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华栋：当然首先是题材的突破。我自己当编辑，看到百分之七十的稿子，题材依旧是农村题材的，很多写作者的技术也很低下，因为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作家多出自农民，大作家更是农民。而我是少数书写城市的都市作家，从观察对象是中国的中产阶层这一点上，我的这个社区人系列也是很有意思的。
读书报：熟悉你的朋友都知道，你对于外国文学的涉猎与阅读在当代作家中是很有代表性的。《社区人》的创作就融会了对约翰·厄普代克等人作品的学习和感悟。那么你觉得，作为60年代末的青年作家，与50年代出生的那批作家，比如莫言、韩少功、阎连科等相比，有哪些优劣？他们当年热衷于外国文学的学习最终似乎又回到了传统，你这么认为吗？
邱华栋：传统本来就在我身上。我是读四大名著、唐诗宋词，听奶奶讲故事和评书长大的，传统从来都在血液里。我现在依旧热衷外国文学，就在于你要随时找到镜子来看你自己。汉语小说最近三十年的发展特别巨大，但是，从写作技巧上、价值观、容量、深度上，还没有做到当年拉丁美洲文学反过来影响欧洲美国文学的地步。所以，持续地向外国文学学习，是一个作家必需的功课。你小学没毕业，就宣布回归传统了，那怎么行？当然，对于一些中国作家，比如莫言，我想也就是那么策略性地说说，人家天天在家里研究全世界的同行呢，可不能狭义地解读。假如简单来比喻的话，也许莫言、阎连科、韩少功他们是威廉·福克纳、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胡安·鲁尔弗，我和李洱、张者、王刚等人，可能会成为约翰·厄普代克、索尔·贝娄、菲利普·罗斯那样的作家，
读书报：有时候感觉你讲故事的愿望特别明显。
邱华栋：1993到1999年，我写了一个五十篇短篇小说构成的系列“时装人”，那个系列是变形、夸张和意象化、碎片化的有后现代意味的小说系列。而这个社区人系列六十篇，我有意识地在找讲故事的感觉，写得比较老实了。我想，讲故事就类似绘画里的素描，总是一个基本功。
再写十年我就难以被忽视了
读书报：从16岁起就开始发表作品，你的写作体裁宽泛，诗歌、小说、随笔、评论几乎无所不能。你觉得，这样的多面手对于自己的创作有何益处？现在还写诗吗？
邱华栋：写诗啊，不过不大发表了。写诗读诗一直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开会时写，在飞机上写，听领导讲话时写，在外地宾馆睡不着起来就写。为什么？一是诗歌便捷短小，二是诗歌可以保持你对母语的警觉与敏感。其他文体的写作是跟着兴趣走的。比如，我还写有电影研究《电影作者》、城市建筑随笔《印象北京》、20世纪西方小说家评论《静夜高颂》(三卷)等多部，都是跟着当时的兴趣在走。
读书报：你认为目前评论界存在什么问题？评论作品时，你最主要的关注点在哪里？评论家的经历是否能反作用于你的创作？
邱华栋：我不大看评论。我憎恶过于学院化的那种格式化的评论。我自己也尝试写评论，我只看作家写的评论和读书笔记。
读书报：你如何评价自己在同时代作家中的独特性？
邱华栋：对当代社会的书写、与生命共时空和文学技巧的全面性，是我的独特性。但我的独特性还不足够独特，因为，我要写的还在肚子里。再写十年就会好多了，我就难以被忽视了。
读书报：对自己的创作，你认为存在哪些问题？
邱华栋：我的问题就是我写的小说比较难以被拍摄成影视。我小说的核心都是表达现实和历史的病态，是不大好拍摄的，这决定了我在目前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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