。他们的岗哨离边界很近，仅五十步之遥，能清晰听见他们的留声机和士兵哇啦哇啦的叫声。他们在欢庆圣诞节，好像是在喝酒狂欢。

时而从掩体里走出一名士兵，与一位姑娘臂挽着臂一起消失在矮树林里。这是近年来第三次士兵带姑娘来过圣诞节。我们知道这很可疑，背后必然隐藏着什么。但是，眼下什么也没有发生。运载姑娘们的卡车停在斜坡上，轮胎配备着链子。士兵们带着姑娘们隐没在矮树林里，与她们在雪中玩耍，其中一些搂搂抱抱走进中立区，就在我们边防兵的眼皮底下。这些姑娘并非都是妓女。比如上次，来的都是女大学生，是隶属国防部的多个爱国社团的成员，她们被派往这里陪士兵过平安夜或其他节日。

我离开瞭望台，回到营地。夜晚的微风吹起，天气有些凉。我走进棚屋，挨着噼啪作响的火炉坐下，第十次从口袋里取出最后的信使送来的我的一位同伴的来信。我恼火地看着小信封上贴得歪歪斜斜的邮票，再次读起信，心里却想着别的事。这么说，她订婚了，我想。也就是说，她离开火车站售票窗口那会儿，他就已经在铁道的左边等她了（小家伙们曾打碎了那里一只落地灯，我曾在那里等她），然后两人缓步离去，消失在远处老火车头后面，那里延伸着一些无用的废弃的铁轨。

我感到沮丧。我回忆起我们最美好的时光，我们的争执，我受挫的自尊，数月无信件。我没想到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她突然订婚，我则从我最好的朋友那里收到这封邮票贴得歪歪斜斜的信。

这是自己抽自己耳光啊，我心想。你不愿认错，因而损失惨重。

太阳还没有落山就听见手枪声了。我冲向我们的武器，还没等我们走到外面，别的枪声响起，伴随着爆炸声。接下来是他们的重机枪，然后是我们的重机枪，跟去年冬天完全一样。然后，一切同过去那样进行着。这是最近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挑衅。互相射击持续了很长时间。我待在战壕里，这时，我听见一个声音对我喊道：

“喂，你来指挥吧！头儿被枪杀了。”

不可能，我自言自语，不，这不可能！也许他只是受伤了。总之，这只是一次常规挑衅。也许他只是受伤了，我重复道。

然而，这不是一次常规挑衅，少校真的被杀死了。

我只是中士，却担起指挥的重任，因为二副是可以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担任指挥的。枪击声伴随着夜晚持续了很久。我们将装上弹药的机枪搬到外面哨楼前，并将哨兵人数增加了一倍。

这是一个昏暗、阴森的夜晚。对面，一切戛然而止，再也听不见嘈杂声。没有吵闹声，也没有姑娘和士兵的喊叫声，只有卡车发动机低沉的隆隆声，卡车似乎正载着姑娘们离开哨所。发动机发出噼啪声，随后消失在黑夜深处，边界突然又是一片凄凉的沉寂，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待在那个充当战壕的洞里，身边是重机枪，在探查突然降临在周边的沉寂的黑夜，我无法相信那边刚刚枪声如雷，还伴随着姑娘们恐惧的惊叫声。风最后一次带来卡车沉闷的轰鸣声，能隐约看见下方某处车灯微弱的光亮。接着又是死一般的黑暗，我无法相信从此将由我担任哨所的指挥，无法相信少校的躯体正躺在哨所里，布满子弹，在油灯微弱的光下。这是自去年秋天以来哨所第一个阵亡者，四周都能感受到死亡的可怕阴影。

下雪了。我待在战壕里，身上裹着斗篷，沉浸于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眼睛盯着那个我认为是敌人哨所的地方。然而，夜太深，什么都看不见。我没想什么别的，只是看着，我体味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安宁。仿佛安宁和黑暗降入我脑海，如雪花那样。也许这是因为错已造成，死亡已经在场，就在上方，我们的哨所里，微弱的灯光下，就在对着黑色听筒不停重复“喂，喂”的无线电话务员的身旁；也许这是因为别的什么都不会再发生。

雪还在下，密集且成毡状，这时，敌人哨所内部一道微光突然闪现。他们大概要为不小心暴露了灯光而担忧了，我想。虽下着鹅毛大雪，整个夜晚，小灯穿越黑暗依然亮着。

黎明时分，雪还在下，我穿过行李寄存处去休息一会儿，没有脱制服。

我很快就醒来了，当我透过窗户看见硕大的雪花平静地飘扬着，突然，一切又清晰地回到我脑海。早晨，天气阴沉，天空很低，好像马上就要落到地面摔碎。守夜的哨兵躺在床上打盹，炉膛里的火噼啪作响，我闻到了熟悉的烤面包的气味。其他士兵醒来悄然无声地在宿舍、过道和屋外来回走动。过道的油灯亮着，因为天色阴暗，少校的尸体就横在过道中间，覆盖着他那件斗篷。医生躺在尸体旁，他两天前到这里，是来给我们接种疫苗的。

“喂，喂……”过道尽头，无线电话务员压低嗓音不停地重复道。我下了命令，然后坐在死者旁边的凳子上。我吸着烟，看着两个士兵将重机枪搬回屋里并掸去轮子上的雪。我思绪混乱、头脑迟钝。我们三次接到电话，说运载少校的尸体和医生的车已经出发，或许晚上才能到，因为路况不好，且我们所处的地方海拔高达2500米。

白天的时光就这样在安静而无聊的气氛中消磨。雪一刻不停地下着，厚度快要超过成年人的身高了。士兵们继续清扫积雪，从哨所直到瞭望台和警卫塔之间挖了一条深沟。

另一边则是乏味的安静。只有那一动不动坚守岗位的观测员，不时小口呷着某东西。

下午起了风暴。一切变得昏暗，没有时钟的话，我们根本无法辨认出真正的夜晚降临。有人电话通知我们，因道路被雪封住，汽车折回了。这我早预料到了。我们在最偏僻的岗哨，这在冬天很常见。最糟糕的是，夜里停电了。可能是某处的电线在风暴中受损。我很担忧。这种天气，根本没法做任何修缮。电话很少出故障，但这次，不好说，因为在这样的天气，用无线电话联络几乎是不可能的。

整个夜晚，话务员对着麦克风“喂，喂”地喊，少校的尸体躺在过道里，被油灯的微光照着。另一边，又是一片沉寂；远处的小灯亮了一夜。一大早，他们在雪地里埋了一个人。电话线还是断的，显然，汽车今天不会再来了。对面也一样，没有丝毫动静。

我决定埋葬少校。哨楼前，我们挖了一个洞，将他的尸体放进结冰的地里。然后我们朝空中发射一枚子弹，用土把他盖起来并将他的军帽放在小坟丘上。

第二天，一切被雪覆盖。这天早上，雪是那么耀眼，那么洁白，显然，雪的下面不可能有污泥，更不可能有尸体。

这是我度过的最不寻常的平安夜。没有明信片，没有信，没有电报。我们在过道中间插了一株可怜的杉树枝，上面点缀着一些白棉花。漫天雪花将我们隔离，我们开始对这无情的、冰冷的白色灾难表示反感。但是，为了迎合传统，我们必须在新年的杉树枝上重新塑造它的形象。

士兵们顺着哨塔陆陆续续重新聚集到一起，我们在油灯的微光下喝了一点儿茴香酒。哨塔和巡逻队每两小时换人，只有医生、厨子和我一直在桌旁。不时地，我觉得电话会突然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铃声，打破沉寂。然而，它还是待在角落里赌气，我们看着自己的影子在墙上和天花板上移动。

时而，我又想起她来。此刻也许她正与别人欢度新年，那里一定灯火辉煌、热闹非凡，也许她是幸福的。至于医生和厨子，他们正陷入沉思，神色茫然。

医生抽着烟，一支接一支，在这个偏僻的角落，也许他正在思考那将自己与世界隔离的不幸的意外事件，而某处，他的妻子和孩子正不安地等着他。

我试图想象她和那人在一起的情形，他们微笑着坐在桌旁的样子，就像一年前我俩在一起那样。此刻，那边，一切应该和去年一样。午夜的钟声敲响十二下，也许，按照习俗，市中心会停电，仅一秒钟而已；可我们这里，一切都还一样。我们没与其他地区的电网连接，还在用油灯，哨兵手里端着烛台在门口站夜岗。我们在寒冷中倚靠着大门，这是事实。我在这里，安静的过道里，距敌人仅五十步远，而她正在某处，一个灯火通明而且温暖的房间里吃喝玩乐。我突然对她以及所有与她共度佳节的人产生一种莫名的愤怒。有那么一会儿，我感觉自己在探听对方门口的脚步声——门后灯火辉煌，有欢宴，有玻璃杯碰撞的声音——但这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归根到底，我明白我并不是在关心她和她的那群朋友，而是在守护今天晚上欢度节日的二百多万居民，当然，顺便守护她和她的朋友，甚至是另一个人，一个陌生人，因为这毕竟也是我的职责。他到底怎么样？他真的爱她吗？或者，在这个订婚的故事中，自尊心和受到伤害的、折磨我的欲望也起了作用？她自尊心极强，当她得知我与中学同学狄亚娜.沃尔普斯保持通信联系时，我们发生了争执，随后，她给我寄来一封短信，说从此以后不再给我写信了，因为有狄亚娜·沃尔普斯给我写信；我也许就不需要她的信了，还说或许我难以维持“写信这需要付出大量时间的活动”，因为这会妨碍我履行“保卫共和国的责任”。

从她那里，我从未收到比这更尖刻的信了，当然，我回应的方式也很幼稚，我没有像对待一个任性的孩子那样向她解释，而是火上浇油，因为我觉得为自己辩护有失尊严。后来，她不再给我写信，我也不再给她写信。我了解她，知道她是想让我感到痛苦，然后向她道歉，但我万万没有想到这导致她与别人订婚。

我看着杉树树枝，心里默念了两次：瞧，你做到了，我感到痛苦，甚至悔恨，可这有什么用？我突然起了个念头：假装在上次挑衅中死去，将我的死讯写信告诉她，信封上歪歪斜斜贴着两张邮票，就像我收到的那封信一样。这种情况下，如果她的目的是让我痛苦，那么她会后悔吗？可是，纵然后悔，一切都已不可挽回，直到蒙昧时代，直到蒙昧时代，我重复道，但我立即想到我没有权利思考这种可能性，因为四天前我并没有被杀死。这是专门留给死人的权利。我为自己感到羞愧（我忽然被少校裹在披风里冻得僵直的躯体所触动），过了一会儿，纷乱的思绪之后，只剩下沮丧，有人将我的女友搂在怀里，而我却在远方站岗。我绝不会让自己对一个处在同样情境的人做同样的事。

不管怎么说，最好是道路早一天被封锁，我收不到这封倒霉的信，她此刻在做什么，跟谁，都无关紧要，那么我就不会在深山里感到如此孤单，院子的地下有一位我们大家敬爱的死者。当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不会腐烂，因为地面被冻住了。

我出门缓步来到瞭望台。外面黑黢黢的。对面的士兵两个钟头都没露脸。显然，他们闭门不出，只是喝酒睡觉，甚至都不派人巡逻。他们也彻底被隔离了。

生活很奇怪，我心想。一堵雪墙将我们与我们喜爱的一切切断，与敌人在一起。如此近，同时又无限遥远。

我感到寒冷刺骨，走进屋子。医生和大厨神情痴呆，双肘撑在桌子上，一句话也不说。

“长官，有人举着白旗朝我们走来。”

“什么？”

我跳了起来，冲向外面，顾不上穿披风。现在是午后。中立区，一个举着白旗的男人正向我们靠近，肩上挎着枪。另有两个带着武器的人紧跟其后。其中一位肩上搭着一件白大褂，可能是护士。他们的兵员替换不到两周时间，谁是护士，我们尚不知。

我朝密使走去，他们看见了我。护士往前走一步，用阿尔巴尼亚语喊道：

“我们有个重伤员，我们治不好。我们知道你们那边有医生，我们请求援助。”

他又摇晃起手里的白旗，我立刻有一种预感：我面临一个复杂的难题，必须立刻决断。哨兵全都看向我，然后将目光朝边界的另一边投去，手指按在扳机上。我不动声色，不知道怎么回答。护士继续晃动白旗，我试图回忆起军营规定的所有条款，但在这样的情形下只是徒劳。

“我们请求你们的医疗帮助，”护士又大声喊道。

他还说了有关“日内瓦协议”之类的话，我心想：真够倒霉的！

“我们求你们了……”护士打着手势说，再次提到“日内瓦”。

日内瓦来这里面做什么呀？我很纳闷。很多国际协议都是在那里，在日内瓦签署的，肯定也有一个针对此刻情形的协议。我确实在某处听说过类似的东西，那现在就去核实吧！真倒霉！我重复道。我从未想到自己某天会与某个国际协议打交道，且此协议如此不合时宜，既无条款也无协议书，而是在一亩冰冻之地由一国代表向驻扎在另一边的另一国代表大声喊叫的，听起来就像在为一群山羊讨价还价。

最终，我拿定主意，几乎气愤地喊道：

“把他带过来！”

他们商议了一下，接着护士向我们阵营发问：

“我们可以现在就带过去吗？”

“可以！”我大声回答。

他们走开了，我不太清楚自己刚才是不是犯了个错。

五分钟后，护士和一个士兵从哨所出来，抬着一个担架。他们朝我们走来，行走在雪地上的两腿发抖。当他们进入中立区时，突然一片死寂，这时，我发现敌方瞭望台顶端，机枪枪筒正对着我们这边。他们在“无人之地”停下，把担架直接放在地上。然后，从另一边返回，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身体转向我们。

“把担架抬过来！”我对手下的两个士兵下令。

两个士兵立即走下哨所，穿过队列，进入“无人之地”时，又是一片沉寂。他俩小心翼翼地抬起担架，隔着距离，我们听见一声哀叹。当我们发现担架上部露出一缕金发时，惊呆了。发生挑衅的那天来了一群姑娘，显然，伤者便是其中的一位。

我从未想到有一天我们会在自己的哨所为一个外国姑娘疗伤。她伤得很重，医生好不容易才将她体内的子弹取出。

姑娘悄悄哭着，头藏在被子下面，哭声很小，若不是见她眼睛红红的，真不知道她哭过。她躺在床上，神情恍惚，眼睛一连数小时盯着整齐排列在枪架上带刺刀的武器。刺刀在微弱的灯光下闪闪发光，她的脸在幽暗的光线中显得更加苍白。

打从士兵在雪地上小心翼翼地走，将伤员抬进我们领地那刻起，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觉得这个军事担架或许是第一次载着个女人，如同某个不祥的东西进入我们的领地。当我发现露在被子外面的那缕金发时，我甚至有些后悔，差点叫起来：“把她送回去，我没说可以接收女人！”但我马上又对自己说，我同意给伤员治病，也没有要求一定是个男人啊。

其实，不仅是我，当所有人发现伤员是女人的时候都惊呆了。然而，并没有发生什么离奇的事，除了二号宿舍的士兵，他们通常睡前都要讲些笑话，自从她在里面占据了一个床位后，他们便不再开玩笑了，宿舍从此一片安静。我知道让一个外国姑娘与士兵同住，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我相信我的人。

她是谁？从外表很难判断。她或许是一个轻浮的女子，就像一年半前那个夏天突然到来的那些姑娘，要不就是某爱国机构的一位女战士（去年十二月来过人）。几个寒冷的日子就这样过去了。此后，夜里能听见远处狼的吼叫声，可能是狼群在山上来回奔跑。我们不断派人沿着边界巡逻，而对面的那些人都不存在了，有时观察哨兵自己也离开塔楼。夜里，一片漆黑，他们仿佛都死了。然而，女伤员来的一周后，我被告知又有人带着一面白旗向边境走来。护士要求探访病人。我的脸沉了下来。一想到他们可能试图利用伤员潜入我们的哨所，我的头都要爆炸了。我想起一件事，一个家伙若无其事地将一颗钉子钉在一个正在施工的房子的墙上，房子造好后住进了人，他却走了，这次问题更严重。然而，接纳了伤员，我没有理由拒绝护士探望其同胞的权利。没有考虑很久（护士在无人的雪地里等着呢，冷得发抖，可怜兮兮的样子），我准许他越过边界，但是，他一到我们领地，我就命令他放下武器。他将他的冲锋枪和匕首交给我们的一个士兵，然后迅速朝哨楼走去。他脸色苍白，胡子刮得不干净，他的脸上带着酒精和烦恼的痕迹。他同女伤员聊了半个钟头，然后取回冲锋枪和匕首走了。

我伸了个懒腰，回想起我们说话的措辞。

“我们完全不知道会发生挑衅，”他低声说，“当时我们正在狂欢，谁也没想到这会在圣诞节爆发。”“确实有两个陌生人跟姑娘们在一起，但是，说实话我们一点也没有料到。”

“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就是那个走近边界，第一个朝你们哨兵开枪的那个人。”

“就是第二天凌晨你们埋葬的那个人？”

“不，那是另一个。这个陌生人的躯体被装进卡车了，就是那天晚上遣送姑娘们的卡车。您记得吗？一辆深夜出发的卡车。”

“哦，记得。”

“姑娘们唉声叹气，因为她们不愿跟一具尸体旅行。”

“那另一个呢？”

“他上车跟前面司机坐一起。”

“哦。”

“别向我打听哨所的秘密，”他又说。

“我没问题，是你自己跟我说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