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富有意味的还是东君的《听洪素手弹琴》。它用一种古琴般端庄素雅的语言、起伏舒缓的叙事节奏、清幽淡泊的意境，呈现了中国传统古琴的文化精髓在现代生活中的际遇。作者正是通过洪素手这个弱女子，将古琴的高洁心性演绎得不动声色，呈现出极具力度和韵味的艺术质感。
除此之外，朱日亮的《六亩地》、金仁顺的《梧桐》、陈昌平的《布局》、铁凝的《飞行酿酒师》、毕飞宇的《一九七五年的春节》、叶广芩的《后罩楼》、盛可以的《佛肚》、王秀梅的《高山流水》、郭文斌的《冬至》等，也都在日常生活的隐秘之处，通过各种丰盈的叙事，凸现了当下生存中或尖锐或温情的内在力量。 撬开无法言说的人性痼疾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短篇，看似停留在一些生命的非常态叙述中，但它们又常在种种不经意间，迅速撬开了那些无法言说的人性痼疾。它们构成了2011年短篇小说中的另一片风景。徯晗的《永动》就是如此。它讲述了一个有关心理疾病的抗争故事。由于长期奔波在不停晃动的铁路上，列车长于大海渐渐无法适应安静的家庭生活，先是失眠，继而出现幻听，导致妻子无法忍受而离婚。离妻别女后的于大海，只好一边整日生活在列车上，一边寻找自我拯救的方法。如果将飞速发展的现实视为一列火车，每一个看似时代弄潮儿的我们，是否也会成为下一个“于大海”？我想，这也许是它的另一种隐喻。
权聆的《哈代诗篇中的神秘终结》则以一种轻盈、典雅而又神秘的语调，在一种盘根错节的故事情节中，慢慢凸现了一个女人内心的嫉妒。这种嫉妒，像一根无形的藤蔓不断地伸向四周，在绞杀对手的同时，也绞杀了自己。所以，警察的娘子最终在嫉妒的折磨中疯了。张玉清的《每天一枚硬币》则叙述了一个中年男人的窥淫症。他受制于人的本能，却无法面对现实的道德律令。于是，他只能借助隐秘的手段，满足自己畸形的心理欲求。作者在整个叙事中所贯穿的一个核心目标，不是让赵正良直接去面对心理之疾，而是让他时刻提防疾病之上所负载的沉重伦理，包括因淫狎行为而有可能带来的身败名裂。
王小王的《第四个苹果》则是一篇直指人的内心之罪的锐利之作。它以三个相互交织的故事，通过不同的当事人以各自的视角，围绕着一次情杀事件，在反诘爱与恨的同时，追问了人的内心之罪。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恶魔，“每个人都是有罪的，可多数人看不到自己的罪，都敢于向别人‘砸石头’”。也正因如此，我们看到，每一个人的腰上几乎都别了一根道德的大棒，可以随时挥向他人，却独独忘记了自己。只有当真正的悲剧出现之后，人们才开始在巨大的自我折磨中学会反省。
李浩的《国王和他的疆土》通过一种寓言式的叙述，表达了两个君王之间隐秘的权术较量和人性较量。说穿了，这也是一种人性内在的隐疾，一种精神施虐的畸形心理。小说从强权开始，以无声的羞辱为手段，不断地展示了人性中的刁蛮与奸诈。类似的短篇，还有李云的《舌尖上的洛丽塔》和哈金的《作曲家和他的鹦鹉》，它们立足于明确的隐喻策略，在互喻性的叙事中，不断展示难以厘清的人性状态。
钟求是的《皈依》和王手的《西洋景》都是从现实出发，凸现了日常伦理笼罩下的生存尴尬，换言之，也体现了人性的某些痼疾。像《皈依》，就饶有意味地叙述了一对中年夫妻的精神空虚和生活的错位。同时，作者也揭示了一个被人们普遍忽略的生存镜像，那就是生活小康之后，我们如何安顿自己的灵魂。我以为，这是《皈依》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须思索的现象。《西洋景》延续了王手一贯的暧昧性叙事，耐心十足地捕捉那些两性之间的私密情态。柯依娜和龙海生为了享受偷情的愉悦，只能不断地在时间和空间上“捉漏”。随着他们频繁地“捉漏”，一幕幕“西洋景”终于在眼前打开，大学老师式的约会，男女服务员用屁股调情，车库保管醉心偷窥……从上层白领到下层民工，太多人都在为情欲奔波，但最终受到处罚的却是保管。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伦理，默许他人调情，却不容旁人窥视。
余味不足留下遗憾
回顾2011年的短篇创作，就我的阅读而言，当然也有不少的遗憾。譬如，有不少作品在叙事上颇显粗糙，作家没有尽心尽力去玩索。有些短篇的故事胚胎很不错，然而作者在驾驭结构或处理细节时，却过于轻率，使人读来难以信服。像王祥夫的《真是心乱如麻》就非常典型。一个无家可归的保姆照顾一位子女在海外的老人，有吃有住有工资，当然很满意。可是，当老人突然死去之后，保姆为了保全自己的生活，面对海外子女隔三差五的电话，居然通过简单的搪塞，与死者同居了数月。小说在叙事情节上没有提供任何较为充分的逻辑支撑，实在是有些匪夷所思。
当然，更多的短篇还是在情节的转换之处用力不够，或打磨不足，缺乏坚实的逻辑支撑。像刘荣书的《父亲的捕鱼船》、马晓丽的《杀猪的女兵》、关仁山的《镜子里的打碗花》、吴君的《十七英里》等，曾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然而，当我再度细细地品味时，总感到要么其中的一些细节处理生硬，不够自然圆润；要么在关键之处，缺少必要的情节铺设；要么在处理复杂的对抗关系时，形而上的升华能力不够，影响了作品的内蕴。如胡学文的《关系》，让人自然联想到卡尔维诺的短篇《一对夫妻的奇遇》，然而它在叙事的情感穿透力上，在人物关系的调度上，都过于戏剧化，削弱了文本应有的情感深度和内在韵致。
所谓“良工善得丹青理”。人们都明白，好的短篇，应该拥有某种丰厚绵长的“味儿”，但在实际创作中，要做到此点确非易事。像邓一光在本年度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深圳生活的短篇，包括《宝贝，我们去北大》《乘和谐号找牙》《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深圳在北纬22°27′—22°52′》《罗湖游戏》等，它们均以略显诙谐的笔触，书写了不同阶层的人们在深圳一带的生活，而且作者常常直取场景，不对人物进行来龙去脉的纠缠，借助横截面式的叙述，迅速凸现小说的内涵。但每每读来余味不足，叙事背后少了些蕴藏的内力，这多少让人有些遗憾。(洪治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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